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1日訊】正本清源之一
感恩一詞作為舶來詞，源於美國的感恩節，近段時間頻頻在央視主持人嘴中閃出。這種由中宣部一段時間內統一口徑共用一個詞彙的宣傳手段大家應該是見怪不怪了。習以為常之後便是麻木便是指鹿為馬、黑白顛倒，做一世愚民。
今天，我站在這裡，是清醒著站在這裡，我不想當愚民，我想正本清源如是說：一窮二白的中共自進城坐江山開始，不是住在屋簷下就是住在橋洞內或臨時借住民房(大批人馬)，沒有帶金山糧海來，帶來的只是暴力創建下的政策和制度。飽受戰禍之苦的大多數中國人民，滿懷對新政權民主自由的渴望，以”主人翁”的飽滿熱情，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之中：真乃是一幅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智出智的百廢待興的新清明上河圖。
1953年10月，風調雨順、民主與自由的日子才過三年，李准(時任解放軍藝校校長)這位黨的軍隊作家(御用文人)領會中央意圖寫了一篇主題先行的小說《不能走那條路》，小說編了一個農民張拴搞單干路越走越窄，參加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雛形)路越走越寬的小故事。這種輿論先行(吹吹風)，然後全面開展學習運動的鬥爭策略，早在延安就被中共嫻熟應用(理論是行動的先驅，言論為行動開道)，且成為屢試屢爽的致勝法寶，隨後中國農村經濟模式便是：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現化版的井田制，農民是未帶鐐銬的奴隸)；對城市工人、工商、手工業者，則以國營、集體等單位性建制原則，實行只夠活命的供給；在理想領域內，以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為社會藍圖，使人們在有所信仰中構建美好期許；在思想改造領域裡，以學習「老三篇」為幹線，以學習雷鋒、斗私批修、階級鬥爭、警惕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等大小活動和運動為支線，其意義便是在思想道德上達致統一，在經濟物資上達到國庫充盈後的統配，其目的就是一個即：鞏固政權。
這種理論上看似先進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實際操作中卻是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強制手段對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實施無償佔有和剝奪；而在看似休閒的文化娛樂領域裡，中共也毫不懈怠地以本末倒置的主觀性為前題，組織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炮製出無數個為自己歌功頌德、感恩戴德的文藝作品）我把黨來比母親、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等等），其黑其厚其卑鄙的王婆賣瓜式的馭民、愚民之術可謂憚精竭慮。
如果說毛時代共和國大廈因為有了二彈一星而顯得高聳巍峨的話，那麼為這座大廈一磚一瓦壘砌的勞動者就應該是該座大廈之根基，是毛之皮；皮之不存，毛將焉傅？是毛應該感恩於皮，還是皮應該感恩於毛，這是小兒都能分辨的常識。昭然若揭之後，我只能第一次如是對大家說：感恩的應該是中共統治集團而非人民！
正本清源之二
由於中共在思想上對人民實施無情的學習與改造，在經濟建設中則實行「趕英超美」的激情主義狂熱路錢，所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期望值必定是飢餓的烏托幫之餅。加上十年文革的”革命搞好了，生產就自然而然上去了”的謬誤橫行，國民經濟幾乎達到崩潰的邊緣，形勢是觸目驚心的嚴峻。
