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2月28日讯】
编者按：自“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中国社会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并将继续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深远影响。然而，中共利用中国市场做诱饵，甚至通过外交途径，向各国政府、媒体、公司和投资者施加压力，胁迫国际媒体过滤被中共视为“极度敏感”事件的真相。由此导致外界对中国时局的判断如雾里看花、进退失据，并可能因此错失历史机遇。
2015年2月18日，《大纪元》香港分社社长郭君女士在东京新宿京王酒店举办关于中国时局的研讨会上演讲，她解析了当今中国时局的焦点问题，并对正急剧变化的中国时局会对日本和香港带来的影响做了分析。吸引了日本政商界，传媒界以及研究机构等上层人士慕名前来参加会议，重新认识及深层了解中国政局的全貌。
文／郭君（大纪元香港分社社长）
世界上最近20年的一个流行话题，就是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这是因为过去两百年，世界文明的中心是欧洲，然后转移到美国，所以20世纪是“大西洋世纪”。我个人觉得，亚洲取代欧洲可能说得太早了，“太平洋世纪”未必能这么快到来，但世界从一个中心向多中心的变化中，太平洋周边地区确实会越来越重要。
太平洋周边国家，最重要的国家，其实就是美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的关系走向，决定了未来所谓“太平洋世纪”到来的时间。
从现代地缘政治上看，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极为重要。中共建立政权之后，毛泽东、邓小平都采取了和日本合作的策略。因为中日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历任中共外交部长，大部分由驻美国大使担任，小部分由驻日大使担任，大概能说明这个问题。
一，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对日本关系的定位
不过近二十年，即江泽民时期的后期，中日关系开始出问题。要理解这个趋势，恐怕还是要从中国内部政治的发展着眼。
第一，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完全崩溃。中国社会主流的道德价值观，既没有了古代仁义礼智信的核心，因为已经被彻底破坏掉了，也没有了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所谓道德价值，所以说缺乏核心价值。然而，缺乏道德价值的核心，对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巨大社会体来说，是有摧毁作用的，因为这种社会的团结合作，需要一种“心灵动员机制”，以前的中国古代是天道、皇权、忠孝仁义等等。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共产主义信念又已经崩溃。所以此时民族主义就变成了“心灵动员机制”。民族主义在政治层面，很容易变成国家主义，即所有发展，包括经济政治、个人权利、自由等等，都服从于国家利益。
问题在于，民族主义需要一个“敌人”才具有最大的凝聚力。很不幸，日本成为中国国家主义敌人的最佳选择。美国太远、太强，越南、菲律宾、印度等不是太小，就是处于中国地缘政治核心区域的边缘。日本国家大小适合，与中国有历史纠葛，又因是美国的盟友，故而被视为“假想敌”。而且还有钓鱼台的领土纠纷等等。中国人觉得仇恨日本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第二，共产党专制文化的核心是“仇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八个样板戏，其实讲的核心价值就是两个字──仇恨。以前，共产主义主导中国意识形态的时候，强调“阶级仇恨”。现在，国家主义主导中国的时候，变为“民族仇恨”。
仇恨是一种情绪的反映，它是不需要理由的。人类情绪可以存在很长时间，即使产生情绪的原因已经消失了，但情绪还会存在。比如仇恨，开始为什么仇恨的原因可能早忘记了，但仇恨会继续存在。而且，情绪会在社会上传染。仇恨也是这样，人类大脑会自动运作，为这种情绪寻找合理的理由。中国社会的普遍仇日，正是这种情况。
第三，今年九月，中共将举行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年之后的首次胜利游行大阅兵。这是中共第一次举行这样的阅兵。很多人问，为什么七十年之后才举行这种阅兵，以前从来没有过？
答案则是：这是中共对其政权信心极度不足的反映。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成为中国大陆主要的核心价值，那么抗日战争胜利，就成了一种一定要抢夺的“价值制高点”。过去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一直在争论是谁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最近一些年，争论变成了是谁领导了抗日战争？
所以最近中共的官方媒体会刊登一些批判和丑化国民党军队抗日时期将领的文章。而台湾的国民党方面，也在争夺这个“价值制高点”。谁现在对日更强硬，在普通人心中，谁说的话就更可信了。
第四，我们之前说过共产专制权力继承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因为缺乏继承的合法性，会产生一些内部和社会的问题。而共产党专制体制的运作，最高权力掌握的权威至关重要。所以，在权威不足的时候，这位最高权力掌握者必然要表达一种对外的强硬姿态。相反，当他有足够的能力掌控内部的不平衡因素的时候，他才能有足够的空间去落实平衡外交。
以前毛泽东、邓小平都选择对日本亲善的关系，正是因为他们具有了足够权威。
凡中共内部不稳定，权力斗争激化的时期，往往就会出现对日关系降温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中日关系，决定了亚洲（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是否能集体进入新时代的关键。中日之间，恐怕不仅仅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合作，而且应该有多层面的接触合作，包括文化、艺术、哲学、文学、文化心理学、历史研究以及科学方面的合作等等。而且中日之间的合作，显然也不能仅限于政府层面的合作，或者政府主导的民间层面合作。
合作的前提是和解，然而在目前的条件下，全面和解恐怕会非常困难。想像一下，中日之间要解除历史仇恨，中国需要一个权力继承接替更自然合理的机制，需要形成一个更宽容、更包容的价值体系，需要一个更有自信的国民文化环境，所有这些的前提，都是中国要首先摆脱共产党体制。
剧变中的中国政局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日关系恶化，其实也是中美关系恶化的一种表现。这和中国经济崛起，促成中国力量辐射范围的扩大，导致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现有国际秩序发生冲突有关。冲突、妥协、合作，可能是未来日本、中国、美国“三国演义”的主轴，如何发展，决定了未来“太平洋世纪”的走向。但我们今天主要集中在中国内部问题。
（一）中国最近两年的政治权力风暴
2012年，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已经接近10年，当年第四季，中共召开十八大，这正是中共内部最高权力交接的时刻。当年的2月份，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的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突然逃进美国驻四川成都的总领事馆，要求美国提供政治庇护。同日，数百名重庆武警包围成都美领馆，和领馆的保安对峙。但很快，四川省公安厅派出特警赶到现场，和重庆市的武装警察对峙。
王立军在2012年之前的十年间一直非常活跃，做了很多侵害人权的事情，所以美国方面拒绝其要求。最后，中国政府派出了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邱进，到领馆接走王立军，并把他直接带到北京。
这件事，成为后来中国高层政治风暴的一根导火线，直接影响了2012年后至今中共的高层权力争斗。
第一个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是薄熙来。
薄熙来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他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担任辽宁大连市长之后，就一直是中国政坛非常受关注的一名官员。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是中共建政早期的经济决策人物之一，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1979年第三次复出掌权，依靠一批中共元老人物推动“改革开放”政策，薄一波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
薄熙来在重庆推行“唱红打黑”运动，“唱红”，就是用唱文革之前共产党革命歌曲的方式，让民众“怀念”毛泽东和中共建政早期时代，而“打黑”，则是用严厉的手段，甚至是不合程序的法律手段，打击最近十多年崛起的私营企业家（指他们是黑社会份子，用非法手段致富）。
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全面“向左转”的运动。由于过去20年中国贫富悬殊严重，普通民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获益很少，因此社会上普遍存在仇富仇官情绪，所以薄熙来在重庆的政策，受到了很多底层民众的欢迎，当然更受到中共内部左派的大力支持。
王立军是薄熙来一个重要政治助手，准确的说是薄熙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打手”，王立军负责为薄熙来打压任何对他政策有异议的官员和知识份子，因此王立军是薄熙来最重要的亲信人物之一。
薄王翻脸 王出逃成都美领馆
王立军逃往美领馆及后来被带到北京，都交给美国和北京中共高层一些有关薄熙来的内部情报，因此，他的出逃，导致薄熙来被北京解除职务，全面调查。
