仲维光
8月7日下午,旧金山湾区的一些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宗教人士在费利蒙市举办了国事沙龙,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围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内容进行探讨,并考察其现实意义尤其是未来对中国大陆社会转型的指导价值。旅居德国的著名华人学者仲维光先生做了专题演讲,题目是不同的民族主义——比较孙文、中共、希特勒的民族主义。
波兰的米奇尼克与捷克的哈威尔,在九零年左右开始成为我思想中共产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的楷模。哈威尔的《生活在真理中》、《致奥尔伽》两书,是八九年冬天,我在初学德语,还没有能力阅读德文书籍的时候就购买的第一本德文书。而米奇尼克的书,则是九零年夏天,一位学汉学的德国朋友,Sven-Uwe Mueller,感到我思想上和米奇尼克的相似性,而送给我的。这本书我至今放在身...
无论多么权威的专家分析预测足球的时候,最后都要加上一句,足球是圆的,以防不测;无论结局多么令人悲哀,失败者在哀叹后也会加一句,足球是圆的,来为自己分忧。足球为什么是园的?数学解,物理解,其实哲学解,神秘的人生观、宇宙观,才是最令人迷惘的“解”。
英国国家队的确很少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有超常的表现,但却绝对不是如郝海东所说,英国足球是二流,没有技术,只能打长传冲吊。
中国足球的落后,不是一个或者两个教练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问题。这个整体问题反映在足球赖以存在的土壤和空气上。也就是不仅是球员、教练这些种子和植物,而且最重要的是氛围,也就是记者、媒体、足协,乃至社会结构等问题。这个空气和土壤问题,能够说的是记者、媒体,乃至教练的意识问题,对足球认识的问题。
在《五四、马克思主义及对中国知识的问题》一文中,我从弗格林和波普的追求和研究中比较评价了被标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们的追求与反思。鉴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非常喜欢为自己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因此我们对五四的反思就不得不涉及到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问题。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引用阿隆的话,强调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是缺乏才智,就是缺乏良知。在对自由主义思想问题的认识与...
“五四”之所以著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在文化与知识方面给其后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带来的影响。然而却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知识”方面的影响,不仅改变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历史,而且彻底粉碎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为此。尽管五四后一代或者两代“主流”知识份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并且对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却也同时把他们的智力与道德,留下来供千秋评说。
认识江婴先生是我的一个运气。在生命的很多重要时刻,我有过不少运气。零六年后结识江婴先生是这些运气中的一个,尽管我至今并没有见过江婴先生,甚至连通电话也只不过是几分钟。
香港政府拒发演出签证给六名美国神韵艺术团制作人员,致使神韵在香港的演出被迫取消,此事件正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美国神韵艺术团在香港演出的主办单位香港法轮佛学会、香港大纪元时报、香港新唐人电视台,于1月31日举行大集会及大游行,强烈抗议港府配合中共胁停神韵演出,要求当局改正错误的决定。
海外著名学者仲维光1月16号就谷歌公司为确保客户利益声明考虑撤出中国一事接受了本台的采访。仲先生认为,谷歌的做法不仅为它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心,同时也真正获得了长远的商业利益。
对于谷歌声明不再协同中共过滤信息并可能退出中国市场,欧洲著名时事评论家仲维光先生1月5号表示,中共的价值观和制度一定会伤害到来华投资的西方企业的利益,这是由于西方公司自己把专制的中共在经济上养大,以至养虎为患,反受其害。
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正在德国展览的雕塑作品《收租院》是典型的党文化作品;也可以说这个题目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摒弃、反对《收租院》这样的作品。
如果如共产党所说,最近一百年共产党取得政权是影响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那么就可以更肯定地说《九评共产党》是百年中国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一部作品。
马建告诉我,德鲁的一句铭言是,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这更让我震动!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题目是——那么我们中国民众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形势呢?也就是说从八九年柏林墙的崩溃,到《九评》的出现,就是这段历史我们怎么来看呢?我在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在八九年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整个中国社会对于共产党的认识,他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直到八九年六月的时候,学生们才想下共产党那个贼船。但是就连学生们想下共产党这个贼船,共产党都是不允许的,就是说...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题目是:从柏林墙的倒塌到“九评”的出现,关于这个题目,我想跟大家分三个方面谈: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谈一下关于柏林墙倒塌的意义,我是怎么看的;第二个我想谈一下,作一个时间的横向的对比,从六四到柏林墙的倒塌,如何来看待六四和柏林墙倒塌的关系;第三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中心的一点,就是从柏林墙到“九评”。如何看待“九评”,以及“九评”五周年到今天...