為了這浴血奮戰得來的黨國政權不失,以鄧小平為首的新一代中央集團開始了撥亂反正的民心所向工程。在手段上，第一步也是如法炮製地開展了”理論先行”的變革運動,即: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在思想、文藝創作領域裡實行有的放矢的開禁策略(但不得挑戰其四項基本原則)，隨後就是安徽小崗模式的農村生產力的解放運動。
離開了束縛打開了腳鐐的農民們，為自己也為國家迎來了一個又一個實實在在的豐收日子。這種在經濟上”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探索，無疑是對人性自為自私的天生性的道德肯定，也是對「斗私批修」現代版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徹底唾棄；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由於改革派想更進一步大膽地解放思想，並與國際民主進程同步（《新聞法》在胡績偉主持下三易其稿，欲定稿送審），卻遭到左派（鄧力群、胡喬木、王震三左王）的強烈抵制，加上早到的以悼念胡耀邦先生為由頭，以反腐敗反官倒為主的學生運動的登場而告失敗。
從此，中共執政集團越發走向他革命初始時向人們承諾構建民主政體理念的反面（由於本文主題的限制不贅述）。政改作為一個敏感話題從此被塵封，經濟則在務實的方針下，在犧牲資源破壞環境的代價下迅速增長。
廣東作為經改窗口，加上國家財政的傾斜支持率先豐裕了起來。2000年2月，坐享改革成果，又不需承擔失敗風險的江氏，以摘桃子的身份來到廣東深圳的南嶺村，發表了”致富思源、富而思進”二思言論；其前一句話之意是：你們富裕了應該感謝黨的好領導好政策，要感恩；後一句話是說：富了不要即安，要爭取更大的富，並且要認清形勢，站好隊伍，走正確的路線就會進步，要善於進步敢於進步(三講的實際詮釋)。
不可否認，廣東由於擁有香港出海貿易的地域優勢，加上政府的政策支持，加上人們求富基因密碼的釋放，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合力下富裕是不言而喻的。具備了上述三個條件的廣東，如果說他們的感恩無可非議，那麼全國眾多的不具備以上三個條件，如今依然十分貧困的內陸省份是該感恩還是該詛咒江氏集團呢？
當然再窮不會窮幹部，窮廟富方丈的國情我十分清楚，我不是為內陸省份裡執政集團內的幹部叫窮，我是為這些省份裡窮得連飯都吃不飽學都上不起，土地被強行開發，土地沙化、鹽鹼化、旱化而再次淪為赤貧的農民喊冤，面這些最起碼是兩代人以上為執政者無償交了一輩子糧食的貧農，我真不知江氏是何種表情，如果是我，我會跪下來向他們謝恩，感謝他們的大局意識，忍耐品格和寬厚的胸懷。
這個時候，說到這，是誰該感恩於誰不用我如是說吧？！
正本清源之三
1983年6月1且，經濟改革進入成熟期，為了打破國營企業吃”大鍋飯”的低效局面，同時加強中央財政收入，中央在全國開始推行”利改稅”的財稅政策。鄉鎮集體、民營個體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補充，猶如雨後春筍迅速成長，逐步成為納稅主力大軍。為了配合稅收政策的落實執行，政府及時制定了”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征方針性的宣傳口號。
這個簡約的徵稅政策性口號，說明了現代社會與政府的依存關係，其坦率之處在於它告訴了人們，中央財稅不是生而有之的，而是由全國公民勞動生產後納而有之的；政府財政部門在人大的監督下，擔當著統籌分配、平衡支出的財稅管理職責，通俗一些說就是國家及其派出的財政部門只是財稅的管理員，不是財政老闆，真正的財政老闆(擁有者)是全體社會公民。
“人大”作為人民的代表，依照憲法賦予的權力，本著對人民負責的職業特性，理應認真嚴肅地監督國家財政管理執行情況，卻由於其是黨領導下的不獨立的天生侏儒屬性，在制定預算分配製度上，往往是先黨、後國家政府，之後才是社會民眾生計(教育投入只佔國民經濟總收入的2％)。再加上對各級財政執行情況的監督沒有程序上的公開透明制度，所以財為民所有的”用之於民”只是一句空話。由此僅從財政這一單方面判斷，我們國家下屬的政府強勢特性十分突出，社會過份依賴政府的弱小特性也十分明顯。