官方的版本是这样的。薄熙来的妻子，一个在中国非常活跃的财经律师，亲手谋杀她的一个英国籍的财务顾问──海伍德。王立军调查了这个谋杀案，发现了真相，向薄熙来报告，薄熙来要求他掩盖案情，但王立军不从，结果导致薄熙来要除掉王立军，所以王立军逃亡美国领事馆。
但实际上，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是北京发现薄熙来窃听中共高层电话，从而怀疑薄熙来的意图，并开始进行调查。主持这个调查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胡锦涛的亲信，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第二个是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第三个是胡锦涛的政治接替人李源潮。最后，中纪委找王立军谈话，向他施加了很大压力，这才是王立军和薄熙来真正反目的原因。
2012年3月，薄熙来被正式解除职务接受调查，最后，王立军、薄熙来和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都被法院宣判有罪，王立军是叛逃罪，薄熙来是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罪，谷开来是谋杀。
在这里，我们必须讲一下王立军到底受到了什么压力？
法轮功学员 成器官移植供体
2006年，《大纪元》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而且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中共司法部门和军队医院合作，把在押的犯人，主要是良心犯，作为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供体来源。加拿大前司法部长经过调查之后，把这种器官移植称为“按需杀人”。世界上很多国家，联合国机构和人权机构，都开始调查有关指控，中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中国，首先大规模开始活摘器官的，正是薄熙来曾主政的大连和后来他担任省长的辽宁省。王立军本人，也是活摘器官的直接操作者，他在辽宁铁岭市当公安局长的时候，曾亲自参加了数千起器官摘除手术，这也是他在一个获奖感言中自己公开说出的。另外，他们也把一些在监狱死亡的良心犯人尸体，交给一个德国商人做塑化处理，然后拿到全世界进行尸体展览。
这是一种反人类罪。然而，对中共来说，在某个无法继续隐瞒的时刻必须推出一个替罪者，以摆脱活摘器官带来的政治、道德和法律责任。王立军以及其政治后台薄熙来，因此受到极大压力。
对薄熙来的调查，是中纪委直接进行的，调查的结果，却牵涉出一大批相关人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他是第二个受到“王立军事件”影响的人物。在胡锦涛主政的10年间，周永康主管中国的司法、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和150万武装警察，是中国和平时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二）中共政治结构特点
谈到这里，我们必须谈一下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特点。
中国和其它国家一样，在步入现代社会之前是皇权专制社会。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最顶尖的是皇帝本人。当皇帝驾崩之后，接替他的通常是他的儿子，在中国通常是皇帝的嫡长子。这个由血缘、母系家族地位和出生顺位的权力传递，使得新任皇帝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现代民主社会，则采用了民主投票选举。国家的行政首领，也因此拥有权力的天然合法性。
但在共产党专制国家，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权力传递却很容易出现问题。新的权力接替者，既不是天然的血缘传递，也不是民主选举，而是一个小圈子的“讨价还价”和“利益平衡”。因此，这个新的最高权力掌握者，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他的危机感远远比古代社会新皇帝和现代民主社会的新领导人高得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任何有政治野心的人，都希望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法运作，以便取得这个金字塔顶端的最高权力。
因此这种专制体制，就必然存在激烈的权力争斗问题，这是由专制制度的政治结构决定的。
中共体制存在激烈的权力争斗
邓小平指定了江泽民的接班人，但江泽民退休之后，接任者胡锦涛却并不能掌握真正权力。江泽民通过安排他自己派系人马在一些关键位置上，使得他的权力可以延续，这种情况在专制体制中是常态，而不是特例。
现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正是一个中国核心权力圈妥协的结果。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习仲勋是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因为接纳了毛的红军而颇受毛泽东器重。但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后，习仲勋与毛的关系变得疏远，一个原因是因为习仲勋不愿意亦步亦趋地跟随毛泽东某些疯狂的政策，另外习仲勋亦是中共党内少数没有跟随政治斗争整肃别人的其中一个人，因此在中共党内有很好的口碑和人脉。
习仲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撤职，那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尚未开始。习近平从一个红色贵族变成了社会底层人。十五岁作为知识青年到陕北“插队”做农民，十年后，回到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习近平在军队中供职两年，然后从河北正定县开始，二十多年内从县长、市长、省长一步一步升迁，2007年左右，在浙江省委书记的任内，被中共核心权力圈子决定为接替胡锦涛成为新一代中共最高领导人。
而一旦成为最高权力继承人，习近平便成为党内争斗的焦点。
已经退休十多年，但仍然常常干预高层政策的江泽民，通过他在权力中枢任职的党羽，希望在2012年中共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最高权力架构的时候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力。但习近平坚持自己决定所有重大事项，不容许任何人插手干预。因此才有2012年9月份习近平两个星期隐形的事件。
2012年9月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已经被内定为中共下一任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突然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十四天后才出现，期间各种传闻满天飞。我们得到的消息说，当时江泽民坚持加入其挑选的十八大政治局和常委人选，习近平以辞职作为回应，在拉锯两个星期之后江泽民做出让步，承诺不再插手高层事务。十八大习近平正式出任总书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下达文件，决定让“老领导们”不再出面干预政治和政府事务，包括不得四处露面题字，出版回忆录也需要获得批准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江泽民亲信的周永康，对习近平的新政策干扰阻碍最大。事实上，周永康反对处理薄熙来，也反对习近平对政法委系统的整肃。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关系在中国众所周知，两人一个在内，一个在外，多年密切配合，再加上其他江泽民派系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协助，使得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在位10年无所作为。
媒体曝薄周密谋政变内幕
1月13日出版的《凤凰周刊》封面报道披露周永康同薄熙来建立政治同盟、密谋政变的细节内幕，报道指周薄二人在重庆有过一次密谈，谈话内容涉否定邓小平的改革理论、试图复辟“文革”，并表示要“大干一场”。
周永康回京后对身边的“追随者”说：“我们要干成‘大事’，像薄这样的人应该利用，他可以帮我们冲一冲。”意思是薄熙来可以为中共左派重新回到最高政治权力中心带头冲锋。报道还称，周永康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甚至已不满足于对地方或系统人事部署的操控。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和“七上八下”（即在任常委年满68周岁退休，67岁以下的政治局委员仍可晋升常委）的退休制度，时年69岁的在任常委周永康理应退休。他却拉帮结派，密谋操控，试图继续留任，甚至企图升任中共人大委员长，当某些势力的后台老板。
实际上，薄熙来和周永康背后真正的政治靠山，是前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他的主要助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江泽民为什么要支持周永康和薄熙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和他希望延续镇压法轮功的政策有关。
习“苍蝇老虎一起打”
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在中国展开政治清洗。他用的手法是“反腐败”，在中国叫做“苍蝇老虎一起打”，就是底层官员和高层官员的腐败都要大力打击。
到现在为止，初步估计有数万名官员被撤职查办，其中省部级的官员大约有50名左右，政治局委员和前政治局委员，包括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抓了3个人，薄熙来、周永康和徐才厚。
军队中有30多名将领被撤职查办，职位最高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各级军事将领调换人数有3百多人。
九成被撤查官员是江派
