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世衛新版政策頗具危險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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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3年05月07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Torsten Trey撰文/信宇編譯)眾所周知,美國憲法以全力保護上帝賦予的公民權利和自由而聞名於世。然而最近,「應對中共當前危險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系列網絡研討會向公眾敲響了警鐘,公民自由現在正受到世界衛生組織(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WHO)的持續攻擊,而對於這些事實,公眾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WHO日前宣布,世界衛生大會(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WHA)即將對兩項重大政策進行表決:《大流行病預防條約》(Pandemic Prevention Treaty)和《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簡稱IHR)》(2005)修正案。

WHO即將作出的這些政策變化將對民眾的日常生活產生重大影響,其波及程度也許比目前充斥在新聞頻道的所有其它事件都要大。何出此言?細究起來,WHO總幹事可能擁有巨大權力,剝奪通過美國憲法賦予我們的基本自由。我們為什麼會陷入這種任人擺布的境地?

剪刀戰略

2022年2月4日,在北京冬奧會期間,中國和俄羅斯雙方領導人簽署了一項聲明,建立了相互「沒有上限」的夥伴關係。共產主義極權國家之間的這種夥伴關係在歷史上並不罕見。然而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兩個野心勃勃的國家結成緊密的戰略夥伴關係,旨在追求特殊權力和全球主導地位。

北京冬奧會開幕後僅僅20天,俄羅斯就開始入侵烏克蘭,而中共政權則躲在幕後提供支持,兩國「沒有上限」的夥伴關係已經呈現出一種形態:當一個夥伴入侵一個主權國家時,另一個夥伴則通過保持供應渠道的暢通來悄悄提供支持。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然而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剪刀策略」的經典案例,這在共產主義國家當中早已習以為常。

2023年3月21日,中俄兩國政府在莫斯科舉行領導人峰會閉幕會,中共黨魁習近平對普京總統說道:「這也真是百年(未有之)變局之一部分,我們共同來推動(這些變化)。」

「我們共同來推動」,這令人聯想到一把剪刀的兩個刀片。然而,當習近平大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人們絕對不能相信他只是在考慮入侵台灣的問題。他們要實施100年來沒有發生過的變化,目標所指是「剪刀式切割」,而不會僅限於入侵一個近在咫尺的島嶼。圍繞台灣的劍拔弩張背後,是否隱藏著針對美國的更大戰略?

俄羅斯和中共

在這兩個專制國家建立起對權力的控制時,我們需要仔細觀察它們之間的「沒有上限」的夥伴關係。它們兩國各自都有優勢和劣勢。俄羅斯擁有豐富的石油和龐大的導彈庫,而中共則擁有龐大的經濟規模和高超的騙術。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中共刻意對外界塑造了一種印象,即它可以成為衝突的潛在調解人。

剪刀戰略是通過一種分工來運作的:一個刀片進行切割,而另一個刀片則保持不動。目前,兩國之間的工作分工是將積極的軍事部分分配給俄羅斯,而中共則保持其作為一個被動大國的形象。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國家宣傳首先是「觀念管理」,中共希望被視為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值得被國際社會接受為世界領袖。倘若中共軍事上攻擊台灣,可能會危及這個形象。

此外,如果烏克蘭問題持續惡化,中共可以選擇退出而不被指責。我想到了一句中國的成語:「表裏不一」縱觀歷史,中共在一個有安全備用計劃的配置中感到最舒適。在不被監督的情況下,中共可以肆意妄為,它具有高超的騙術。

為什麼認清中共的「剪刀戰略」真相是如此重要?因為它是共產主義集團國家反對自由世界最為典型的隱蔽手法。共產主義國家很容易抱團取暖互相合作,因為他們把自由市場國家當作一個共同的敵人。相比之下,自由國家在應對共產主義勢力的統一反應中往往落於下風,就像一隻離開羊群的羊羔,變得更加脆弱,容易成為獵物。「剪刀戰略」就是「分而治之」的現代變種。

