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信访──告状
(1)王利珍：
王利珍女士1944年生，贵州兴义市巴结镇中心村村民。我与王女士见面好几次，加之她又花了两个星期把她们为何上访，到了哪些部门，开支情况等等回忆或重新抄写一份21页信笺给我，使我对巴结镇中心村的情况及她们上访过程有较多了解。除了11页集资、借款、主要开支总账册外，那10页“回忆”有不少的错别字，还有一些叙述不通顺等等，不过我很尊重她，不仅在于她那勇敢的、无私的精神，还在于解放初期只念了几年小学的布依族农村女孩在半个世纪后仍能写出那么多回忆。
她有一堆堆有关移民上访材料，还有12个小笔记本记录她（她们）近六年来的有关上访的记录和资料。
1997年8月以前，天生桥库区移民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外迁农转非每人2,000元，后靠移民没有（因为“他们还有荒山可以开发”）。移民管理部门──兴义市支重局在移民代表开会时给中心村的答复是：“你们每人2,000元的土补费有些组都已经超了”，还有另外的一些原因等，于是酿成8．13静坐堵坝事件。后来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偿费作了调整，农转非每人补4,500元共6,500元，而农转农仍没有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偿费。
村民选出以村干部为主的“十三人代表”反映上访，三年过去，许多实物指标补偿还是没有得到，十三人的言论往往都是在维护支重局，并且还出现移民集资款被滥用等，2001年7月，村民重新选出王利珍、黄亨兴等5人作为新代表继续上访，查找未得到补偿的专案及其真相。
中心村移民又开始集资，每户5~10元。2001年8月，王利珍女士等5人到贵州省政府、省移民办，又找到贵阳佳联律师事务所张某某等律师，张律师同意接受该案子。张律师等赶到巴结镇外迁到兴义市及顶效开发区附近的几个移民点与移民见面，又到巴结镇政府和后靠移民点进行了解，律师要27,000元旅差费，几天后，移民自愿集资每人50元，王等把钱交给律师。
一段时间，律师打电话让中心村移民到支重局──兴义市移民局去结账，“如果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再和我们联系”。
移民们激动万分，“律师太管用了，一下子就有了结果，不枉那几万块”。王女士等人到支重局，唐局长等人把补偿清册给她们，各组人均补偿只是比以前已共支付的6,500元多出几百元，大寨一组已经超支，还要从6,500元中扣出每人164元。移民们傻了！立即把此事告诉律师。一个星期后，律师打电话让王等把余下的集资款退还给移民（律师们也许感到无能为力了），移民们不愿意接收，让王等继续反映上访。
听说张律师等被“请”到党校去参加“法制学习班”，王利珍、黄亨兴不敢呆在家里，到各处躲了三个月。
2002年8月，市公安局刘局长以“非法收取”为名到贵阳佳联律师事务所要回那27,000元。经多方努力，2003年，刘把钱交给移民局，移民局在几个月后要移民拿着集资名单去领钱，移民们说还要继续找律师打官司，她们又把27,000元交还给张律师。
州、市政府请佳联律师事务所杨律师到马岭河峡谷风景区打麻将。2003年7月，支重局王、唐两位局长说：“你们的钱还多得很，可以去结账了”。当移民代表到移民局要结账时，大寨一组原被扣每人164元现在变成每人加588.17元，其他组比上一次也只多出人均几百元，“移民局只是在哄哄小孩而已”。杨律师对王等移民说：“这些事王局长从州到省各条路早已用钱铺好，你们还是到北京告吧”。王女士等开始进京之旅。
2003年10月，她们到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到最高法院递交材料时，接待干部的眼神都没有斜视一下，从视窗递进去的材料掉到地上也没人捡。
她们又重访国务院，国务院接待干部说：“该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反映了，该走的地方你们也走了，你们该回贵州了，我会打电话到贵州通知领导，你们回去给群众解释清楚”。回来一个多月，没有任何音讯，王女士等到省府问领导，领导说没有接到国务院的电话……花去了数万元，泡泡都没出，她们怎么向父老乡亲交代？2003年11月底，她们又上北京。
贵阳求实律师事务所某一姓陈的律师说他认识原贵州省省长陈士能（时任某部部长），王等就请他带到北京找陈部长，几天看不到陈部长的影子，她们到中纪委，没有结果。王利珍、黄亨兴两人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心如刀绞，泪水直流。看到一位解放军在守门，她们上前去叫他帮忙，他答应转交给领导，她们两人才稍稍有些安慰，“谢天谢地”！可没走多远，110就赶到，把她们抓到交道口派出所，扣留三个多小时，后转到贵州省黔西南州驻京办事处。州委书记在北京，给她们上了一堂课，请她们吃了一顿饱饭，她们回旅社，第二天返回贵阳。