实际上，习近平政治清洗的对象是江泽民派系的官员。大约有九成被撤职查办的官员，是有明显江泽民派系色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大风暴，实际上是习近平和江泽民的权力斗争。而这个斗争的最后结果，很可能会导致江泽民，和他的主要助手曾庆红被清查。
今年1月11日，中共党媒新华网在首页头条以标题《习近平：反腐不定指标、上不封顶》报道了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关于反腐的言论摘登，报道称许多内容是首次公开发表。“上不封顶”言论来自习近平去年10月23日在四中全会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在过去2、30年中共的话语系统中，反腐败最多用到的是“不管职务多高都会一查到底”，用“顶”这个词，很明显是在暗示外界，周永康并不是一个“顶”。
1月13日，习近平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直接点名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违纪违法”，称反腐无禁区，全覆盖等。中共新华网报道在标题上突出习近平的言论，强调“反腐还将继续深入”。
当日的报导文中，称习近平讲话“释放反腐六大信号”，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解读认为，习对反腐形势的一系列结论是一个关键性判断。
值得留意的是，同在1月份，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被撤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一职，官媒刊登文章批评中国的电信企业腐败垄断。江绵恒是中国的所谓电信大王，控制中国的电信行业。这可以看作是习近平对江泽民的警告，同时也是“反腐打虎”逼近江绵恒和江泽民家族的信号。反映出习、江生死搏击最真实的现状。
未来中国政局的走向，仍然围绕着习近平和江泽民之间的权力斗争进行。
中国经济的特点和未来走向
最近10年中国房地产价格急剧上升。楼价最贵的是北京，然后是广州和深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广东省是中国率先改革开放的省份，比其它省份早约10年，外资企业最多，出口最大，私人企业家数量也最多。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商贸中心，有整个长江流域作为经济腹地，潜力非常大。但楼价最高的却是北京。
实际上，北京的亿万富翁是中国最多的。201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的前4百名，有58个是北京人，上海有37人，深圳有34人。提出这两个数据，是因为它说明了中国经济一个最大的特点：
1.权力为核心运行的社会
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其它活动，都围绕着权力运行。所以北京富人及高级官员最多，房价最高。
2.政府主导和控制
中国号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仍由政府主导，且政府拥有绝对控制权。即使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项目，中国仍然实行严格的非关税控制。譬如银行服务，中国采取的方式是一个分行一个分行的审批制度，就是外资银行开设任何一个分行，都必须经过政府的审批。
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也模仿。对外来企业，不论是外国企业或者中国其它地区的企业，均会实行排挤的政策。
其实，也正因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绝对地位，才有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的局面。中国民众有一个说法，把各级官员拉出来排队，隔一个人枪毙一个人，不会有冤枉的，只会有漏网的。
3.出口外贸导向
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动力是出口。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额为3万8,669亿美元，当年中国GDP为8万2,200亿美元，进出口比例占47%。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外贸进出口占这么大的比例，况且中国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
原因是，中国进口的货物，基本是用作制造出口货品。因为大部分中国出口品都是低级加工商品，大部分原料和部件都是进口的，所以导致出口越多进口越多。
中国官方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了2.3%，大概是1978年以来增长最低的一年。这种趋势，很可能对中国经济有决定性的影响。
4.政府公共投资
中国经济向来是由政府投资主导，政府投资对经济有决定性的影响。2009年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方案，2012年再推出4万亿，今年估计中国政府还会继续增加公共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
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作为政府的危机处理方案，可以获得短期的效益，但会产生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是投资边际效率递减。90年代，每投资2元，会有1元的经济收益，但现在大约是投资5元才有1元的收益。
第二是挤压私营部门的资金。中国政府投资（也包括增发的货币）基本上都会进入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导致中国私人企业难以获得资金。中国南方的私人企业通常只能转向地下银行贷款，其利率最高甚至可达60%以上。
第三会导致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尤其是因为国有部门的低效使用资金，对通胀产生更大的压力。
5.国内消费不振
世界大部分国家国内消费对经济贡献率都在70%左右，中国长期在50%，最近几年甚至下降到40%以下。
这和中国经济的结构有关。其一个是贫富悬殊。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被最富裕的阶层获得，他们多赚了几百万，只会增加投资和奢侈品消费。增加消费，必须是普通民众收入增加才能达到，而贫富悬殊抑制了这个过程。
第二是社会保障不足。中国人需要应付子女教育的高额费用，以及自己日后的退休、医疗等的开支，再加上房屋价格的高额负担，都促使中国人减少消费。中国人的高储蓄率也和这个有关。
6.缺乏创新
中国经济过去20年虽然高速增长，但实际上产业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中国的技术水平基本上停留在80年代，这和中国缺乏创新有很大关系。
大部分中国产品，哪怕是所谓的“新产业制造品”，大都是模仿技术，核心技术是买来的，甚至关键零部件也是买来的，自己无法生产。最好的例子是汽车，中国现在每年生产1千万辆汽车，但却不能自己生产发动机。甚至是中国几乎所有的走红的电视节目，不是模仿美国的就是模仿日韩的，自我创新的东西非常少。
中国缺乏创新的第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无法保护创新者的利益。任何发明和创作品公布于世之后，在中国都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内被抄袭，而中国的司法却无法保障创新产品的权益。
另外一个是更为深层的原因，中国政府对信息、言论、艺术创作的控制和封锁，对所谓“异议观念”和“声音”的封杀，严重阻碍中国人的创新精神。一个不允许出现错误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不允许创造和创新的社会。
7.经济泡沫
有关中国经济泡沫问题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已经被讨论多年。表现是房地产价格虚高。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上海市和贵州省人均国民收入相差近10倍。在北京，普通职工年收入5万元人民币，买距离北京市中心80公里远郊的房屋，可以买1平方米，要买北京二环以内的市中心房屋，只能买半平方米。
有人开玩笑说，要买北京的房子，一个工人要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工作存钱，一个农民要从宋朝开始工作存钱。
房屋价格如此之高，和中国贫富悬殊有关，也和中国缺乏安全的投资工具有关。因为有钱人大多会选择以房地产作为投资，所以中国这两年曝出有些官员拥有1百多套房屋的新闻。
中国房地产价格，从2000年到现在上升了10倍以上。房地产从工业、商业领域吸走大量的资金，如果一旦房地产价格下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
而中国各地方政府是推高房地产价格的主要推手。因为大量增建房屋和基本建设以及推高价格，地方政府可以从税收，以及卖地（和土地用途转换）的过程中获得大量利润。因此在中国，地方政府往往和银行和房地产商形成一个所谓“铁三角”，用低价收购甚至抢夺普通民众的物业和土地，然后建房高价出售。
由于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和房地产（有的城市比例高达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所以中央政府也不敢采取措施压低房地产价格，有时候也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这个市场的运作。
但这却导致中国积累的金融风险越来越高，最后的结果是高通胀，或者是银行破产。由于中国的银行由政府拥有，所以中国的高通胀必然会出现。去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转过去多年的上升趋势开始下降。未来2、3年，是中国人民币汇率风险最大的时期。在中国拥有高额人民币资产的企业，应该采取预防措施。
中国社会现状的几个特点
1.贫富悬殊
根据中国大陆媒体《时代周报》2009年6月25日的报道，在2006年，中国大陆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千万元人民币（以下同）的有2万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
