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3月17日訊】張東蓀，1886年生，浙江錢塘縣人，中國著名哲學家、政論家、報人；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先後任上海公學、光華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德國耶拿大學、燕京大學教授。
「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學者，不是一個黨人，也不是一個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個黨人或黨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他是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他有獨特的見解與主張，他喜歡獨來獨往，特立獨行，而不受任何拘束的。」
這是民國報人、張東蓀老友俞頌華1940年代對他的評價。
1948年底，中共軍隊圍困北平時，中華民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想跟中共和談。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東蓀，既不是中共黨員，也不是國民黨員，被選中充當和談的傳話人和見證人，促成和談成功，使古都北平免於戰火。
1949年9月，張東蓀出任中共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張東蓀全家遭難
中共建政不久，張東蓀捲入一場所謂「叛國案」。
據1992年第3期《北京公安史志》發表的《張東蓀出賣情報案》一文介紹，1949年初，北京市公安局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張東蓀向原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賣情報」的情況。
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又經過一年多的偵察，進一步證實張東蓀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派人送到香港，後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文章稱：「本來，張東蓀罪行嚴重、證據確鑿，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懲處，但是，黨中央、毛主席沒有這麼辦，而是採取了一種全新的辦法，即對其教育，通過這起案件不但教育張東蓀本人，而且也教育其他人，尤其知識界一些崇美思想嚴重的人。」
然而，關於張東蓀「叛國案」，至今沒有一個人能夠說明白，疑點很多。
其一，既然王正伯案是1949年初破獲的，那麼，張東蓀向他「出賣情報」應該在1949年初之前。1949年初之前，中共根本沒有作出出兵朝鮮的決定，也沒有編制國家財經預算，怎麼「出賣」這兩個「國家核心機密」？
其二，王正伯到底是什麼人？美國間諜，蘇聯間諜，中共間諜？至今沒有看到確鑿的證據。他的最終結局如何？也沒有看到確切的資料。是否祕密處死了？也不得而知。
根據戴晴的《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一書，王正伯早就認識中共領導人葉劍英等。是否他是中共派出將張東蓀「引蛇出洞」的「內線」？
其三，據梁漱溟在《我生有涯願無盡》中回憶，他曾向毛澤東打聽將如何處置張東蓀，「不意（毛）主席於此事竟不見惱怒，回答我說：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
「叛國」可是大罪，可處極刑。這麼大的事，為什麼毛竟「不見惱怒」？
其四，王正伯交代出張東蓀的「罪行」後，張東蓀拒不承認自己是美國特務，更不承認是賣國和叛國分子。
《張東蓀出賣情報案》一文寫道：「1952年2月至9月，張東蓀在燕京大學作了5次檢查，最後一次檢查交代了通過王正伯向美國提供國家機密情報的叛國罪行。」
也就是說，張東蓀前四次檢查都沒有承認「出賣情報」之事。是否第5次檢查是高壓之下被迫認罪？
張東蓀「叛國罪」發生後，毛澤東僅撤銷了他在中央政府擔任的職務，仍讓他在北京大學當一名掛名教授。
但是，到了文革時，張東蓀在劫難逃。1968年1月，82歲的張東蓀因所謂「叛國案」突然被抓捕，關進秦城監獄。1973年6月，死於秦城監獄。
張東蓀的妻子、兒子、媳婦、孫子，都跟著他倒了大霉。
張東蓀的妻子劉拙如，先是在單位被「批鬥」，後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分局，被監禁近一年。
張東蓀的長子張宗炳，是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生物學博士，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與張東蓀同時被抓捕，同時被關秦城監獄。直到1975年才獲釋。其子張飴慈回憶父親出獄的情景時寫道：
「他已（被）整成神經病。發病的時候，同時裝成兩個人：一會兒是審判員，橫眉怒目；一會兒是犯人，可憐又無奈。那時家裡已經沒有房子，他回來就和奶奶住大城坊——他在病中只相信自己母親一人。」
張東蓀的次子張宗燧，是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的數學博士，中國科學院數學所研究員，學部委員。文革爆發後，張宗燧被抄家、批鬥、遊街示眾，身心遭巨大打擊。1969年，萬念俱灰的張宗燧，服過量安眠藥自殺。
張東蓀的三子張宗穎，是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化學博士，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文革中屢遭批鬥後，身心交瘁，不堪忍辱，1966年，與妻子呂乃朴雙雙自殺。
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張宗炳之子），1963年時，是北京師範學院學生。他與幾個中學同學結社寫詩和議論政治，被判「勞動教養」3年。期滿後正逢文革，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繼續勞改，總共勞改16年。