那麼如何破解這個伎倆呢?經典的兒童遊戲「石頭、剪刀、布」很好地抓住了「剪刀戰略」的破綻。如果一個人像布一樣軟弱,那麼剪刀就會贏;然而如果一個人是石頭,那麼剪刀就會輸。後者發生在川普前總統執政時期,當時俄羅斯不敢武裝入侵烏克蘭,貿易關稅重創了中共的出口貿易。而在目前的美國政府管理下,處處顯示了布的軟弱特性,俄羅斯的剪刀勢力則趁虛而入切入烏克蘭,中共勢力甚至亦對台灣虎視眈眈。「石頭、剪刀、布」遊戲僅提供了一種應對剪刀的解決方案,那就是使用強大鋒利的石頭;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把剪刀的兩個刀片拆開也是一種有效的選擇。基於此,認清共產主義中國的真實面目是十分必要的。

中共的欺騙伎倆

如前所述,中共是一個欺騙高手。當中共在新疆擴建地上集中營時,衛星技術令其無處遁形。當維吾爾族維權人士成群結隊被裝上火車車廂(拉去集中營)時,現場照片馬上傳遍世界各地。然而,二十多年以來,中共一直在對內對外竭力掩蓋一個真相:法輪功學員被中共政權拘留、遭受酷刑或被活摘器官等,在高壓政策下面臨被「趕盡殺絕」的厄運。

一般而言,中共政權並不介意被外界發現其犯有一般的侵犯人權行為,然而它不能冒險在殘酷迫害法輪功時被揭露老底。中共擔心,如果人們了解到法輪功廣大學員遵循「真、善、忍」等崇高原則,而這些原則與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思想是勢不兩立的,那麼世界上其它國家就會聯合起來反對中共勢力。

為了剝奪全球社會對法輪功美好和平原則的了解,中共將壓制法輪功作為重中之重,其矛頭也對準了法輪功的同情者以及自由世界的領導者美國。

中共將美國置於靶心,然而它仍然試圖儘可能地隱藏其邪惡行徑,阻止全球社會了解其真實意圖。正如中國古書《孫子兵法》所言,「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世界衛生組織就這樣被中共裹挾其中。

中共與世衛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是一個不設選區的跨國機構,其領導人並不是由人民選出來的。近年來,世衛組織的運行模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它已成為聯合國的一個分支機構,主要依賴私人資金。前總幹事陳馮富珍說,70%的預算是私人資助的。最大的捐助者包括億萬富翁、製藥業和中共。典型的捐助方往往在捐助時夾帶私貨提出許多要求,並希望世衛組織實施具體措施。毫無疑問,這給世衛組織帶來了利益衝突。雖然我們想像世衛組織是全球人口的無私服務者,然而捐助資金的蹤跡表明事實並非如此。

中共與現任世衛組織總幹事有著直接聯繫,這早已不是什麼祕密。中共不僅在現任總幹事的選舉過程中提供了幫助,而且過去歷任總幹事都與中共存在著或明或暗的的聯繫。WHO總幹事和習近平握手的照片,清楚地揭示了誰是掌握話語權的一方。中共已經實質劫持了世衛組織,並利用這個跨國機構作為其對美國進行代理戰爭的武器。

2020年1月28日,中國北京人民大會堂,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左)與中共黨魁習近平會晤前握手。(Naohiko Hatta/Pool/Getty Images)

簡短地回顧一下全球新冠疫情(COVID-19)當初大爆發時的情形或許會給我們不少啟示。在中共當局觀察到新冠病毒爆發後,它在2020年1月中旬啟動了對病源地武漢市的封控,同時向全球社會保證,國際旅行將是安全的,必須保持開放。與此同時,全球定位系統TomTom交通指數顯示,中共從1月起大幅減少了國內旅行,而國際旅行則保持在正常水平。國際旅行在延遲兩個月後才下降到中國國內旅行的低水平,這給了病毒足夠的時間在全球範圍內傳播。

這引發了一個不尋常的問題:武漢的新冠病毒疫情只是一個意外,還是一個陰謀?

