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共振的精妙語境：互文修辭格的案例解讀
古漢語的文化特色，顯得非常精煉玄妙，有時短短幾個詞句，就能豐富地表現出非常廣泛的內涵。其中，「互文」作為古漢語常用的修辭格，是一種富有彈性變化的語意結構，能夠創造出多維度的語境效果。
互文，又稱互言、互辭、互文見義。一般情況下，在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結構相同或者相似的短語或者句子中，前一個短語或者句子裡隱含著後一個短語或者句子中出現的詞意或者語意，後一個短語或者句子裡隱含著前面一個短語或者句子中出現的詞意或者語意，故而，在形式上出現一種前文與後文的交錯成文、相互滲透，意義上前後相互疊加、彼此補充，由此構成了一種修辭格，就稱之「互文」。（參考《漢語修辭格大辭典》）
先秦時期的互文修辭案例
據一些古漢語學者研究認為，互文作為修辭格的源起，是漢代經學家註釋儒家經典時發現的。漢代經學家鄭玄在註釋《詩經》《周禮》《周易》時，就稱之為「互言」或者「互辭」。所以，互文首先是作為訓詁語義的規律被發現到的。
據筆者所查，發現先秦的古籍早已廣泛使用「互文」的修辭格，可以說是俯拾皆是，並非只有儒家經典才有。像《道德經》第七章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通過上下文連貫地理解，發現「天長地久」一詞，實質的意思是：天地長且久。所以，在「天長地久」這個短詞之中，「天」與「地」之間形成「互文」，「長」與「久」之間形成「互文」。只不過，「天」與「地」之間的詞意，形成一種並列式的結構，互相之間不能替代，而是疊加在一起的語意。「長」與「久」之間則是近義式的結構，互相之間能夠替代，是一種重複性的語意。
再如唐代孔穎達註疏本的《周易正義‧繫辭》有一句：「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其註解說：「方有類，物有群，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我們如果透過這個註解，自行做整合性的語意理解的話，表達起來就非常繁複：
首先，「方」與「物」有「類」也有「群」，所以他們都一樣有同也有異，有聚也有分。所以「方」與「物」形成並列互補的「互文」結構，形成疊加的語意；「類」與「群」形成近義的「互文」結構，語意接近重複；「聚」與「分」形成反義的「互文」結構，形成互補的語意。也就是說，這裡包含了三種不同的「互文」語意結構。
其次，「吉凶生矣」這一句分別對映於「方以類聚」與「物以群分」而言的。但是，具體的語意是指「方以類聚」有「吉」和（或者）「凶」，還是指「物以群分」有「吉」和（或者）「凶」，並沒有明確指出來。那麼，我們就要這樣去分析：之所以生出「吉」或者「凶」，要看「方」在「類聚」或者「群分」的現象上再做判斷，也要看「物」在「類聚」或者「群分」的現象上再做判斷。這時候，我們就發現，「吉」和「凶」又再次與前面的「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裡面的互文結構的內涵，再次疊加自成一個層面的「共用」，由此「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句形成更加多層次的「互文」修辭語意內涵。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句在「吉凶生矣」句的「共用」後形成「互文」結構模式，參考下面的表格：
以此為例，足以證明，古漢語有著非常豐富的語言能力，以短短幾個詞句，整合出極為繁複的思維模式，並且不妨礙人們對事物現象的各種思考角度來做具體性和現實性的分析。
有爭議的互文修辭案例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爭議案例，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著名詩篇《琵琶行》有一句：「主人下馬客在船」。對於此句，主要有兩種不同理解而形成的不同的解讀說法。
