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赓哲

今年单是七月，中国己发生严重矿难四宗。矿难不绝，伤亡惨重，但有一些人己麻木了。不久前的统计：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全球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

中共以愚民起家，以谎言治国。其中一个很大的谎言是他们统治下的中国比美国好。抗美援朝时期，小学老师告诉学生，美国的穷人牺牲性命，以自己充当美军练靶的活靶，换取一袋面包给妻儿。我们听了当然觉得很难过，同时认为、做一个中国人比美国人好太多。 别以为时代变了，这种愚民术只有朝鲜才见效，其实中共愚民如故，只是手法与时俱进而己。例如他们备受西方国家人权压力，就炮制“美国人权记录”，用貌似客观立场、“学术性”地罗列美国人权比中国差的证据。他们甚至引用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指美国有3700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12.6%；有770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是每8个美国人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下。 中共无疑可以振振有辞说这是美国政府的数据，没有造假。但如果中国老百姓不进一步深入了解，就会上当，以为中国的物质生活条件已大可满足。其中关键在于中共没有同时说明中国和美国的贫困标准大不一样。 美国调查统计中的典型贫困户，接近一半拥有房产，虽然不是什么“豪宅”，也有三睡房一车库一露台。97%贫困户有一部彩电，其中半数有两部或更多彩电；62%联接有线电视；76%有空调；75%有一辆车；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33%有洗碗机。从食物营养素看，贫困家庭儿童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吸收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没有分别。大多数的蛋白摄取量超过健康所需一倍。亦即是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而且所谓贫困户的年收入二万美元标准，只是指现金收入，不包括各种福利项目得益。 照中共自订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只有8%，其他92%都脱了贫，比美国的12.6%好得多。但参考上述美国标准，美国的贫困户生活水准，比中国发展较快的东南延海都市的中产者高。如果以美国标准衡量中国，我怀疑倒转有92%以上是贫困户。 明白中共这种技俩，就会知道他们继续在愚弄人民。但我在加拿大电台主持节目，仍有来自中国的听众来电说：中国人权状况比美加好。

自美国电影《辛德勒名单》上映后，世人都知道辛德勒在二战时义助犹太人脱险的事迹。中国有很多二战英雄义士，均因为接踵而至的国共战争湮没了。辛德勒暴得大名，中国人才发现，其实中国也有同样应该名垂青史的义人：他是民国外交官何凤山。 1938年，希特勒 纳粹德军吞并了奥地利，纳粹发出通告：犹太人只要能马上离开奥国，就可从集中营释放。这是犹太难民唯一求生出路。但差不多同一时期，全球三十二个主要国家在法国开会，决议一致拒绝收容犹太难民。何凤山是当时中国派驻维也纳总领事，负责签证事宜。中国行政院长孔祥熙同情犹太人遭遇，对发签证让犹太人赴华逃生抱开放态度。但中国驻德大使陈杰训令何凤山“停止发自由签证给犹太人”。何凤山决定抗令发放签证。估计由他发出给犹太人的签证可能达二万份。陈杰是何凤山直管上司，为此事大骂何“狗胆包天”。何随即以非法出卖签证的罪名被军统调查，当然查不出任何罪证。在犬儒眼中，世上没有人会做无利可图的事。2004年，以色列兹瓦特迪克基金会向已故何凤山颁发“国际义人”奖。犹太人说：“他是华人的英雄，也是我们犹太人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英雄。”

很多中国大陆和台湾来的同胞，一直不明白香港己回归于中国，由北京统治，何以“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仍是地下党，党员身份保密，不作公开活动。立法会主席曾钰成被质疑是共产党员时，更可笑地答：因为很多香港人对共产党印象不好，所以他不回答这问题。

河南郑州市工人张海超在一间材料厂工作，三年后得了肺病。经过六间河南医院及北京大医院检查，一致确诊是肺积尘职业病。但厂方拒绝承认，只同意郑州职业病防治所肺结核的诊断。这样张海超就得不到赔偿、工厂也不必改善工人健康安全设施。

习近平在外访时，对外国人经常批评中共，大发牢骚说，中共“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虽然喜爱思考，但“人心隔肚皮”，有一种现象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美国要将钓鱼台交给日本，美国的中华留学生发动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其中大量留学生来自台湾。他们义正辞严，向台湾政府要求驻兵钓鱼台、派战舰巡逻其海域，拒绝和日本共同开发海底资源。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以诈取财物、收受贿赂及洗钱等多项罪嫌被捕。我的看法是：此乃陈水扁的胜利。

