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採訪】杭州一教師逃離上海的淒慘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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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5月03日訊】(大紀元記者古清兒、顧曉華採訪報導)上海疫情爆發以來,發生各種次生災難,引發民怨沸騰。孫思賢(化名)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在杭州一所大學教書。他和妻子因為為疫情滯留上海48天。日前,他向大紀元記者講述了他們逃回杭州的經歷,為了救妻子,他甚至卑微地向防疫人員下跪。

到上海出差 被迫滯留48天

孫思賢和太太3月3日到上海出差,他們住在上海一小區的出租房。沒想到碰上疫情,他所住的小區從3月13日開始全封閉,他們就沒出來過。

孫思賢的小孩只有12歲,一個人在杭州,他們很不放心,於是撥打上海12345市長熱線申訴,希望他們能夠回杭州隔離

孫思賢5月2日對記者表示,從3月13日以來,他申訴了十多次,最後上海方面說「你們跟杭州那邊聯繫,如果他們願意接收,你們就簽一個疫情不結束不返回上海的承諾書,就可以讓你走」。杭州這邊的社區也同意了。

4月底,孫思賢在所住小區開了證明、簽了承諾書。可是由於沒有車,高鐵票也很難搶,他表示,根本搶不到票,「我們回不去了,回不了杭州」。

孫思賢想了很多辦法,最後,他在4月30日花了6000元人民幣包租賃車回杭州。當時,他有得到杭州某社區防疫辦的承諾,他們才敢從上海回杭州。

「它(防疫辦)說在杭州任何一個高速路出口都可以下來,之後司機可以回上海,『你們兩人是疫區的危險分子,直接由我們統一安排拉到酒店隔離。』」他說。

但他們回到杭州一切都變了。「我們被阻斷在高速出口處的防疫中心。工作人員說『給你們兩條路:一是讓社區派車過來接你去酒店隔離;二是你從哪來回哪去』,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已經跟上海簽過協議了,不能再進上海了。」他說。

於是孫思賢馬上跟社區聯繫,請社區派車來接他們。大概等了半小時,對方電話打來說:「我們沒有這項服務內容,我們不負責接送,只負責隔離,你們自己想辦法。」

孫思賢說,「我能有什麼辦法。我說『能不能讓朋友開車來接我』,他說不行,『你不能跟其他人接觸』。」「我說『不能讓朋友來接我,你們又不來接,我能有什麼辦法』。對方說,『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們沒辦法幫你解決的,你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決。』」

接著,孫思賢開始瘋狂地撥打上級部門電話投訴,但所有的電話不是占線就是打不通。最後沒辦法,他撥打110,110把他們的訴求記下來了。但等了三個小時,沒有任何人跟他們聯繫。

一直折騰到4月30日晚上10點半。當時下著雨,孫思賢夫婦帶著一大堆行李,又沒吃飯,飢腸轆轆,實在受不了了。「這樣等下去肯定不行,我們可能被遣返回上海,畢竟這個身體也吃不消。」他說。

當時,孫思賢想乘別人的車、躲在後備箱裡逃走。但沒有司機敢接,因為他們是上海來的,萬一被查到,司機也是犯法。

孫思賢開始走上逃亡之路

任何辦法都行不通,孫思賢有逃亡的念頭。他先觀察周圍地形,看到高速出口中間有護欄,護欄下面有縫隙可以鑽過去。他說,「我只能這樣做了,鋌而走險,我爬到對面,一看不行,對面也是防疫部門,也有人,還是走不了。」

孫思賢回憶,「那時候嚇壞了,我站起來就摔倒,一站起來就摔倒,後來就快速爬到高速路邊滾下去,下面是一大片果園,果園有鐵柵欄,也很高。那顧不得這麼多,爬過鐵柵欄,因為太高了,我現在身上都是傷,直接翻到對面泥地上,再站起來後一路狂奔,奔了一公里左右,發現安全了。」