考证超级富豪中高干子女们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通过在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和资本市场的纵横捭阖和整合运作，迅速积累下了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
2012年北京大学的一个研究发现，中国的坚尼系数已经达到0.6，远远超过0.4的社会动荡警戒线。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层25%的家庭却仅有全国1%的财产。还有更为惊人的数据，早前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是世界财富最集中的国家。
美国密芝根大学的一项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的新研究表明，中国的坚尼系数是0.55左右。中国贫富收入差距排名世界第一。
据彭博社去年的报道，毛泽东死后统治中国的八大元老，人们称之为“八大家族”包括邓小平、薄一波、陈云、宋任穷、彭真、王震、李先念和杨尚昆，他们的后代至少有18人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连实体，包括英属处女岛和开曼群岛；至少26人控制中国大部分大型顶尖国有企业，并且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仅王震的儿子王军、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和陈云的儿子陈元，3人在2011年就掌握总计超过1.6万亿美元的资产，这笔庞大、天文数字般的资产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换句话说，相当于南韩和台湾的GDP总和。
世界银行的研究亦显示，中国1%的家庭占有社会41.4%的财富，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2.官民对立 民众仇富仇官
中宣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科院2010年有项调查，在中国互联网上，网民在网志、微博、论坛上有关中国政治和政策发言中，接近90%是批评政府的。
中国人对官员和富人的仇视程度，可以从普通网民的言论中表现出来。中国的社会新闻，如果发生民间的纠纷，只要其中一方是官员或者是富人，网民的舆论会一面倒支持另外一方面，他们不管事实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地方官员腐败和环境恶化所引起的抗议、骚乱等群体性事件，2010年以来达到20多万件。为了巩固共产党政权，中共今年的维稳费高逾8,150亿元，高于军费的8,082亿元。
3.共产主义意识完全破产
在中国流传一个笑话，说中共官员召开会议，讲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但其实台上讲的人不相信，台下听的人不相信，台上讲的知道台下听的不相信，台下听的，也知道台上讲的不相信。
这个特点，可能和日本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中国共产党需要用民族主义来维系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会经常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来说，美国和俄罗斯太大，对付起来很困难，而越南和菲律宾太小，不容易煽起太高的民族情绪，而日本是一个恰好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正好作为一个重要的鼓动民族情绪的理由。任何时候，只要中国内部问题严重，当局就会有意无意使用这个工具。
（四）中国进入中共垮台的前夜
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两条腿，必须同时进步，达到某种平衡才能维持社会稳定和进步。在过去的30年，中国靠牺牲社会公平维持经济增长。事实上，中国历史对此作出了最好的演绎。
每个新的朝代，都是建立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经过长期战争，国民窘困，新政府分发土地，鼓励农耕，然后经济快速发展。随后，官僚权贵逐渐掌握社会资源，贫富悬殊增加，但皇权专制体制无法处理这个问题，最后贫富悬殊严重恶化，导致社会动荡，新的暴力反抗出现，导致大规模战争，然后再进入下一个循环。大部分循环都经历2、3百年时间。
现代民主社会通过选举，把这个循环缩短到10年或者20年，像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因此可以在短循环内解决问题。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此有所警惕。胡锦涛和温家宝在2006年之后，推行社会收入分配改革，希望能够增加社会中下层人群的收入，但实际上效果有限。因为中国的富人正是各级官员和其家属，经过富人来设计政策和执行政策，让人剥夺自己的利益，恐怕是世界最难的事情了。
实际上，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也是针对中国这个现状的一个措施。他在重庆实行偏左的政策，确实获得了不少底层民众的支持。
我认为习近平未来会延续类似抑制权贵和富人，增加中下层民众的收入的路径来推动他的政策，但正如前面所说的，如果习近平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大力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他的经济政策注定难以成功。
中国时局巨变下的香港
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说起来非常有意思，香港和日本一样，都对中国改革开放都做了重要的贡献。日本是政府主导，提供资金援助和免息贷款，然后大企业到中国投资。香港则是由民间主导的。大家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的商人陆续进入中国，主要是把香港的制造业迁至大陆。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香港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工厂都向北迁移。连带工业管理，和加工出口的产业模式，都完整地输入大陆。
到90年代后期，香港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制造业了，全部都进了中国大陆。1984年，赵紫阳建议开放沿海14个城市。中国的经济策划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而“一补”是指补偿贸易），两头在外（原料和市场在国外），大进大出。邓小平在内部讲话中也说，如果中国大陆“搞出十多个香港，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后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其实正是走了这种模式，由最接近香港的广东省开始，完全接受香港经济模式，然后再推广到全中国。现在中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百分之四十，贸易形式与香港相似。
中国仿效香港土地政策
香港的土地政策亦被多次参考。记得90年代中期，大批中国各地考察团到香港考察，他们最羡慕的是香港的土地政策，香港政府因为出售土地，积攒大量资金，称为土地基金。1997年之前，香港的土地基金约为3千亿港币，折合约4、5百亿美金。我还记得当时采访一个中央级的考察团成员，他对香港土地基金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所以后来中国参考了香港的土地政策，各个城市陆续仿效香港的做法，政府开发囤积土地出售，然后和地产商合伙抬高房地产价格，导致许多中国城市财政收入，有一半以上来自土地出让金。
1997年中英双方对香港未来如何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争论，争论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土地基金的使用。末代港督彭定康，要动用土地基金修建大屿山机场和相关道路桥梁，中国政府认为英国人故意把这笔钱花完，因为那笔钱在当时中国政府看来是一个庞大的数目。
第二个争论是彭定康在香港推动立法局的民主选举。
香港的立法局有两种议员，一种是直接选举，像其他现代国家一样，由选区的选民一人一票选出。现在这种直选议员有35个席位，占一半的数量。另外一种，是所谓功能界别选举，就是分行业的选举。譬如金融界及金融服务界，选出两名议员。但问题是，金融界及金融服务界的选举，是由投资银行、大证券行以及商业银行选的。所以金融界及金融服务界的选票，只是来自极少数的市民。
中共政府认为这个方法对他们有利，因为控制几百个企业机构，比控制数百万选民容易得多。所以要延续这个方法。彭定康是英国派香港总督中唯一一个政治人物，以前的总督都是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官。彭定康的办法，是扩大功能组别选民的投票权。譬如金融业的议员，由香港所有金融业从业员投票，等于选票增加了几十万票。中国政府全盘否定，所以在97年之后，恢复了原来团体投票人制度。现在的议员选举，仍然维持95年彭定康选举改革之前的方法。
选举委员会控制特首人选
另外一个，是香港特首选举。97年，中共筹组了一个400人的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香港的行政长官。后来这个选举委员会成员增加到800人，再增加到1,200人。这个选举委员会成员的认定由中共操作，包括所谓36个界别的人士，香港所有的议员，包括区议会议员，中共的人大政协代表，宗教、教育、文化艺术、工商企业、银行、劳工团体、乡议局等等。藉由这样的安排，中国政府可以控制大部分的选委，因此可以控制特首的人选。
去年香港的“雨伞运动”，是因为北京政府曾经承诺香港在2017年实行全面普选。但在具体的操作上，中共人大常委提出了一个决定，特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必须先由这个选举委员会进行资格认定，其中还有“爱国爱港”等非严格法律用语的界定条件，因此等于是香港人可以投票，但只能投中共认定的候选人。
