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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8日讯】 2000年1月13日，当我还因中共安全部门诬陷的“出卖情报罪”身陷囹圄时，由狄金森大学我的同事全大伟（David Strand)教授起草，134名国际汉学界的著名学者 联署了一封给江泽民的抗议性的请愿信。这封信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指出了把学术研究混同与“颠覆行为”的谬误以及把文革中的公开出版物说成是“国家机密和情报”的荒唐。这封信更指明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学术自由”的至关重要。后来我从有关方面得知，此信的理性抗争和道德感召力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十余天后最后决定“无罪释放”我中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有幸在1月16日在北京安全局安排来说服我认罪的大哥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对我坚持真理，决不承认任何莫须有的罪名起了极大的鼓励作用。
即便对美国和国际媒体而言，此信也曾震惊一时。倒不是因为这封信有什么高调门的反共色彩，恰恰相反，是因为联署此信的国际汉学界的著名学者中有许多是著名的“亲中人士”，有的甚至对“六四”都没有过公开表态。那麽，是什么使他们冲冠一怒，愤而联署抗议呢？是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吗？不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我连面都没有见过。是因为我特别有名吗？更不是，我只是最普通的文革研究者，和不少德高望重的汉学家相比，我恐怕是他们学生的学生辈。曾为中美正式建交立下汗马功劳的斯坦福大学的奥克森伯格教授（曾为卡特政府的中国顾问）后来对我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错误做法粗暴地触犯了这些学者心中的底线，严重地损害了他们对中国的友好情感。这一底线便是学术自由。世界上也有不少专制及威权政府，尽管他们对现行的政治活动控制很严，但对几十年前的历史事件的研究，还没有到罗织罪名，把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打入大狱的程度。中共可能认为：这些汉学家因为职业关系要到中国作研究，用“杀鸡儆猴”可以叫他们不管闲事。但是他们忘了汉学家们心中不容侵犯的底线：学术自由。
另一位签名的著名汉学家后来坦诚地告诉我说：“人们只有在自己感到人权和学术自由的必需时，才认识到它们的宝贵。而事实上人们只有在捍卫他人的学术自由中，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学术自由。”这一朴实却又辩证的道理，国际汉学界对它的认识是越来越深刻了。今年二月以来，人们又一次得知：高瞻、李少民、徐泽荣等学者被中共安全部门或以“间谍罪”，或以至今不肯公布的原因羁押。国际汉学界为了拯救他们的中国同事，还他们以法律公正，又一次行动起来了。4月17日，375位国际汉学界的学者，出自世界上十四个国家和香港、台湾两个地区，又一次联署了一封给江泽民的抗议性的请愿信。这封信再一次呼吁中国政府执行它已经承诺的“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所有个人提供不受‘任意逮捕或羁押’的权利，并保证所有人享有‘寻求、接收和传播各种资讯与思想’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也保护进行科学研究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再有，已经中国政府批准的《经济，社 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规定： ‘本公约缔 约各国承 担 尊重进 行 科学研究和创作性 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 。”此信明确地指出：“对李少民、高瞻和徐泽荣三位学者的持续羁押侵犯了上述基本权利。”
这封请愿信仍然以其摆事实讲道理的理性抗争见长。请愿信的基本点是指出中国政府有关方面怎样在持续羁押李少民、高瞻和徐泽荣三位学者时不仅违反了国际公认的人权与学术自由的准则，更违反了中国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律。请愿信的基调是“殷切地敦促您的政府表明自己对于在中国保护和提倡学术自由的决心，以及对于维护学术交流在建立国际理解与信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的决心。要么立即释放三位被羁押的社会科学家，要么尽快使他们享有真正的、在遵循国际标准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这样的请愿信，是再明显不过地希望中国政府能改正错误，健全法制；决不是能用“反华势力”来一言而蔽之的。这样善良而理性的抗议，其公正性和道德的感召力是巨大的。每一个不泯灭了良知的人都是无法抗辩的。
在这封请愿信上签名的自然有国际汉学界的最著名的学者，诸如广受尊崇的纽约大学的中国法专家柯恩（ Joreme Cohen）哈佛大学的麦克阿法 （Roderick MacFarquhar）、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兹曼（Gilbert Rozman）、加州大学的包瑞嘉 （Richard Baum）、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法国高等社会研究 院的毕仰高（ Lucien Bianco）、澳洲国立大学的安德佳（Jonathan Unger）、 和伦敦政经学院的叶胡达（Michael Yahuda）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一月为我的请愿信相比，联署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三倍（134：375），而且现在已经增加到了近400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联署的中国学者，已经由去年的8名一下子增加到80余人。他们中不仅有夏志清、丘宏达这样的老一辈学人，有王德威、郑宇硕等著名的中年学者，更有一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现已在欧美日等大学成为学术中坚的中青年教授、学者。笔者有幸帮助做了一些征集签名的工作，听到许多来自中国大陆学者的心声。即便个别学者因为一些原因表示不便签名，也都明确表示要为拯救这三位学者做一些另外的工作。从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
不少中国大陆学者还纷纷对媒体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签署者之一，美国乔治亚州萨瓦那大学的教授洪朝辉说的好：“中国政府抓了高瞻这样非常普通的学者，而不是知名度很高、背景很复杂的民运人士，造成华裔人人自危……”，他还指出：在美国学术研究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中国对收集研究资料和收集情报的划线似乎非常模糊。另一位签署者、匹兹堡大学的唐文芳教授说：“毫无透明度的抓人已经使在大家都搞不清自己是否会被抓。”高瞻所属的美国中国政治学会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的现任主席陈卫星教授和前任主 席钟阳教授都是第一批签署者。他们还在他们学会的网路上号召签名。请愿信发出后，该学会还有因公外出的会员加入联署的行列。如同高瞻在美利坚大学的上司赵全胜教授不久前在美国“百人会”谈到他毅然决定签署的动机时说：“有人说：是否等事实清楚了再签名情愿。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些学者的指控都已经有清楚的事实依据，有透明度，那麽我们也就不用签名情愿了……”
最近，李少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徐泽荣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导师们还单独给江泽民和中国大使馆写了和亲自递交了抗议信。中国有一句古话：“士为知己者死”。如果李少民、高瞻、徐泽荣等身陷囹圄的学者能知道全世界的同行、学者都在关注他们的命运，拯救他们出狱，这将对他们是一种何等巨大的道德与精神激励啊！
──原载《北京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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