無怪乎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在2001年東南亞金融風暴波及香港經濟時，面對世界各大媒體記者會說：我們有四千多億美金的外匯儲備，可隨時幫香港解困。說話之輕鬆隨意，儼然國庫財稅是其囊中之物可隨意支取。雖然這種說法有背憲法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之理念，但實際運作上他只是同”人大”打個招呼(客氣點，不客氣不打招呼又怎樣？)資金就可以迅速調動配置。這就是中國特色的財政。這就是黨天下的目的所在。由此而生出的國家重點工程投資失誤事件真是汗牛充棟。我這裡僅舉些千奇百怪小事件來說明執政黨對財政的隨心所欲性：
1、推行一把手負責制，除了人事權之外，重要的是財務一支筆，這支筆一簽，腐朽即刻變為神奇，貪污成為利國，吃喝成為利民，於是領導筆跡模仿秀行當運應而生。
2、江西省余江縣(毛澤東《送瘟神》詩詞所發地)中童鎮雲塘余家村，2003年的某一天，迎來了從梨溫高速下來的以省委書記孟建柱為首的一班人馬；一番安撫問貧，孟書記送上10萬人民幣給村委會，隨後便在鷹潭市委書記、市長們的陪同下赴市內考察。省委書記第一站首選余家村，此殊榮何在？原來98年大水災過後，中童鎮領導們不僅沒有將中央、省兩級的賑災錢物落實給村民，反而視中央有關農村災害之年減免賦稅糧物(公糧村民照常上繳)的政策不顧，照樣按地方法規強制交納，該村村民維權意識強，拒絕交納，就形成對抗。
2000年的一天凌晨五點左右，1000多名荷槍實彈的武警官兵和市、縣公安警察，奉命分水陸兩路兵馬包圍了該村，並當場開槍射殺了五名村民，其中3人是早起殺豬，1人早起做生意，1人上茅坑；結果是3人死亡，2人重傷；在睡夢中的村民們到天光大亮後才知道”鬼子進村”後的血腥恐怖。
原來是鄉級地下黨報告省委說該村要暴動，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指鳥銃、大刀、梭標，同美向伊動武理由一樣)，先下手為強的執政武裝進村後將村子翻了個遍，結果沒有找到一把上述所指的凶器，從此政府就難辭其咎了。
冤死者家屬從此頻繁上北京告省(舒慧國時任省委書記)、市、縣、鎮四級政府；根據黨情，懲處殺人兇手是不現實的，只能是納稅人的錢倒霉而己。於是，政府很快就出全資修了—條由206國道到余家村頭約10華里的水泥路(自解放以來全縣從末有此先例)，出資建校舍等等；我舉如此詳盡的事例，不為這事例本身，我只是質疑省委書記給的10萬元錢由何處支付？省人大是否知道？這種犯罪性執政失誤，事後掏國庫的錢安撫無辜被槍殺者家屬是否合理？這對全省內的其它自然村村民是否公平？
3、由於缺乏有效獨立的監督機制，久而久之管家也自然地升格為主人家了。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一聽說有公款請吃，即席的賓客均會心照不宣的相互豪勸道：吃，共產黨的不吃白不吃！於是2004年一年吃掉了2000多億元；一聽說有公車郊遊，屁股一撅：坐，共產黨的不坐白不坐，於是2004年公車(230萬輛)耗費財政3000多億元；一些行政事業性無競爭的收費部門，私設小金庫，濫發獎金，一聽說有獎金拿，不管符不符實，拿，共產黨的不拿白不拿，於是2004年就內貪了1000多億元；還有資料記載，凡在職的正縣(處)級以上黨政幹部98％都以考察交流學習的名譽用公款出國旅遊，2004年國家統計年鑒公佈該項費用支出是2000億元；習慣成了自然之後，謊言就成了真理。
於是不吃白不吃、不坐白不坐、不拿白不拿，有權不早開洋葷(出境游)過期作廢的說法，就成了新的民俗俚語，而真正在生產一線為國家創造財富的礦工、建築工、流水線裝配工、紡織女工、廣大農民等等，他們中的大多數一輩子也沾不到這”四種光”中的一種光。
“人民”僅僅成為憲法文本裡一切權力”擁有者”的美麗符號。執政者以”公僕”表面之虛，行權貴之實;而人民下崗的，土地被強行徵用淪為流民的，高中、大學畢業青年成為待業群落的，其邊緣化後自生自滅的慘境，從底層人民群眾群體性對抗政府各執政部門，每年達6萬多起維權事件就可說明這一切。