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和匈牙利前总理内梅特推倒了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特制的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块,在欢呼声中,高两米五、重二十公斤的骨牌一个接一个迅速倒下去、传播下去。就像八九年那样,就像人类千百年来的历史,薪火传承、善恶对抗、天人交战,人间最终呈现的是贝多芬欢乐颂的洪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然而,那一千块骨牌却突然在一块绘有中国文字的骨牌前停了下来。
柏林墙倒塌已经二十年了。伴随时间的流逝,人们的习惯,这个历史事实似乎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实。然而柏林墙倒塌对于曾经长时间生在在铁幕后面的人,对于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民众来说,在当时却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极权主义国家出现的一百年中,任何人都不能够否认,它在价值问题上和民主社会的对立;在权力问题上它对本国,以及国际社会带来的侵略性危害。
我现在想跟大家谈一下就有关中共到今年十月一号六十周年,也就是中共暴政六十年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与知识份子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气质紧密相连的问题,所以,大约从七三年开始,中国当代知识份子问题成为我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九九零年,我到鲁尔大学马汉茂教授那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时候,它当然是我的主要题目之一。为此,我经常和马汉茂教授谈论知识份子问题。我当然是把马汉茂教授作为知识份子来看待的。这一点特别对我这个刚刚从中国出来不久的人来说,是不会...
我认识并且和马汉茂教授交往十年,如今他去世离我们而去又是十年。十年交往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些什么,十年分离又让我们感到失去了什么?这组成了我二十年,甚至可以说终生对他的怀念。
旅居德国的华人学者仲维光先生是研究当代极权主义、当代科学思想和文化问题的专家,“自由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也是BBC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员。他在4月15日应邀参加了在欧洲议会举行的关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及法轮功受迫害十周年的听证。时值“4.25”法轮功学员大规模上访十周年,他与其他著名专家学者一起全方位讨论法轮功议题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看到:第一,宗教和思想在最近六十年的中国,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掌权后,从来也没有过自由。第二,对于宗教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个人自由的镇压的惨酷程度,对中国人来说,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在传统中国社会,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一切最近十年非常典型地反映在对于法轮功信仰群体的残酷迫害镇压上。
明确了对象与方法,在讨论极权主义(Totalitaere Systeme)和专权主义(AutoritaereSysteme)制的问题之前,由于这两个概念的争论牵扯到民主与专制问题,争论的是它们在民主与专制问题中的位置。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讨论民主与专制问题。
极权主义制度(Totalitaere Systeme)还是专权主义制度(Autoritaere Systeme),也就是中国某些知识精英所说的“威权主义”问题的争论,产生于五十年代末后。其最初的争论是因为斯大林死后,“解冻”后,对共产党社会再次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对于最近二百年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和变迁在中国社会的反应,我认为,如果说中国在十九世纪遇到的问题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那一代人讨论的也是两个框架间的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有关中国文化问题讨论的发展变化,遇到的第一个节点应该说是五四。
极权主义一词,从一九二五年产生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命运就正是如此。笔者之所以在本文中特别记述的在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对它的冷淡和排斥,是因为这一切几乎是完全相同地出现在八十年代以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中。
时至今天,很多人在哀叹,我们的时代没有好的作品,事实上这些垃圾就是我们自己培植生产的。这原因不是别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共产党垃圾工厂的产物。所以我们如果不从反省自己入手,我们这些共产党社会生产的“垃圾”,接下来生产出来的更是垃圾。为此我要说的是,首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否定自己!反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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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4月19日),美国众议院推进一项价值950亿美元的立法计划,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提供援助,其中还包括了剥离或禁止TikTok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