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虚心纳谏的帝王，人们一定会想到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由于他的仁德和贤明，身边聚集了许多忠心耿耿、直言不讳的臣子。但是天子高高在上，不怒自威，太宗为了听到臣子的逆耳忠言，背后付出了许多努力呢！
2018年3月10日 8:28 AM 
秦朝灭亡，胸怀远大抱负的兵仙韩信，在各路诸侯中把目光转向处于困境的刘邦。公元前206年，他仅带领3万兵马奔赴汉中，韩信就是其中不起眼的一员。历史告诉我们，韩信最终成为刘邦的大将军，那么他是怎样做到的呢？
秦末的民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公元前209年，陈胜起义，建“张楚”政权后，天下豪杰并起，项羽、刘邦也作为楚人后裔先后起兵。相对平静的淮阴县中，韩信和他的宝剑一样，等待出鞘的最佳时机。
被誉为“兵仙战神”的韩信，无疑是楚汉争霸时期响当当的主角。他在五年之内，襄助汉室打天下，终结秦末群雄纷争的混乱局面。都说乱世出英雄，韩信的出现并非偶然，他从少年时期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言行和志向。
聚宝盆是中国民间传说的一大宝物，人们只要往盆中投入一件宝贝，就能变化出无数件相同的东西，取之不尽。笔记小说中说，明朝第一富商沈万三正是靠它一夜致富，坐拥富可敌国的财产。
张三丰，人间的修行者，道中的逍遥仙，一生中留下无数神迹。更特别的是，他作的一首诗和说的一句话，成为迅速得道验证的传奇预言，被历史铭记。几百年来，它们时刻提醒着人们，大道张三丰还是一位了不起的预言家。
能够让一朝各代皇帝念念不忘，频频下诏求访、封号，甚至修宫建庙表示尊奉，这样的人，中国历史上唯有张三丰一人而已。
得道真人张三丰，仙风道骨，神功盖世，数百年来被后人景仰。而他的真实经历，远比武侠作品的虚构更加传奇和精彩。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有外家和内家之分。其中少林寺的外家拳术以刚猛有力著称，到张三丰时，讲究缓、慢、圆的内家拳法横空出世，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太极拳。那么，这套拳法是怎么创立的？
三国时代，曹刘青梅煮酒，畅论天下英雄，道出乱世中的真命天子。盛唐时期，诗仙李白举杯独酌，趁三分醉意、七分月光书写意蕴绵长的诗篇。雄主与名士的酒，是历史的花边，点缀着他们一幕幕的传奇故事。
一壶酒，饮尽风霜雨雪，饮遍人情冷暖，饮出一个盛大的江湖。聚义梁山的好汉，莫不以豪饮酣醉为乐。其中有个人，平生最是嗜酒，一生祸福因缘皆与酒相联，堪称水浒第一酒人。他便是英雄榜上排行十四的“行者”武松。
杨志心中有一个梦，一个关于“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的官场梦。这个梦想非是源于对功名的执著或权势的渴望，而是杨志维系祖上显赫声名的责任感，以及忠君报国、征战沙场的军人理想。
温柔优雅的洛可可文化，绮丽多姿的中国风设计，两者交融却又相得益彰，唯美动人。从画卷上色彩与线条的盛宴，到工艺品、家居建筑上的奇特造型，它们变换了一千张面孔，却都表达了同一个理想，便是对美的极致追求。
雄伟恢弘的巴洛克艺术，主宰了欧洲文明百年之久，一种轻快柔美的艺术风格——洛可可悄然兴起。欧洲的时尚趣味正发生着从至刚到至柔的逆转，曾经奢华厚重的中国风装饰，在日臻成熟的同时，又将演绎怎样的美丽传奇？
17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幻想与巴洛克精神不谋而合，使得中国风设计风靡于艺术的各个领域。绘画、工艺品、家具乃至室内装饰，无不通过壮美、宏大的外型，流露出浓郁的东方趣味，展现了有别于西方传统的艺术特质。
