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保胜

1989年六四后，北京高校一片肃杀，红色恐怖笼罩在高校的每个角落，辖制着每个老师和学生的心灵。抓捕、审查、处罚、洗脑在“镇压暴乱”的名义下在校园内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于1990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时年18岁。进校门后，我们即被强制军训、接受平暴报告团洗脑。然而，真相是掩盖不住的、真理是能穿透谎言的，经过近两年的探索，我终于与一群89精神的继承者们走到了一起，开始在高校内进行多种学生活动。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们哲学系的蒋培坤、丁子霖教授夫妇。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研讨历史的目的，是要将历史运用到当下的斗争当中。辛亥革命，作为体制外力量结束专制暴政的胜利典范，对今天的我们有巨大的参照价值。我的发言虽然侧重在对当前的形势分析上，但其中的很多结论，都来自辛亥革命对我们的启发。我的发言分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形势的分析，二是国内形势的分析，三是我们的战略和对策。

2011年4月8日，中国公民、前纽约时报记者赵岩先生，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去上访投诉。在他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总干事托卡耶夫先生的信中写到：“2009年4月，因与中国的第一家民营上市公司东方企业集团的股权纠纷谈判无法再继续的前提下，我向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依法起诉了东方企业集团。按照中国的民法通则，南岗法院当在七个工作日内向我告知法院是否立案。可是，在2009年4月到7月间，我先后四次从北京到哈尔滨南岗法院依法讨要诉权，但是南岗法院枉法办案，既不下裁定驳回我的起诉，也不给立案通知，我在北京申请示威游行抗议也得不到批准。尊敬的潘基文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总干事托卡耶夫先生，今天的中国公民得不到诉权和司法公正已经是普遍现象，在此我强烈的要求联合国人权机构和联合国总部，能对这种侵犯人权恶劣的现象给予调查和惩处”。

2011年3月11日达赖喇嘛致函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宣布正式辞去西藏流亡政府中的政治首脑职务。尊者达赖喇嘛的此举，实在是革命性的宗教、政治决定,影响极其重大和深远，它不仅深刻影响西藏的政治和宗教，也将对中国的政治和宗教及政教关系产生重大的冲击，甚至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也会起到促进作用，其意义也许在未来多年后更加凸显出来。

这是一场提前来临的革命（本文的革命是相对改良而言的，革命是体制外力量力图改变现政权体制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更多情况下是非暴力的和平运动）。为什么说是提前来临呢？中国人权活动家大都认为2012年中共换届、台湾、美国换届是发生革命的最可能时间，到那时国内民众忍受的痛苦也可能达到极点。而且革命需要周密的计划、培训、组织，这起码还要一两年时间。因此，很多海外民运领袖级人物都表示这次中国茉莉花运动条件不充分、还需等待。一些革命派甚至认为这次是中共的阳谋，理由之一是革命派都没有参与任何准备，“革命”就发生了。

青海玉树发生地震后，尽管有很多朋友打电话给作为青海人的我表示慰问，但是我极不忍心看有关地震的新闻，因为我知道，地震的惨状有多惨就会有多惨，我完全想像得到，尤其在青海藏区。我在川震地区救灾一个月，我不愿意再被那一页页悲惨的画面所破碎。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新疆事件仍受外界关注。近日全球要求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下台公开信联署行动的发起人、旅居美国的学者郭保胜今天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呼吁包括几百万维族干部在内的各族党员退出中共，回归真正的信仰。郭保胜并声明自己退团退队，与中共断绝一切关系。他说，灵魂上与中共彻底决裂，一切魔鬼邪灵必定自动瓦解，人生就会在所有方面有一个全新的变化和起点，生命会从黑暗走向光明。

六四的核心是暴力。暴力就是直接以伤害人的肉体、危害与剥夺人的生命为目的，强迫人中止或改变行为方式的行为。暴力具有直接性，它以肉体的疼痛和死亡的恐惧来最快速度、最直接地实现暴力行使者的意志，所以所有专制政权无不以暴力作为它们的统治基础；暴力具有最终极的威慑力，因为人类在肉体伤害和生命威胁前面很少有不妥协的，所以专制者相信只要使用暴力就能应付民众的反对与抗议，而受暴力压迫的民众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也不得不用暴力来改变统治者的行为。

大陆民众用什么方式纪念六四？在海外可以有多种形式，对中共刺激越大的形式越应该采用。但在阴森恐怖的国内处境下，如何纪念六四呢？最近胡平先生发起的白衣行动旨在让国内民众在最小的风险下表达哀思和抗议，本人非常赞同这种形式。但愿更多人通过多种渠道呼吁国内民众六四当日穿上白衣、默默抗议与哀思。由白衣行动让我联想到1993年六四，我在北京高校读书期间用文化衫来纪念六四的一件往事。

为什么一个弱女子正当防卫、暴力反抗几个中共芝麻官的事件居然被炒成了国际新闻，网络上下、境内境外、反毛拥毛、反美拥美、反体制和体制内，形形色色的中国人，都为邓玉娇的暴力抗暴拍手称快、赞不绝口，也都为她抗暴后的不公待遇而义愤填膺、不肯罢休。联想去年的杨佳刺死6公安事件所导致的全球效应和盛况，也令世人惊诧、中共惊秫。

题记：对法轮功问题首先要拉到法律的轨道上来，对法轮功学员，首先要给与最起码的人的待遇、中国公民待遇；在对法轮功不给实质正义的境况下，应先给予法轮功学员作为人最起码的程序正义；对法轮功学员可以根据他们的行为来审判是否有罪，但绝不能根据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思想定罪，绝不能给人的灵魂定罪。

1989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镇压民主运动事件，当时我才是一个远在中国边陲的17岁高中二年级学生，我与“89‧64”本无关系，但上帝的安排却是非常的奇妙。自我1990年考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便与六四结下了不解之缘：1993年6月2日，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因政治原因拘留半个月；1994年6月4日，正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我在湖南岳阳被公安逮捕，并被押往深圳市看守所羁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