刚在贵阳下车，家乡的亲人打电话说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新闻，新闻中说贵州兴义市两位60多岁、40多岁的少数民族移民妇女为了几千移民的利益，把官司打到北京，终于打翻了……她们感动得直掉泪，高高兴兴返回。中央电视新闻都已经报导，可是三、四个月过去，巴结镇中心村移民土补费等仍然没有任何结果。她们第三次赴京上访。
2004年2月27日，王利珍、黄亨兴等巴结镇中心村移民10人进京，当时正值人大开会，刚到国务院就被员警将各地来的上访人员全部押走，“太可怕了”！
他们被送到接济站两夜，每人每晚5元，第三天不准住。因到处抓上访人员，他们东躲西藏，最后碰到中国行为法学会记者（也是律师）句某某在发名片，通过句的联系，他们转到贵州黔西南州驻京办事处。
兴义市公安局刘局长到北京，10人中6人先返回。句及北京宝鼎律师事务所于律师同意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几天后句、于同他们回到兴义，到各移民点开会。
又集资，又借款，交给句律师12万元作为“前期受理”律师费。句、于两位律师与王等到省高院要求立案，省高院推给省中级法院，省中级法院某庭长说这种案子影响太大，他们有难处，毕竟他们也是政府的手下。王等移民代表回到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刘庭长说不敢立案，要移民与政府庭外协商。一年多过去，没有任何进展，直到2005年8月底。
巴结镇中心村移民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应该得多少？
8．13事件前农转非每人2,000元，事件后每人补4,500元；2001年底，移民代表到贵阳请律师，移民局唐局长拿补偿清册给他们，每人比原来多几百元；2002年王、唐两位局长说：“你们移民的钱还多得很”，移民代表到移民局查，每人又增加几百元。2005年8月，兴义市政府结算，直接把存折发给移民，不要也得要，并且发放存折时一再叮嘱“你们各家领各家的，不要告诉别人”，因此，移民们到市政府门前静坐一个多星期，即9•01事件。移民王振周被判刑，70多岁韦仕文被拘留，王利珍、黄亨兴被传唤。2005年底，移民们不得不去结算，有些组比原来多两千，有些组比原来多三千，也即中心村移民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偿费每人8,000~9,000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搬迁时本就应该发放这笔土补费，拖了十年，肉价已经从3元/斤涨到8元/斤。为了土补费、为了淹没实物补偿，中心村移民经历了十年的磨难，上访及请律师花费了好几十万，从王女士手里的十二本笔记本里，关于集资、借款、开支如下：
一 集资：从2001年7月21日–2004年8月13日，不同时间、不同的人代表不同移民点交来的集资款共有58次，总金额195,455元。
二 借款：从2001年8月–2004年8月，不同的组代表从不同的个人或集体在不同的时间借来的款项有120次，总金额为191,372元。
三 其他开支：从2001年7月–2005年8月，分为几个不同的时间段，总开支150,000元。
四 支付贵阳律师费：从2002年3月–2003年底，支付给佳联律师事务所张律师各种费用17次，共59,000元；支付佳联律师事务所杨律师各种费用7次，共20,500元；支付求实律师事务所陈律师各种费用12次，共37,800元。
五 支付北京律师费：从2004年3月–2004年8月，通过银行转到中国行为法学会句律师的妻子王某某的账上共7次，总金额90,000元，另外支付现金几次，转账及现金共12万多元。
除了12本笔记本，王女士还有几小捆发票、收据之类，这些发票、收据曾被市公安局收缴，半年多后，细心的女民警把发票和收据订成小本，归还给王女士。
案子没有立案，律师就拿去二十几万，这二十几万还是好几年前的物价呢。没有立案、没有开庭，律师要了这么多费用，不知是否合乎情理？不知是否合乎法律？
王利珍女士的丈夫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她和大女儿及外孙女一家三代同住，二女儿有家庭，小儿子在外打工未成家，三个儿女都没有固定收入。搬迁时她在坪东镇买有一块地基，因没有钱建房，又卖掉，这几年都租房住在市区向阳路附近民房内。我不清楚也不忍心打听她们一家人靠什么生活。
其他人已经偃旗息鼓，王女士还在努力。近二十万元的借款不是她的责任，但都是经她的手，还不上那笔借款，百年之后她也不瞑目。@(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