一股文化风，自东方来，吹落在17世纪的欧洲，让人们了解到一个繁华得无与伦比的中国。远东的财富与物产唤醒了无穷的奇思幻想，当它绽放在艺术领域，融入追求恢宏、壮丽的“巴洛克”时代，注定写下盛大的溢彩华章。
17前后世纪的西欧，处处洋溢着东方风情。奢华的府邸装饰着花鸟壁画，漆柜上摆着蓝白色系的青花瓷；金发女子穿着刺绣或印花的长袍，绅士们饶有兴致地品尝陶瓷杯碟中的茶饮。这一切，代表着一个艺术时尚的开端—— 中国风。
相隔万里却遥遥相望，风情迥异又脉脉相吸。东方与西方，人类文明演绎出的两个世界，千百年来总是发生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而东方的古代中国，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万国来朝的世界中心，一直是教人神往甚至狂热的国度。
绍兴9年初（公元1139年），心心念念的议和终于实现，高宗与秦桧等主和派大臣万分欣喜，欲大赦天下、大摆酒宴以庆贺。此时忧国忧民的大将岳飞则上表直谏：“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勿宜论功行赏，取笑敌人。”
烽烟乱世，风雨江南，南宋王朝在万方多难、百废待兴的年代艰难草创，一雪靖康之耻、北伐收复中原，成为赵宋子民义不容辞的使命。而真正的开国历史，却是一段南宋君臣不断屈尊议和、自毁长城的悲辛时代。
才子皇帝徽宗醉心艺术，耽于享乐，宫中开支日益庞大，蔡京的改革举措恰好为其奢侈的帝王生活提供资本。在国家太平、府库充盈的假象面前，蔡京又从《易经》中断章取义，提出“丰亨豫大”的谬论，迎合君欲。
北宋，中华历史上最为风雅富庶的王朝。一部《东京梦华录》，一卷《清明上河图》，留存了它太平日久、人物繁阜的末世繁华，此后便是衰败之始。宋人认为，徽宗朝的“北宋六贼”，正是导致宗社之难的历史罪人。
中唐时期有个男子，祖父是终生清廉勤谨的宰相，父亲是安史之乱中以死抗敌、名垂唐史“忠义传”的慷慨义士。他虽然陋貌蓝肤，却凭借祖上福荫拜得一官半职，又能粗衣砺食泰然处之，时人赞誉他颇承先祖遗风。
杨国忠继任宰相，大权在握，也令杨氏家族的权势达到烈火烹油的地步。然而他也明白：“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归宿）之所。”他自知无法留下在历史上清白的声名，索性放纵私欲，一味争权夺利。
历史行进至玄宗朝廷的中后期，几乎成了小人当道、忠臣沮折的乱政时代。谗佞奸臣们相互倾轧，肆意揽权，挥霍着大唐盛世的最后一点福祉。自李林甫为相“养成天下之乱”，后来居上的杨国忠更把盛唐推向一蹶不振的地步。
贞观承平世，开元鼎盛时。自唐太宗携领忠臣猛将，开创赫赫基业，至唐玄宗一朝励精图治，中华历史迎来空前的巍巍盛世。然而在玄宗末年，一场“安史之乱”令大唐国运迅速衰弱，成为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唐史记载，武则天初即后位，弑杀王皇后与萧淑妃。因淑妃临死前诅咒：“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从此武则天畏猫，宫中不再蓄养。然而讽刺的是，她身边竟出了一个被称为“人猫”的心腹宠臣。
奸臣之论，古已有之。战国管子言：“奸臣之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国家兴衰、朝代更替虽是冥冥中天道循环的安排，君主若无法做到亲贤远佞，则必有失政亡国之患，令忠臣志士扼腕含恨。
日升日落，云卷云舒，七十二青峰依旧朝拜金顶，二十四涧水依旧奔流四方。今天的武当山，仍然是道教圣地、第一仙山，仍然是太平世代游人客如织、宫观如林的景象，似乎承袭了旧时的兴衰规律，又似乎悄然改变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