張東蓀的孫子張佑慈（張宗穎之子），文革時在天津當工人，其父母自殺後，因「企圖給父母報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平反時，已被監禁10年多。
張東蓀全家遭難的原因
第一，投毛澤東的反對票。
據中共元帥葉劍英的養女、著名記者戴晴的《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一書講：1949年9月，中共全國政協選舉中央政府主席，576名代表投票，毛澤東得575票。眾人認為毛謙虛，沒有投自己的贊成票，所以少了一票。但實際情況是，毛投了自己的贊成票。
誰投了毛的反對票呢？據戴晴考察，有人認為，是張東蓀投了反對票。
此前，張東蓀與毛澤東就有分歧。他主張在美蘇兩個超級強國之間不要倒向任何一邊，走中間道路，毛主張對蘇聯「一邊倒」，沒有中間道路可走。
1949年1月，張東蓀在西柏坡會見毛澤東時，毛對他反對「一邊倒」和走中間道路提出批評。他回家後對家人說，與毛「話不投機」。他堅持認為中國要想發展，就不能和美國交惡。
第二，反蘇反共反馬列。
在中共建政初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張東蓀成了運動的重點。張東蓀輪流在燕京大學歷史系、哲學系、國文系、心理系檢討，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過。
1952年2月29日，鑒於張東蓀的「檢討不老實坦白」和「對群眾的批評置之不顧」，燕大舉行全校師生員工批判張東蓀大會，「討論他的三次檢討」。大會長達5小時，25人發言，主要清算他的歷史帳。其中，歷史系教授翦伯贊的發言最尖銳。
章詒和在《心坎裡別是一般疼痛》中寫道：翦伯贊說，張東蓀「是『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翦伯贊列舉了以下事實作例證：1. 張東蓀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學》一書裡，就說『資本主義不會滅亡，共產主義不能實現。如實現則勞動者就會餓死』。又說『把馬克思主義列為學說，乃人類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大污點』。2. 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辯證法論戰》一書裡，張東蓀說『馬克思派的企圖不但不會成功，其結果只弄成既非科學又非哲學的東西，終謂四不像而已』。3. 在1946年出版的《思想與社會》一書裡，張東蓀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民主的，結果必變成少數人的專政，而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除此以外，翦伯贊還揭發了張東蓀私下裡講『解放三年來一直覺得不自由』等言論。」
《新燕京》校刊特意把張東蓀在《唯物辯證法論戰》（1934年版）一書的題辭——「如有人要我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二者當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於選擇槍斃與絞刑」重新公開。
這句話不是張東蓀說的，而是英國政治理論家柯亨說的。張東蓀抄錄了這句話，表明他贊成柯亨的看法。這句「反動話」一公開，頓時像炸了鍋一樣，群情激憤。
第三，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必然結果。
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很早就有的想法。
1926年，毛在《中國青年》3月號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將中國社會各階級劃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是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
「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
1949年中共建政後，發動了幾十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幾乎每場運動都包含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1951年11月30日，根據毛的指示，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教職員和高中以上學生中普遍進行初步思想改造的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在所有學校的教職員和高等院校學生中進行組織清理，清查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思想改造的具體作法是：按單位、部門，人人「洗澡」。每人必須反省自己的歷史經歷，深挖思想根源，作徹底的「自我批判」。對「落後分子」或「反動分子」則「組織火力」大加鞭笞，「批倒、批臭」。
張東蓀祖孫三代都是知識分子，且張東蓀一直對西方自由民主心嚮往之。張東蓀，其長子、次子或留學東洋，或留學西洋，都屬於毛所謂「反動派知識分子」。其孫子出生在這樣的「反動」家庭，自然也是「反動派」。
結語
1949年中共建政前，高舉「自由民主」的旗幟，反對「一黨專政」，吸引了許多高級知識分子。他們以為中共建政後，一定會致力於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其中許多人，本可以選擇到台灣、香港、澳門，或去國外，但是，他們選擇了相信中共。
中共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大搞無產階級獨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為其「繼續革命」的重點對象。
膽敢不跟毛澤東保持高度一致、反對馬列主義的張東蓀，便成為毛殺雞儆猴的第一批高級知識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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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