所以香港人认为，北京给的“普选”，可能是坏蛋A和坏蛋B，你们可以选其中一个，但这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因此出现抗争事件。
北京不愿港有真正民选
北京不愿意香港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大概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北京不希望看到香港出现一个难以控制的行政长官。第二，北京担心香港的民主选举，会成为中国大陆的“榜样”。因为过去30年以来，香港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尤其是在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非常巨大。北京好不容易通过各种统战措施，把香港商界精英套住了，他们不会允许节外生枝，再出现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模式，刺激中国大陆内部的自由派和民主运动。
在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香港是原始资本主义的标本。所以香港有非常简单的税制，非常低水平的社会保障，非常自由的经商环境，政府对经济领域几乎没有任何控制。所以很多人说，香港是一个有自由无民主的地区。
我个人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阴阳平衡”。用现代社会学的术语，社会发展需要两个因素的平衡，一个是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增长和提高，第二个是需要社会公平。然而这两个因素是对立的，因为社会公平需要政府介入，用税收和社会保障的方式进行收入再分配，所以需要增加税收。而社会效率提高，则需要鼓励资本家投资，减少税收，减少福利。
我自己有一个“两脚原理”。一个社会必须两个脚同时迈进，整体社会才能进步。这个有点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或者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两国的前者都要求减税，鼓励投资，减少社会福利，照顾社会强势集团；而后者，都更重视社会公平，要求加税，增加社会福利。美国的共和党和英国的保守党更像一个家庭里面的父亲，鼓励儿子独闯天下，用自己的力量赢得成功，而民主党和工党更像母亲，比较重视家庭里弱小的孩子，会私下拿钱接济他们。
传统的中国社会，因为缺乏两只脚的调整机制，所以必须藉由一种破坏性的社会崩溃完成调整。这就是中国改朝换代的原因。朝代政权建立初期，因为战争的破坏，社会相对公平，政府鼓励农耕、增加生产量。7、80年之后，因为和平时期较长，经济出现大发展，社会出现分化，土地兼并大量出现，然后富人和权贵阶层交融结合，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百年后，社会动荡开始，最后演化成为下一次大爆发，再次通过革命或者战争重新令社会变为公平状态。
在这一点上，香港比较接近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香港是世界上经商最自由的地方，税收很低，所以政府缺乏大幅度调节贫富悬殊的财政基础。
1997年，香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大概是1万5千港元，到了2014年还是这样的水平，香港普通工资水平，过去17年几乎没有变化，但香港的物价水平上升了一倍。
富豪多却无助香港经济发展
97年之后，香港的富人阶层加紧了和中国大陆的融合过程，通常是通过与中国大陆官员合作，在房地产行业获得大量盈利。结果是香港亿万富豪人数增加得非常快，现在香港也是世界上亿万富豪密度最大的地方。这些富豪财富的增加，对香港经济却没有大的帮助，基本不会增加就业机会和税收。
这是香港社会普遍不满现状的基本原因。尤其是年轻人，对未来没有希望，我认为这是香港人和中共政府产生矛盾冲突的基本背景。
在制造业全部转移到大陆之后，香港这个城市还有三大功能，一是金融中心，二是贸易物流中心，三是信息中心。其中贸易物流中心的地位近年越来越弱，因为中国大陆沿海大量建造港口，年轻人国际视野越来越开放，加上外国留学回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使得贸易和物流都不需要经过香港。
港维持金融与信息中心地位
但香港仍然维持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是港币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香港没有中央银行，几家发钞银行，在收入1美元的时候，发放7.8港元。这个制度的出现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国联邦储备局为香港制定包括利率在内的货币政策。但美国经济和香港经济并不同步，发展状况也非常不同。随着香港经济和中国大陆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港币和人民币的关系也可能会越来越密切，而和美元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一旦香港改用人民币，或者港元脱离和美元挂钩，改由和人民币挂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会受到极大冲击，尤其是来自上海的冲击。
资讯信息中心和金融中心以及贸易物流中心都是相联系的，因为金融业，包括股市、证券、期货交易，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和贸易服务，都必须有不受封锁限制的信息自由流动。而香港从英国治理时期保留下来的英美法系法律体制，也正好为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提供了基本保障。
港优势法律基础正受侵蚀
然而作为香港最后优势的这个法治，正受到侵蚀。包括北京对香港内部事务频密插手，对司法问题的介入（诸如人大解释香港基本法，北京要求香港进行国家安全立法，人大常委为香港做出政改决定等等），实际上大大损害了香港的司法体制。这种情况若继续下去，香港一旦丧失法律制度上的优势，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的地位必然逐渐丧失，香港这个所谓东方明珠的角色，也就不复存在了。
1994年，一个1949年从上海逃到香港的资本家对我描述过当年他刚到香港的感受，他认为香港就像是上海的一个郊区农村，一切都非常落后。事实上，香港从1840年租借给英国之后，一百年的时间，并没有变得比中国大陆普通城市好很多，不如上海、南京甚至广州等地。香港之所以发展起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闭关锁国政策，使香港具有特殊一个地位。
从地缘经济上讲，香港的地位远远不如上海和天津，因为中国南方山多水多，道路难行，作为一个经济中心城市，香港对内陆的辐射面积有限，比不上上海和天津。香港之所以有最近50年的成绩，完全是因为有一个具有司法独立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虽然这个制度缺乏了民主这一环。
香港未来的出路──中国全面民主化 与香港共同发展经济
未来，无论中共是否继续在中国大陆执政，香港在中国的独特地位都会逐渐降低。如果中共不再执政，中国大陆面临一种全面的变化局面，完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么香港的地位就和1840年到1949年的情况相差不大。如果中共继续执政，中共必然用温水煮青蛙的策略，逐步控制香港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把香港变成一个比深圳稍微特殊一些的特区。那个时候，香港既失去了独特的优势，又没有那种和北京天然的权力关系，结果可能更加糟糕。
所以，香港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可以和中国大陆分割开的问题。中国大陆共产党专制不解决，香港的问题就无解。香港的未来其实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中国本身全面自由民主化之后，然后和中国大陆一起，取得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因为香港保留残存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货币自由兑换的结算系统、开放的金融交易中心和有限度的信息交汇和中华文化的底蕴，这对巨变中的中国，能够迅速结合中西方优势，成为国际和中国交汇的中心，这是香港未来的出路所在，但目前，很多外国人在香港“雨伞运动”后选择离开了香港。
江习激战加速中共解体及财富转移
在上述中国政局大背景下，目前日趋白日化的习近平阵营与江泽民集团之间的激烈角力成为中国政局焦点，江泽民自1989年“六四”事件上台后至今已经有近26年，胡温执政期间，江泽民实际上仍在幕后通过其党羽周永康、曾庆红、贾庆林、李长春及军方高层控制中国党政及军方核心权力机构，江泽民集团实际上把持中国二十多年，其势力也遍及中国经济领域，王立军逃往美领馆事件后，江派培植的权力接班人薄熙来被捕，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最高权力核心更替，江泽民集团开始失去对最高权力的控制。江泽民集团与习近平当局的博弈正影响到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因中央及地方权力更迭、财富转移，大量资金外流避险。
其中以下几点最为突出：
1，中共高层博弈江习激战
香港成磨心涉“雨伞运动”关键事件
“雨伞运动”震惊全球，港府向涌上街头的民众释放催泪弹，并威胁有进一步的清场行动。作为香港特首的梁振英，一直在激化局势。
去年9月22日，香港25所大专院校拉开为期5天，抗议中共人大封杀港人真普选的罢课行动。23日，学联向梁振英发出公开信，要求梁兑现参选特首时聆听民意的承诺，到添马公园与市民、学生对话。9月25日，梁振英不仅没有露面，反而与几百名没有参与罢课的香港学生对话，这是梁振英用中共文革的手法，挑动香港民众互斗，分化香港，撕裂香港。
自从6月10日中共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推出改动香港“一国两制”的白皮书之后，港人被激怒，香港局势激化，学生罢课，民怨沸腾，占中一触即发。从表面上看，香港局势激荡是中共抛出政改问题所致，香港人认为人大通过的议案是违宪的“假普选”，但其背后实质涉及江泽民集团与习近平当局的激烈博弈，而法轮功问题是核心议题。