在國際象棋中,如果能贏得比賽,在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犧牲一個擁有幾百萬居民的城市是沒有問題的。如果要改變棋盤上的棋局,甚至造成病毒大流行,也是「合法」的行動。如果是真的,那麼目標是什麼?這場大流行使世衛組織思考了預防下一次大流行的措施。隨之而來的是《大流行病預防條約》的出台,該條約將對自由國家進行大規模限制。

限制從來不是為了針對專制國家,因為他們早已有了針對其民眾的嚴格限制。限制始終是針對自由社會的有力武器。因此,如果世衛組織實施限制以防止大流行病,自由國家受到的打擊將比其它國家要更大。這可能是私人捐助者和中共向世衛組織捐款的部分動機。對中共而言,中國和世衛組織之間的合作只是另一種「剪刀戰略」,中共再次把主動權交給了外部夥伴:世衛組織。

法律層面的焦點問題

目前,世衛組織正在準備通過兩份具有深遠影響的重要文件:《國際衛生條例》(IHR)修正案(2005年)和《大流行病預防條約》。法律領域的學者指出,這兩份文件仍然存在不少爭議性問題。這兩項政策的通過似乎都很倉促,通常需要幾年的時間,現在卻被擠到了幾個月。鑒於程序倉促和幾乎同時投票,人們需要將這兩份文件作為一項措施來評估,而不是分別評估。否則的話,不僅耗時過多,而且人們可能不會意識到這兩份文件其實就是一把剪刀的兩個刀片。

根據法律專家的說法,人們可以推斷,這兩份文件仍然不夠成熟,因為它們缺乏對關鍵術語的明確定義。條例規定了如何宣布衛生緊急狀況,然而他們沒有提供關於何時必須宣布衛生緊急狀況結束的定義。如果不對此進行明確定義,衛生緊急狀態可以持續幾十年之久,而且沒有規定成員國如何要求結束的程序。

術語定義的缺失遠不止於此,這些文件沒有提供任何上訴機制。換而言之,世衛組織的政策提倡一種專制制度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持異議的人將無處投訴。在我們的法律體系中,我們習慣於通過上訴法院來尋求反映不同意見。我們可以在市長、市議會、國會或最高法院等渠道表達我們的不同意見。所有這些在世衛組織的新規定下都是不可能的,因為文件根本沒有涉及這些選項。

這兩個文件存在的法律問題還包括,沒有關於疫情嚴重程度的定義,所以即使是流感也可能被宣布為大流行疫情。文件沒有規定如何宣布大流行的結束,也沒有規定針對大流行的封控措施何時必須結束。換而言之,我們可能面臨無休止的大流行封控,製藥公司有無盡的機會推動一個又一個疫苗走向市場。

決定大流行病的開始和結束時間,仍然完全掌握在世衛組織總幹事的手中;同時,沒有任何機制可以讓總幹事對其決定和措施承擔責任。

此外,還有一個方面需要特別注意:IHR(2005)修正案包括定義和控制虛假信息的權力。這是一個風險極大的措施。如果辨別什麼是(真實)信息和虛假信息的決策權只是掌握在世衛組織工作人員手中,那麼公開的科學對話就會受到威脅,而將某個聲明歸類為虛假信息就成了審查制度,而審查制度是與言論自由格格不入的。需要說明的是,在世衛組織的所有成員國中,美國是將言論自由寫入法律、寫入憲法的少數國家之一。

控制虛假信息的權力不是針對極權主義國家,而是針對自由國家,這可能會給出另一個暗示,即新版《國際衛生條例》修正案和《大流行病預防條約》的具體內容是為了確保權力結構,而不是為民眾的健康福祉服務。

世衛組織為什麼要儘力對參與廣泛科學對話的一線醫生進行集中控制?人們會認為,世衛組織為確保某些國家的飲用水所做的努力會比阻止醫生們分享他們的醫學知識和智慧更能拯救生命。

作者簡介:

托斯坦‧特雷(Torsten Trey),醫學博士,是總部位於首都華盛頓的國際醫學倫理倡導組織「醫生反對活摘器官組織」(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簡稱DAFOH)創辦人兼執行董事,是全球反對在中國強制摘取器官運動的旗幟性人物之一。他是這個領域的全球知名專家,曾與人合著書籍,並在醫學期刊上廣泛發表關於這個主題的文章。他是知名的國際演講者,曾參與製作獲獎紀錄片《活摘》(Human Harvest,2014)。他也是《國家掠奪器官:器官移植在中國被濫用的黑幕》(State Organs: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2012)一書的聯合編輯。

原文:The Dangers of Upcoming Policy Changes at the WHO (Part 1)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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