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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知识界流行的"退回"说--"从广场（露天政治演说）退回书房，从庙堂（官场）退回讲坛"，让知识分子不要"充当"知识分子，要成为所谓的"专业人士"，正如梁晓声在[ '94断想] 所说："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们都把自己等同一个贩夫走卒、市井庶民"。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这种"退回"倾向，正在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其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的漠不关心，不愿正视现实和责任。　　

一个时代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而日常生活的典型就是家庭。我提到的这两本书，就是两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但他们那样的日常生活，却负载了很多时代内容。这两个家庭的生活，在相当的意义上，恰好是中国现代社会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家庭。

“六四”大屠杀的规模和惨烈，远远超过七十多年前的“三‧一八”惨案；49年后的极权统治的严酷，也远远超过民国的任何时期。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篇《纪念刘和珍君》，所以，尽管鲁迅不是完人和圣徒，但他仍然我们这个冷血的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资源

有些自称为社会良心的大作家，在最需要发出诚实声音的时刻，却保持沉默，这肯定是有违良知的。特别是面对极权主义肆意践踏人权的现实，如果还保持沉默，就已经是可耻了。这种沉默在本质上与公开的瞒和骗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罗曼‧罗兰和高尔基就是这种可耻的自称为社会良心的大知识分子的典型。

记述名学者谭其骧晚年挣扎和完成巨著的心路，披露他为毛泽东注释古文的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