“610”这天推出一国两制白皮书
“610”，这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数字组合。但是，对于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来讲，则是一个迫害法轮功的标志性数字和日期，中共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叫做“610办公室”。
香港局势急剧被激化的导火线，是中共江派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把持的国新办，在去年6月10日当日抛出分化香港的“白皮书”，把如此重大事情选在6月10日，说明江派丝毫不隐晦这一点；在香港成立的专门针对法轮功的“青关会”也特意选在6月10日这一天成立。6月10日白皮书的抛出，令51万香港市民在7月1日上街游行抗议。
而江泽民曾庆红势力在香港发起的“反占中游行”，则特意选在江泽民8月17日生日当天举行。这次“反占中游行”同时也是一次江派在香港特务系统的大曝光。曾庆红把持香港多年，几乎出动了手下所有的特务，还有广东，潮州、深圳等侨联会、同乡会等机构的特务也倾巢出动。
在“反占中游行”之前，江派还制造了用特务冒充法轮功学员冲击驻港军营的事件等等，用来栽赃法轮功学员。
江派毫不掩饰地在告诉政治对手习近平，这样做是因为法轮功问题，这也是告诉国际社会和民众，香港目前的紧张局势和迫害法轮功有关。
江派摆明了就是在为法轮功问题和习近平对抗，江泽民把香港作为一个筹码来要挟现任当局，在向习近平发出明确信号：上台了，你就必须延续江泽民对法轮功迫害的政策；在法轮功问题上，如果当局不紧随江泽民的话，江派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不惜毁掉香港。
“香港问题”是江派与习近平的最新较量下的产物。早前，江系已经不断制造事件以在法轮功问题上捆绑现政权。而习近平当局针对江派的反击也毫不隐晦，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去年12月20日，当局抛出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在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李东生作为610办公室主任的头衔放在其公安部副部长的头衔前边，以及李东生曾是央视“焦点访谈”节目的负责人，而“焦点访谈”是中共央视污蔑构陷法轮功的主要节目，这些信息反映李东生的落马是因为迫害法轮功。
在江泽民集团推出一国两制白皮书之后，习近平当局相应处理了江派副国级高官苏荣，苏荣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臭名远播于国际，是江泽民集团因迫害法轮功在国际上被起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因此，香港政改也被卷入中共高层的政治博弈。习近平阵营与江泽民集团都在用毫不隐晦的方式激烈搏击。
那么中共高层分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江泽民派系为什么要选择香港来搅局？
了解中国真实情况至关重要
香港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天堂，在上百年英国的管理下形成的经济市场，有健全的法律和税务制度并与国际接轨。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位居世界排名前列。其重要地位，使得香港成为联系中国大陆与国际的纽带，同时，香港的自由经济市场也是中国大陆未来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范本。
但是，从香港主权移交中共的十多年间，中共对香港的实际控制权一直掌握在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手中，执政十年的胡温政府对港澳并没有实际控制权，由于江派势力在香港的多年经营，这种状态仍在持续。如今，江派拿出香港这张王牌来搅局。
江泽民集团自掌权后，从来都没失去过对中共实权的掌控。“十六大”后是曾庆红和罗干掌权，“十七大”后是周永康掌权，江泽民一直在背后“垂帘听政”。
周永康由于年龄问题在“十八大”后退休，江泽民集团必须安排令其放心的接班人选来接替周永康，继续掌握中共实权、甚至在最高权力层面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习近平原本只是江泽民集团选中的过渡人物，由于习行事低调和无明显派别色彩，被各方接受。但是，江泽民真正安排的接班人选却是薄熙来，只有心狠手辣与手上沾有法轮功学员血债的薄熙来才让江泽民放心。因此，就有了用薄熙来接替周永康然后替代习近平的政变计划。
在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后，薄熙来被判无期，江泽民输掉手中的这张牌，江的垂帘听政又被废掉，因其多次暗杀习近平不成，中共最高权力的掌控没有落到江派手上，江派通过杀戮、爆炸等针对平民百姓的恐怖血案，来制造混乱，试图以此夺权上台；习近平阵营则以处理对迫害法轮功相关的人物作为反击，李东生、苏荣等因此相继落马。
如今，江泽民集团只有孤注一掷，动用曾庆红培养多年的亲信梁振英与在香港的所有资源。
江派所恐惧及正面临的危机，是对法轮功迫害政策的停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一件牵扯到一亿法轮功学员的重大事情，维持迫害需要巨额的资金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国家机器的运作配合。此前，江泽民开动了全部的国家机器围绕迫害法轮功运转，这些一旦被完全曝光，会引发系列清算。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巨大的经济市场使得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争相与其做生意。人民币的汇率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国的投资环境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稳定，以及世界各大财团的利益。因此了解中国发生的新闻和真实情况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不能够了解十几年来中国发生围绕法轮功议题的事情，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无法真正读懂中国。
什么是法轮功真相？
1999年7月，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时，当时全中国有一亿人修炼法轮功，加上法轮功学员的亲朋好友，迫害牵扯几亿人，这场对几亿社会民众的镇压，破坏的是中华的传统文化。中共为了维持迫害彻底摧毁中国社会的法制，拖累中国的经济，打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把中国的道德推向崩溃的边缘，种种无解的矛盾与危机，已经远远超出中共的控制，也让中共的统治走向末路。
法轮功学员遭受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这样的迫害政策，承受了毒打、电刑、强奸、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等百种酷刑的折磨，迫害手段集古今邪恶之大全，甚至出现了“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出现的邪恶迫害，数以万计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摘除器官。
江泽民集团反人类罪恶超越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一惊天罪恶，通过法轮功学员十几年持续讲真相，残酷的事实在国际社会上曝光，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都提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议案，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人权团体和社会主流民众都在关注、谴责和要求制止中共活摘的罪行。
在国际社会普遍曝光的压力下，中共高层很多人都在留后路。江泽民集团因恐惧现任当局不延续江派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为防止现任当局做出任何可能的行动，江泽民、曾庆红等利益集团成员于是与习近平拼死对抗。
中共迫害法轮功持续了15年。15年来，中国大陆和国际间的法轮功学员坚持向全世界讲真相反迫害，使法轮功真相被国际主流社会和民众了解，法轮功洪传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法轮功学员发起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运动，已经有超过1亿9千万中国民众觉醒，退出中共。
迫害法轮功致中国社会道德下滑
1992年，法轮功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短短七年间，根据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统计，当时大约有7,000万到1亿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忍的准则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千千万万人获得健康、升华身心，迫害前，中国社会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社会走向稳定。
在“无神论”割裂中国传统文化、及经济大潮造成道德真空的时候，法轮功重建了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为中国的未来奠定稳固的道德根基。无论是对绵延五千年、积淀了巨大历史财富的中国古老文明，还是对世界的文明来说，这都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功德无量的幸事。
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因一己之私，出于对权力的过分保护和妒嫉，悍然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从此，中国所有的法律形同虚设，所有的政府职能，从政治、司法、外交、教育、媒体……方方面面，都把重心压在法轮功上，每年相当于四分之一国民经济的社会综合资源被用于迫害法轮功，最高时更达到四分之三。