第一種說法：該句是「客觀描述」，按照原文結構，意思就是主人單獨騎馬來了，到了渡船頭，然後下馬上船送客人；而客人一直就在船裡等著道別送行，準備坐船離開。故而第一種說法認為，該句沒有「互文」的修辭內涵。
第二種說法：該句存在互文結構。因為主人和客人都騎馬去渡船口岸，然後兩人都下馬了，主人和客人道別送行的時候，都一起上到船艙裡，準備吃喝互訴來餞行。當然，出發後，主人要下到岸邊歸來，而客人要繼續坐船出發。那麼如此對詩境描述成立的話，該句就是「互文」的修辭結構，句意的理解應該是：主人和客人一起騎馬下馬，然後主人和客人一起來到船艙裡。關鍵就看讀者是如何理解該句「在」字在具體環境中的意思了。
番外一提：第二種說法之中，如果是主人和客人都騎馬，也可能是騎一匹馬，也可能是騎兩匹馬。如果是有兩匹馬騎來的話，主人歸來時，也可以帶回客人騎的馬回歸；也可能讓客人的馬上到船，這馬一起和客人離開。
查閱《琵琶行》原文和詩序，都是寫到「送客湓浦口」和「潯陽江頭夜送客」。既沒有說明主人是否單獨騎馬到渡船去送行，也沒有說明客人是否單獨先在船艙裡等待主人到來後才道別送行。所以，這兩種不同的理解角度，都是行得通的，因為詩歌創作包含的主要是詩意的蘊涵，並非完全的事實寫實。
《木蘭詩》的互文修辭案例
為了更好地了解到古漢語「互文」修辭的特色，筆者特別採用一首著名的樂府詩《木蘭詩》（收錄於北宋郭茂倩編著的《樂府詩集》）為例，再做說明。
一、《木蘭詩》原句：「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這一句也是同前面所舉的有爭議的互文案例基本類似，也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種說法，該句解讀為：木蘭分別去東、西、南、北四個不同地方的「市」（「市」古代意思就是買賣場所），分別買了四種東西：駿馬、鞍韉、轡頭、長鞭。也就是說，在「東市」買到的是「駿馬」，在「西市」買到的是「鞍韉」，在「南市」買到的是「轡頭」，在「北市」買到的是「長鞭」。按照如此語意規則來理解的話，說明該句沒有「互文」的修辭表達。
第二種說法，該句解讀為：木蘭分別去了東、西、南、北四個「市」，但是這四個「市」都有「駿馬、鞍韉、轡頭、長鞭」四種東西，或者每個「市」都至少有其中的兩樣東西。只不過，木蘭反覆來回去這四個「市」做反覆的挑選，最終搭配買齊了這四樣東西。例如，木蘭可能是在這個「市」挑選「駿馬」，也可能在那個「市」才選定買到「駿馬」，等等。至於是否是具體的「東市」或者「西市」或者「南市」或者「北市」，買到的是什麼，也沒有具體實際對映。
按照第二種方式理解文本之意的說，則說明該句有「互文」的修辭模式，表現的意思是：木蘭跑遍東、西、南、北四個「市」，至於說每個「市」買到的東西則是不確定的，只不過，最終木蘭把所有的東西買齊，搭配齊全。「東、西、南、北」四個「市」，「駿馬、鞍韉、轡頭、長鞭」四種東西成為互文結構。詩歌創作者為了強調木蘭跑遍很多的「市」而後買很多東西，才如此做文學性的虛構性表達。
類似這樣的有歧義爭議的互文案例，還可以再舉一個——樂府詩《江南》，也可以構成兩種不同的說法：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第一種說法，「魚戲蓮葉」的方位，是分別按照「間、東、西、南、北」的固定不變的「正當順序」依次鋪排的。按此解讀，則此句沒有「互文」的修辭表達。
第二種說法，就是對於「魚戲蓮葉」的方位，只是詩歌創作者的語言表達方式表現出的一種語言順序，並不是實際情況的描述，至於魚游動的方位也不是非常確定的按照「間、東、西、南、北」的固定方位順序來游動的。只是魚兒到處穿梭，一會兒東西，一會兒南北，一會兒不知所蹤。按照如此解讀，則其中「間、東、西、南、北」五個方位詞構成互文結構。
透過這種歧義解讀產生的語境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古漢語內涵的豐富性和多元性，也是一種文化享受，尤其在詩歌文學創作中，會產生一種變幻莫測的詩意風格。
二、《木蘭詩》原句：「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筆者認為，這句是個有「互文」修辭格的句子。一個關鍵在於理解好「柝」字的意思。《康熙字典》解說為：「（柝），判也。夜行所擊者。」也就是說「柝」是古代打更用的器具。「朔氣」，北方吹來的冷空氣。「寒光」，一般解讀為月光，正好是夜晚之景；也可以解讀為由月光映照出的雪光；反正就是寒冷天氣的夜光。