保守党赢得联邦大选，将在未来至少九个月继续执政。虽然未能取得过半国会席次，但保守党的成绩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可以说和组织多数政府只有一步之距，起码令它成为强势小数政府。这次选举结果显示很多选民对哈珀政府执政以来的政策表示满意。

曾在中国经历苦难的作家张戎写出成名作《鸿》后，有人问她是抱着写小说还是写历史实录的心态从事创作。她说：“本世纪中国人的生活过得比小说更离奇。在局外人眼中，根本是戏剧化得无须加工雕琢。”对现代中国认识深切的美国汉学家白鲁恂也说：“描述中国的实况有时要刻意淡化，否则令人难以置信。”

不去过香港的同胞，也许不太容易明了这个前殖民地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来源。殖民地给人的印象，常是宗主国榨取资源利益，压制当地人权的万恶孽薮。香港却因为管治上明显地比晚清优越，激发了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又如89年北京民运，香港民众的强力支持，是内地同胞的一枝强心针。大家都记得，镇压翌日，香港支联会负责人之一的李卓仁被公安人员从返港客机上扣留，因为他将香港人捐献的一百万元遗留在旅馆，而这笔捐款只是全数的一小部分。中共当然掌握这种港情，因此恫吓不准香港成为“颠覆基地”。

1976年认识司徒华先生，是32年老朋友。早几年，司徒先生说，他自问平生没有做过亏心事。我做过他文化事业上的拍档、公义事业上的同志、基督教信仰中的弟兄，确实没有见过他任何德行上的瑕疵。他的修养心得其实很简单，便是过朴素生活，降低欲求，不贪图财色，便容易站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西藏问题，西方社会关注的是人权；中国的“愤青”和香港的“维园阿伯”关注的是独立与否。前几天，我曾说过，很多中国人对自己被中共剥夺了言论自由无动于衷，却对西方媒体“抹黑”剥夺他们言论自由的政府，表现得“义愤填膺”，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

西藏事件发生以来，很多中国人大骂西方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故意歪曲报导，偏袒藏独。一位在西方媒体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出他的回应：

西藏发生骚乱，有评论人说：“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殖民统治。”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说法。我来自香港这个英国前殖民地，深知殖民地是怎样一回事。首先，殖民者 和被殖民者在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上是不平等的。香港的英国人和一般中国人，地位当然大相悬殊，历史上甚至有太平山顶只准英人居住的规定。在西藏问题中，很多层面，中共甚至给予藏民特别优待。

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马卡兰 帕朗嘉毗主张：“印度作为一个现代主权独立的国家，其存在不仅仅局限于印度目前的领土范围内，而是超越了其现有的国界，是一个能够将所有海外印度人包括在内的‘大印度’（greater India）。”帕朗嘉毗的主张，被认为“很有代表性，而且几乎与印度政府的态度完全一致。”

得到加拿大居留许可后，出于对故乡故土的感情上一点依恋，我久久没有申请入籍加国。2001年4月1日，中美发生“南海撞机”事件，中共一架战机和美国侦察机相撞，中方战机飞行员王伟遇难，撞损了的美机及24名 机上人员紧急降落于就近的中国机场。中国方面群情汹涌，民族主义者咸认为是美机恃强将中国战机撞毁的。

中国有一项很发人深思的国情：在上位的统冶者对外国人很仁慈，对自己的国民很残酷；平民百姓则倒转过来，对本国统冶者很宽厚，对外人很严苛。

没有在殖民地时期香港生活过的人，很容易相信英国殖民统治者，曾在香港理所当然地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即使香港的土共，也一直这样说。但我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多年，深知没有这么一回事。

新唐人晚会在加拿大上演期间，中国领事馆向各级政府、媒体及赞助商发信，警告他们不得参与晚会活动，说晚会反华，是法轮功的宣传等。多伦多著名时事评论员苏赓哲博士认为晚会愈成功，中共愈害怕，但已无济于事了。

杨小凯在《中国统一之利弊》中提出：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会大大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化及效率。如果政治分裂发生在不同文化之间，则会产生“同行生嫉妒”现象。嫉妒一方面会鼓励标新立异，试验不同制度，另一方面对成功的制度有创造性模仿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