一个政府向全世界撒着弥天大谎，对其最善良的主流民众进行残酷迫害，据明慧网公布有几千法轮功学员（民间则说几百万）被害死。即使如此，法轮功学员仍然以难能可贵的勇气与和平精神，讲述真相，法轮功在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中共迫害难以为继。经过14年的疯狂迫害，中共不仅没有迫害倒法轮功，反而不得不面对无法收拾的苦果。公权肆无忌惮，官员全面腐化堕落，社会道德崩溃，民间抗争此起彼伏，红墙摇摇欲坠。
中共政权面临垮台
继任者出于维持政权的需要，出于对亡党的恐惧和血债的顾虑，并不愿意死心塌地继续迫害政策，但这让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非常恐惧，害怕迫害停止后遭到清算，因此不惜一切代价捆绑现任高层，甚至不惜谋反，导致薄熙来下台。
但高层的搏击并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镇压直接欠下血债的江泽民集团唯恐被清算，在政治、经济全方位对现任当权者进行阻击。不解决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一切改革都是空谈。中国局势处于持续动荡之中，中共只会加速解体。
15年来系统掩盖重大真相
当前，法轮功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局势的核心问题。抛开这直接涉及几亿人的关键问题、影响政局的核心因素，外界对中国的局势根本无法判断，无法决策，一切都未明朗，不得其解。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之后，问题尤其凸显。
当代社会如此重大事件的真相被各国媒体集体过滤，当中国面临的问题凸显时，外界找不到判断中国局势的着力点，对中国重大问题的解读偏离事实，分析推演偏离真实。
习近平“猎狐行动”及江派合同不被承认
中国政治形势最新变化不仅带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的大变化，也直接影响国际品牌、跨国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策略。在新形势下，各类企业需要了解中国政治时局新动向，准确把握中国市场未来新版图，对中国市场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避免短视，降低风险，从而赢得稳定的商业未来。
这部分内容包括下面几个要点：
中共中纪委反腐的势头已经延烧至海外。近日，中纪委网站披露，外交部纪委书记已于近日率组赴中共驻美国使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等外交使领馆巡视，有评论认为这是对“江派”海外势力的进一步追剿，过去由江派势力直接主导的通过大使馆、中领馆针对海外企业界的各种非法行为将被清算。
习否定“江派”的商业合约
在一党专制的中国，政治权力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政治因素决定经济变化。
在江泽民掌权的20年里，众多国际品牌、全球企业与中国政府签署商业合约。现在的政权斗争中，习近平的中共新政府正在陆续否定和终结以江泽民为首的前几届政府的大量商业合作契约，甚至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基于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局势，国际企业需要对中国政治局势有正确的理解，如果还在考虑与“江派”旧政府的交换利益和政治妥协，将不可能赢得中国市场。
习近平当局的“猎狐行动”：
据中共官媒2014年12月5日报道，自2014年7月22日以来，已有428名外逃的贪官被捕，其中231人为“自首”。此次中共当局为追捕逃亡境外官员所进行的“猎狐行动”，是由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所主导，被视为反腐“第二战场”。
外界认为，王岐山的意图不只是“拍苍蝇”，而是瞄准了“大老虎”。习阵营此次“猎狐行动”的四大目标人物包括江泽民的心腹高严、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周永康的小姨子贾晓霞和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
现任习近平当局非常反感江泽民做法，正在逐个抓捕江的亲信，包括在海外部署“猎狐行动”，抓捕江派在逃贪官；另一方面，江派与各国签订的各种合约都会被否定，“全部得重新谈。”海外中国问题专家指，2015年，国际正评估因习近平反腐所带来的新政经形势。
以下被外界视为习近平当局否定江派合同的一个案例：
今年1月30日，墨西哥政府宣布无限期搁置高铁项目，令中国铁建（01186）、中国南车（01766）等牵头联合财团的订单彻底落空。而去年11月，中铁建等财团中标高铁项目，但3天后被墨西哥总统戏剧化叫停，当中内幕颇为曲折。
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中铁建高达37亿美元的墨西哥合同被告吹内幕，涉及墨西哥总统夫人数年前涉收受来自投标方、中铁建合作财团之一的豪宅馈赠。高铁项目长期由已判死缓的中共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掌控，值得留意的是刘志军亦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心腹。
导致合同毁约是墨西哥总统夫人，其涉嫌与江派控制的大财团中铁建高层有利益输送关系。熟悉中国事务的专家分析，这类相关利益输送的资料多来自中共国安部高层。因为习近平现已掌控中共国安系统，当局现大多采用向海外媒体透露江派在海外行贿各国政要及大财团的证据，来达到取消江派合同的目的。
事实上，江泽民掌权的20年，动用手中权力和财力进行“金钱外交”，收买外国政府和企业签订大量合约，覆盖金融、能源、汽车、电讯、运输、媒体、制药、娱乐、食品以至房地产。当中涉及巨大贪腐和红色渗透，黑幕重重。
类似的外国政府对中共企业“变脸”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中国远洋（1919）在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计划，该港口原计划将67%权益出售予中国远洋，但在希腊新总理齐普拉斯上台后触礁。还有法国图卢兹机场将49.9%的股权，作价三亿零八百万欧元，予一个中国财团，但因国家安全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对。另外，中共在斯里兰卡、缅甸投资因政府换届而被叫停等，不少都涉及到江派企业的海外扩张。
另一例关于一家香港财团在大陆的靠山出问题而导致危机：
香港上市公司佳兆业（1638）一案至今两个多月，戏剧性地发生连串“爆煲效应”，比电影更离奇。案中关键人物、佳兆业创始人郭氏三兄弟（郭英成、郭英智、郭俊伟）去向成谜，至今没有公开露面。媒体报道习近平当局破天荒用锁定楼盘的方式，逼迫匿藏香港的郭家三兄弟回国调查，供出更多参与幕后运作的中共江派要员。
资料显示，出生在揭阳普宁的郭氏三兄弟，早年移居香港。佳兆业出事后，去年10月一度传出失去联系的老二郭英成，突然于12月以健康为由辞任执董、董事会主席等职务，老三郭英智辞任非执行董事，随后接连有高层辞任。而郭家老大郭俊伟虽然是股东，但并没有担任职位。
有媒体透露，郭之所以不敢回大陆，关键在于当局要逼迫他们供出幕后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除了此前媒体广泛报道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儿子周滨外，还涉及到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深圳的心腹、深圳第一把手，市委书记王荣及早前落马的前深圳政法委书记蒋尊玉等等，佳兆业被整肃与其依靠的中共江派势力没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周永康掌控中共政法系统十余年，在政法系统党羽遍布，而且政法系掌握实权，“闷声发大财”。陆媒财新网旗下《新世纪》杂志曾发表长篇调查报道称，周永康长子周滨及其外母詹敏利成立的中旭系，一度与两家香港上市公司花样年、佳兆业进行合资，土地储备上千亩，部分项目被周永康家族代理人、四川商人吴兵提供给政法系统等官员使用。
2014年7月周永康被立案调查后，10月蒋尊玉即涉贪落马被当局带走调查，同时也传出郭英成被有关部门带走，佳兆业资金断链风暴随即爆发。
很多迹象显示佳兆业的郭英成与蒋尊玉关系非一般，当年深圳至今规模最大的城市改造项目佳兆业广场深圳龙岗区楼盘开工仪式上，时任龙岗区委书记的蒋尊玉现身现场，此外，郭氏兄弟亦和盛传是江派人士的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以及曾担任江泽民秘书、被指为江情妇的前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过从密切。
疑香港青关会幕后金主
2009年10月15日，佳兆业曾高调捐款200万元给王荣担任组委会成员的深圳关爱办，打造所谓的“佳兆业白衣天使关爱工程”。“深圳关爱办”和深圳“关爱协会”经常密切合作，推行所谓的“关爱行动”。而深圳关爱协会被指是在香港围堵法轮功的“香港青年关爱协会”的上层机构。
据总部设在美国的“追查国际”2012年8月发表的报告称，所谓的中共“关爱协会”是“邪教协会”的另一个名称，与“610办公室”同类，这个自称为“民间组织”的邪恶团体是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以民间身份出现的中共官方机构，是迫害法轮功和其他信仰团体的打手。其幕后指挥者是以周永康为首的盖世太保机构——中共政法委，其分支组织延伸至香港。
对于关爱办的角色，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对《大纪元》表示，虽然没有仔细研究，但从其深厚的政法委背景，“（关爱办）很有可能是关爱协会的另一套班子，换个名称，都是起统战和洗脑的作用。”
“猎狐行动”下江派企业敏感
消息人士指，由于佳兆业的郭英成牵涉甚广，成为习近平“猎狐行动”的首要目标，目的是震慑匿藏香港的江派富豪，并要他们回国接受调查。
伴随着年初江泽民儿子江绵恒被撤职，很多香港商界人士纷纷意识到讯号。郭家兄弟的遭遇，令金融界正密切评估其政商风险，不敢和江派企业挂上关系。2015年中国局势将发生很大变化，曾与江派关系密切的企业极有可能成为被清洗的高危企业，投资界密切关注其走向。