4、眾所同知，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富有的國家。無論是從GDP總量，還是從GDP的人均分配值(美國人均2萬多美元，中國人均1千美元)來比較，中國都屬貧窮的第三世界。然而在山東省威海市市長眼裡他這個中國市長比美國市長牛氣富裕。1994年12月，威海市與美國加州聖塔.芭芭拉市在聖塔市簽署了友好城市協議書；之後威海市市長盛情邀請聖塔市長來中國威海作回訪性旅行考察，聖塔市市長接到邀請後，回信說表示感謝，並遺憾地轉告中國市長，她不能來，因為她管理下的市政府沒有這筆開支。
聽到富足的友邦竟然有這種嚴格的財政制度，我們中國貧窮的市長不僅不反省自己赴美考察揮霍公款的行為可恥，反而再次去信邀請，並慷慨地承諾她來中國的往返及在中國境內的一切費用由他代表威海人民埋單。
窮國市長免費邀請富國市長來遊玩考察，這種貽笑天下的肆意糟蹋納稅人血汗的行為僅僅是為了提升國際形象和市長公僕們的政績，該幕讓納稅人當冤大頭的蠢劇，至今仍在嚴肅認真地上演著。比如2001年10月份在深圳舉辦的「國際花園城市」評比，其來自北歐評委會一行人的全程費用都由東道主深圳市府埋單的事實，又為這添了一例。這種視本國民眾疾苦而不見,對外充大國充盛世的慷慨事例，實乃不勝枚舉。
5、江西鄱陽湖之濱的余干縣人傑地靈，胡溫新陣裡主持中紀委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吳官正先生就出生在這裡。2004年國家電力總公司決定在余干黃金埠投資110億元新建一座火力發電廠。而相距黃金埠60公里不到的貴溪市，有一座八十年代末建成的為配套保障國家重點工程貴溪冶煉廠生產運行的現代化程度頗高的貴溪火力發電廠。
地處余干的黃金埠鎮，一沒有煤炭資源，二沒有鐵路專用線，三沒有供變電設備輸送網，有的就是出了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一方水土養育了一位名士，這位名士假如是用自已私蓄或才智反哺鄉里，這是符合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我無可厚非。可是從以上所列的余干資源”三無”的現象和江西省電力供需平衡的角度來判斷，這是一個打上了權貴烙印的反經濟規律的投資行為。
因為市場經濟下的資本屬性是增值，並遵循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回報。即使是從前瞻性預測黃金埠廠投產的2007年的江西電力需求缺口大，也應該將投資放在貴溪火電廠擴大其發電機組規模上。
如果選擇這種方案，光鐵路專用線一項就可直接節省20多億元投資，還可節省5億多的送變電網路設備投資，輕鬆一算就是25個億。
這讓人聯想到央視天天倡導全民愛國從節約開始起的話題，相比之下，令人痛心疾首之餘，不得不說這個權力至上的,一人得道，鄉鄰升天的投資，無異於叛國犯罪。
6、香港回歸前的廉政公署清正廉潔享有盛譽。回歸後，粵港兩地交流逐年增多，與廉政公署對口的是廣東省檢察院及所屬的反貪局。港署剛開始接待粵地檢察官是按接待當年倫敦的同行一樣公事公辦，但想到每次赴粵地公幹都受到上賓般生猛海鮮、鮑魚魚翅、燕窩冰糖和KTV包房等一條龍的盛情款待，港廉署尷尬之後便擎起了”來而不往非禮也”的醬缸之旗，開始了破處之禮。如今接待規格與粵方檢察院相比，已經是有過之無不及。我們漢民族曾經面對元、清兩朝外族統治，均被我漢文化同化而自豪。如今，中共改革開放後近20年創立的吃、喝、唱、玩、摸等一條龍公關文化，已赤化了港澳兩地，按誰能同化誰誰就強大的邏輯，中共無疑是強大的。
有道是「學好十年功，學壞三分鐘」的祖訓告誡我們，壞得太透了，眾叛親離後水亦覆舟的歷史定會重演！
有鑒於此，我正本清源地告誡各位：你所吃的白不吃的，你所坐的白不坐的，你所拿的白不拿的，你所游的白不游的，不是共產黨的，而是全體公民的。
──原載《民主中國》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