「傳金柝」，因為「金屬質的柝」，肯定能夠傳出聲音。正好，「鐵衣」能否「傳出聲音」呢？這是當然肯定的。天冷之時，軍士日夜站崗放哨，不得不依舊穿「鐵衣鎧甲」。天氣太冷了，士兵在走動時就會發出鐵衣的聲音，或者就會抖動身子暖和一下，那麼，「鐵衣鎧甲」也會「傳出聲音」。月光或者雪光（寒光）也會照到「金柝」與「鐵衣」上面。整體看，這詩句是寫寒冷的軍營夜景。
所以，該句的「朔氣」與「寒光」構成並列式語意的「互文」，「傳金柝」與「照鐵衣」構成互補式語意的「互文」。整句意思就是：在寒冷的北風空氣裡，傳來打更的聲音，也傳來士兵鐵衣鎧甲的聲音；寒冷的月光（夜光或者雪光）照到了打更的金柝和士兵的鐵衣鎧甲。
三、《木蘭詩》原句：「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這句也是個有爭議的互文修辭案例，也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種說法：將軍歷經百次戰役，最終戰死；壯士歷經十年守邊衛國（當然其中歷經也包括作戰），最終回歸故鄉。按此說法，該句不存在「互文」的修辭表達。
第二種說法：將軍和壯士們，歷經百戰，出生入死；將軍和壯士們，歷經十年，終於得到歸家。按照此種說法，該句存在「互文」的修辭模式。其中，「將軍」與「壯士」之間形成語意互相包涵關係的並列式「互文」結構；「百戰死」與「十年歸」之間形成語意互相補充的並列式「互文」結構。
筆者都同意這兩種說法的合理性。不過要強調的是，第二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在古漢語語言規則有學理依據。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將軍百戰死」的「死」字之意。筆者尋得依據，舉例如下所示：
譬如三國才俊王弼註解《道德經》第五十章的「出生入死」時，解說為：「出生地，入死地。」按此可知，「出生入死」的「死」用了藏詞的修辭方法，相當於「死地」的意思。「藏詞」，就是單用一個詞彙的某個字或者部分的字詞來代替整體整個詞彙的意思。像「聲東擊西」這個成語的「東」和「西」，就是藏詞的修辭手法；「東」的意思就是在東邊的地區或者東邊的什麼事物（上發出聲音，或者張揚），「西」的意思就是在西邊的地區或者西邊的什麼事物（上去打擊）。
如果用「藏詞」修辭來解讀「將軍百戰死」，那麼這個「死」字可能是「死地」之意，整句意思就是說將軍歷經百戰，出生入死；也可能是描述戰場慘烈，死傷甚多；但是，整句不是描述這個將軍本人一定會戰死。
另一個案例是，漢樂府詩《戰城南》（《樂府詩集‧卷十六》）起始句：「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其中的「戰城南，死北郭」句構成「互文」的修辭效果。很明顯的是，如果單純從該句表面意思看，說是：在城南打戰，卻死在北郭，這個說法不通，意思也不完整。而且該詩句後面還繼續說「野死不葬烏可食」，那意思就是：死（屍）在荒野不埋葬，烏鴉都可以來啄食。所以從整體詩句表現的意思看，這場戰爭，不僅在城南打，也在北郭打，甚至打到的地方就有荒野或者郊野之地。所戰之地就有死傷，那麼這些城南、北郭、郊野之地，都有死傷。如此則可彰明，該句「戰城南，死北郭」也是一種「互文」的修辭表達。其中，「戰」與「死」形成互補性語意的互文結構，「城南」與「北郭」形成並列式語意的互文結構。
綜合上面兩個「死」字案例的介紹，筆者認為，「將軍百戰死」這句完全可以與「壯士十年歸」形成互文的修辭效果。其中，「將軍」與「壯士」構成包涵性語意的互文結構。因為古代戰爭多數是冷兵器戰爭，往往前線的將軍都是勇猛的「壯士」。如同宋朝的楊延昭與岳飛一樣，如果他們做指揮，則可以運籌帷幄；如果他們上到前線，則是奮勇當先的衝鋒「壯士」。「百戰」與「十年」形成互補性語意的互文結構，意思就是歷經多次戰役，堅守戰地多年。「死」與「歸」形成並列式語意的互文結構，相當於「死地」與「歸家」形成並列式對偶的語意結構。
