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中国到底有没有“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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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4年06月28日讯】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有没有‘贫民窟’”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在中国国内的民众之中,都曾引发过不小的争议。然而有意思的是,一些国际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的回答似乎要比颇具爱国主义情感的中国人更胜一筹。

有资料显示,在2011年4月12日举办的“中国—东盟城市交流与合作”的研讨会上,来自马来西亚的代表就曾一脸钦羡的向中共有关部门提问道:“为什么你们的城市这么干净?为什么你们的城市里没有贫民窟?”面对这个给足了面子的“示好”问题,中国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的回答却显得尤为含蓄、低调,他说:“作为政府的考虑,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现象巴西、印度等国的‘贫民窟’现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马来西亚代表略带夸张口吻的提问以及发改委有关领导的回答似乎都存在着无可争辩的合理性。特别是那些足以彪炳、炫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橱窗式”的国际化大都市,更是与二位在研讨会上的经典对白交辉呼应、相得益彰。如果按照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贫民窟”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这一标准,在中国那些被饰以光鲜、亮丽外衣的一线城市中,人们的确是很难看到与印度、巴西类似的“贫民窟”居住区。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继2003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中提到上述定义之后,《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却重新提出,“贫民窟”还可用来代指其它许多类型的住房,它与“棚户区”、“非正规住区”、“棚户住房”和“低收入社区”等可以互换使用,甚至在今时今日,还包括发展中地区的城市中所存在的大量临时居所。如果按照这一多年后重新划定的标准,那么,“中国没有贫民区”的说法不但会被推翻,更重要的是,人们将在更多的“城中村”、“公寓隔断房”、“地下室”、“日租集装箱”、“旧房改造”以及拆迁之后的砖石瓦砾中找到各种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中国式“贫民窟”的遗风、缩影。

一提到“贫民窟”,世界的眼光似乎很容易停留在印度、巴西等这些拥有大规模直观可见的贫民区国家身上。当人们对这些东南亚或拉美式的传统“贫民窟”形成先入为主的典型印象之后,或许很难想像与其相隔不远的中国各大都市,其实一直都存在着更为另类和隐蔽的贫民生活区。事实上,那些具有显性特征的“贫民窟”之所以能够毫无遮掩的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以及那些国家根本无所谓被揭丑、被露怯的坦然态度,则恰恰说明那里的穷人并未被政治当权者剥夺其生存的权利和基本需求。在一个无法消除贫富差距的社会里,允许穷人们如此成群、抱团的活着,如此理直气壮的集中在城市的一隅、随时形成可以抵抗强权、捍卫自身权益的一股力量,这本身就足以印证这个国家的开放与包容、甚至是制度所赋予的民主与自由。

反观中国,潜在的、隐性的特征总是让各种贫民区的惹眼与暴露变得异常敏感。于是,“城中村”、“棚户区”常在短短数日之内就被夷为平地、沦为废墟;“公寓隔断房”、“群租”会在各类取缔公文中成为非法的典型而遭到彻查与清除;而身处在街头巷尾、胡同深处的那些错落无序的平房则会被拆、被迁、或被打上标记、纳入政府的拆迁意向范围中。总之,只要触动了“城市环境脏、乱、差”的这根敏感神经,只要挑战了影响市容市貌、抹黑政府形象的这条底线,哪怕危及到大量无家可归的民众住房和生存的问题,中国式的“贫民窟”都将是政府消灭、清除的对象,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可见,在中共政治集团的权威意识中,消除社会贫困的唯一方式就是剥夺穷人生存的权利。

尽管中共官方想尽一切办法,不断的向世界展现出一个富人多、穷人少的和谐中国,然而,实际的状况却未能随其心愿。一份来自联合国的《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中提到,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比例从37.3%降至28.2%;而印度则从1990年的41.5%降至28.1%。“下降”一词看起来令人欣慰,但仔细算来,中国贫民窟里拥有的3.84亿人口比印度的3.43亿整整多出了4,100万。因此,有专家称,这个报告的结果最终让中国人自认为没有“贫民窟”的那股骄傲与自豪荡然无存。

如果说,那些自认为中国不存在“贫民窟”且为此暗自高兴的中国人会被视为无知和愚蠢,那么,将穷人从真实存在的贫民窟驱赶而出,并且将他们唯一能够存活的生活区夷为平地,甚至不为他们提供栖息之地、遮雨之瓦的政治当权者又会被视为什么呢?忽然想起电影里曾出现过这样一句调侃台词“逼死人不偿命”,但若套用今日中国“贫民窟”被清除的状况,就不知是否真的有人错拿台词当成真理,才有了如今这般“赶尽杀绝”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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