這時,孫思賢先打電話叫網約車,再給妻子打電話。「我叫她不要擔心,我會回來救她。我怕給網約車司機造成困惑,因為我畢竟是從上海來的,所以我坐在後面座位,一句話不說,我怕影響到他。」他說。

孫思賢坐著那個車回到小區,再給社區打電話。「我說我已經逃回來了,你們現在趕快想辦法把我老婆接過來一起隔離。他(社區)還是說這句話:『你回來了,那你就去隔離,你老婆我們沒辦法的。』」

當時,孫思賢很生氣。「我說『你不把我老婆接過來,我不接受隔離』。然後他說,『你知道你是違法嗎?你違法你知不知道後果?』我說『我不怕』,我說『你們今天不把我老婆接過來,我堅決不去隔離』。後來他們打電話過來要強制執行。」

孫思賢害怕他們暴力執法,他馬上再打110,說明自己的狀況。最後當地派出所跟防疫部門四個人過來跟他談判,雙方僵持了半個小時,他們才同意派車接他妻子。

「我說『我要跟著你們一起去,我不放心』。然後再一起去高速路口把我老婆接上。大概到(5月1日)凌晨2點,我們才到達賓館隔離(14+7)。」孫思賢說,「我太太肯定嚇壞了,但是沒辦法,她只能在那邊無助地等待。」

5月3日,大紀元記者致電杭州疾控中心,但電話沒有人接。

為救妻子 孫思賢下跪了

為了救妻子,孫思賢還下跪了。「你知道嗎?他們不肯,我還給他們跪下了。那時(4月30日)晚上11點多了,她一個人在那高速路口,那麼多的行李,下著雨。多可憐,我怕她受不了,我為了她跪一下,我願意,我沒有其它辦法,我知道這些王XX沒有什麼同情心,談到後來他們不理我,我就跪在他們面前了。我一跪下之後,他們可能有點緊張,就說『你跪幹嘛?你先起來』,我說『你不答應接我老婆,我跪死給你看了』,我說『沒辦法了』。」

「我作為一個老師,也算一位有點臉面的人,卑微到這個程度。我心裡很難受,一晚上沒睡著。一方面自己覺得難受、委屈;第二方面,我們老百姓活得太委屈了,這個社會這樣瀆職,不把老百姓死活放在心上。我覺得我必須要發聲。」他說。

隨後孫思賢做了一個視頻,敘述自己逃亡的經歷,他非常傷心、痛苦。他表示,視頻一發出來,有數十萬播放量,有上萬人評論點讚,但很快被下線屏蔽了。

孫思賢發聲之後,所有的親朋好友都打電話勸他不要做這個事情。5月2日,當地警方也打電話威脅他。孫思賢說,「可能他們看到視頻了,警察打電話給我,他要發一份告誡書給我,讓我簽字,警告了我。」

孫思賢表示,那份告誡書說他發布不實信息。「我說『你沒有任何調查憑什麼說我是發不實消息』。他說,『你簽不簽字?』我說『我不簽』。他說『你不簽,等著公安來抓你』。然後就走了。」

「如果我忍下去了——因為中國人已經學會忍氣吞聲,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忍,我們的下一代怎麼辦呢?這個民族永遠跪著站不起來,你說多麼可怕。」孫思賢說。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經歷了這件事之後,讓孫思賢有強烈的感觸。「我們有時也在助紂為虐,我們成為一個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人。現在沒有一個人支持我去維權,越愛我的人越反對,因為他們看得太明白了,都覺得鬥不過他們(政府),過好自己的日子就行。整個民族都這樣想的話,我們這個民族只會『歌功頌德』,只有一種聲音。」

孫思賢表示,此次疫情,沒想到上海出現那麼多的醜聞。4月底那幾天,所有人都受不了了,上海多地敲鑼打鼓、敲盆抗議。其實這一次很多悲劇都是人禍,不是天災。這個疫情不可避免,但人禍確實是增加老百姓的痛苦,這才是可怕的。◇

責任編輯:林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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