四、《木蘭詩》原句：「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
該句也是有爭議的互文修辭案例，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木蘭回到家，打開了東閣的門，走到西閣，看到西閣有自己的牀，就坐到牀上。如此解讀的話，說明該句沒有「互文」的修辭表達。
第二種說法：木蘭回到家，這邊的東閣打開門進去看看，那邊的西閣也打開門進去看看，這東閣西閣兩邊的房間如果有牀，就都坐上去。如果這樣的解讀成立，那麼該句就有「互文」的修辭模式。也就是說，「開」與「坐」形成互補性的互文結構。「東閣門」與「西閣牀」形成並列式的互文結構。
筆者以為兩種說法都合理。而且，句子中的「我」的意思，不一定專指「木蘭本人」，也可以指「木蘭家」或者「我家」的意思。
五、《木蘭詩》原句：「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
筆者以為，該句運用了互文修辭。因為古時的女孩的梳妝台與梳妝的房間位置，多數是依靠在窗口的，這樣才光線充足，女孩梳妝打扮就看得清楚。古人的房間沒有現代的電燈照明設備，一般以採陽光為光線照明為佳，即使女孩看鏡子也最好要有陽光照明。
所以說，「當窗」與「對鏡」形成互補性語意的互文結構。「理雲鬢」與「帖花黃」形成並列式語意的互文結構。整句意思就是：木蘭當著窗邊對著鏡子，梳理了雲鬢，然後在臉上貼花黃。
六、《木蘭詩》原句：「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筆者認為，「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是經典的互文修辭手法的句子。
因為該句之後「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是說兩隻兔子互相傍地不斷地跑來跑去，這樣怎麼能夠辨別哪隻兔子是雌還是雄的呢？以此對照前文：「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句就是互文的結構。因為兩隻兔子在地上跑來跑去，看它們的腿腳和眼睛，看都看不清楚，顯得撲朔迷離，怎麼還能辨別哪隻是雌的，哪隻是雄的呢？所以，「雄兔」與「雌兔」形成互補並列式的互文結構；「腳」與「眼」形成並列式的互文結構；「撲朔」與「迷離」形成近義語意的重複性互文結構。
小評：
互文的修辭手法，在古漢語之中是比較常見的。儘管在許多「互文」案例之中，有讀者理解文句的差異性，而造成對「互文」修辭理解的差別與誤會，但是作為一種修辭格，「互文」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並不會因為讀者對文本的主觀理解而會「被消失」。相信讀者從中將體會到「互文」的修辭文化特色給予古代詩文藝術的特殊影響。
「互文」修辭格表現了古代漢語的獨特思維模式，具有一種全息畫面和同步共振的語境效果。通過這些互文案例的介紹，我們也體會到，中國古漢語的精煉玄妙的語言特色非同尋常，裡面蘊藏的中華文化意義同樣深邃無比。或許，我們會從中體會到其思維模式給予人們巨大的傳統文化意涵，相信會有許多更待發掘的漢語文化現象需要我們去認識、理解與弘揚。
參考資料：
《道德經》，三國王弼註本
《周易正義》，唐代孔穎達註疏本
《全唐詩》，中華書局版
《樂府詩集》，北宋郭茂倩，中華書局，1998年版
《古文閱讀精要》，曹海東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文言修辭新論》，王廷賢著，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漢語修辭格大辭典》，譚學純等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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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林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