过去，很多大企业在选择合作媒体方面，有意避开法轮功，因为恐惧中共的报复而带来生意上的损失，现在情况正发生改变，法轮功不是最敏感的话题，现在与江泽民集团相关的江派命运及企业才是商界最敏感的话题。
眼下很多国际财团试图弄清楚如何辨别及避免与即将遭到清理的江派企业合作，避免因与江派官员合作而失去未来的中国市场，因此众多的国际投资界人士、和众多国家机构的官员、研究员为分析了解及获得中国市场，成为《大纪元》的忠实读者。
大量资金继续外流
在江习激战、中国局势不稳定及近2亿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中共政权面临崩溃的政情背景下，中国资金开始大量流出海外，寻取避难环境。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中国大陆资金流入的热点之一，去年投资移民项目EB-5签证一万个配额首次用罄，中国人就占去83%配额。在申请投资移民的同时，中国国内政局及资产价值的不稳，也使中国富豪热衷投资房地产，成为主力买家。2014年，中国人在美国的房地产投资总金额为220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达72%。当中以纽约最为热门。这些富豪往往透过空壳公司买楼，以隐藏资金来源和身份，当中不乏被政府调查的人。
李东生 苏荣 等六十多名江派高官下台
“法轮功真相是当今世界大事 关系全球及中国未来”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已落马的近百名从中央到地方的省级高官中，绝大部分是江派人马。近期，有十多名中共将领落马，大部分也是江派军中党羽。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局势将发生大变化。消息称，习近平当局对江派的清理行动已拓展到经济领域，经济政策将出现大调整，财富也会出现重大转移。
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控制实权后的中国局势，都想了解和认清形势、了解真相。江习激战带来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共淫威下被掩盖15年的法轮功真相正全面曝光。江习两年多来每一次激战后，就有更多的法轮功真相被曝光。这包括，每次江习激战之后，就有江派要员落马，而这些要员都涉及江泽民集团构陷法轮功的要案。
譬如，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政协副主席苏荣、天津公安局局长武长顺下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被逮捕等都涉及江习激战。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落马
中共前“610”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长的李东生于2014年7月14日被“立案侦查”，并被采取强制措施。
2013年12月20日，李东生被调查；5天后即被免职。在此之前8天，即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除器官。
《大纪元》获悉，李东生落马的直接诱因是欧洲议会通过的反活摘器官议案；中南海高层研判，该议案在全球范围曝光中共活摘器官，是法轮功在全球范围“讲真相”活动所导致，引起中共高层震惊。活摘器官罪行正在全球曝光，现任高层要留后路则需迅速拿出相应对策。
原本安排在2014年落马的李东生同徐才厚一样，被提前处理。李东生落马通告中罕有地强调其跟迫害法轮功团体有关的三个隐密头衔（中央防范和处理x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防范和处理x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即610办公室’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x教问题办公室主任）；显然，此举被外界认为，是现任当权者向外界释放信号：不愿意替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背黑锅。
江集团活摘器官罪恶在国际曝光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一意孤行，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发动极为残酷的迫害。并持续至今。
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修炼者“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对法轮功可以不讲法律”等一系列“群体灭绝”指令，更下达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
在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等的策划下，先后经过两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周永康的直接指使，成千上万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到中共残酷迫害和虐杀。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活杀死。
由于中国内外一亿法轮功学员15年来坚持传播真相，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人罪行在国际广泛曝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了解真相后纷纷谴责中共灭绝人性的暴行，站出来支持法轮功团体。
欧议会通过紧急议案后李东生落马
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投票通过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除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决议要求“欧盟对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以及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相关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调查。”决议还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
《大纪元》获悉，中南海高层的圈内人士私下曾表示，法轮功在全球各地“讲真相”绝对有效果，而且是有大效果。讲此话者还透露，李东生其实跟徐才厚一样，也是提前落马的，原本应到2014年落马，后来提前了。
该知情者还说，李东生落马的直接诱因是欧洲议会2013年12月初通过的“反活摘器官议案”。该议案基本可以归结为由法轮功在全球范围“讲真相”活动所形成，因此要拿出对策。
2013年12月20日，中纪委通告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通告中罕见强调其跟迫害法轮功团体有关的三个隐密头衔。现任当权者为将来不替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背黑锅匆忙铺垫后路。
李监制“天安门自焚伪案”新闻
李东生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1978年进入中共央视，1994年4月1日，央视新闻中心推出新闻评论节目《焦点访谈》，李东生是主要策划、组织、终审者之一。他担任央视副台长期间，曾主管《焦点访谈》。
从1999年法轮功遭到迫害、中共610办公室成立伊始，时任央视副台长的李东生就担任副主任一职，负责反法轮功宣传，其主管的《焦点访谈》在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时段曾播出大量抹黑法轮功的节目。
据“追查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20日到2005年为止的六年半中，《焦点访谈》共播出102集诋毁法轮功的节目。其中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到年底的5个多月就占70集。李东生之后的快速擢升与这些行为有直接关系，但是令其进入“仕途快车道”的则是2001年“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报道。
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发生自焚事件，央视一反新闻审查的常态，罕有地快速和高调在《焦点访谈》报道，把事件栽赃在法轮功上。以此挑起中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也一度愚弄了全球70亿人。
事后证明，这是由中共前政法委书记罗干主导，李东生负责媒体策划报道，嫁祸法轮功的阴谋。“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将“天安门自焚伪案”界定为“政府一手导演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中共政协副主席苏荣落马
中共江派曾庆红的心腹、中共原政协副主席苏荣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苏荣与“吉林帮”帮主张德江关系密切。此前有报道称，张德江因牵涉苏荣和徐才厚案，被当局抓住把柄，其处境岌岌可危。
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是江泽民集团在中共现任政治局常委会中的最高级别官员，张德江为搅乱习近平当局的布署，抛出关于香港政改的白皮书，4天以后，张德江政治同盟苏荣就落马，这是习江又一轮的交锋。此举是针对作为港澳办第一负责人的张德江。
此白皮书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策划抛出，意在激化矛盾搞乱香港，涉及江泽民集团想将中共人大委员会的权力坐实，将人大权力凌驾于于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权力，并以此对之施压，令其难堪。此事后成“雨伞运动”爆发的导火线之一。
苏荣被免人大代表职务
2014年6月14日，中共政协副主席、前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被调查。其是中共18大以来首个被调查的“副国级”高官。随后，中共官媒新华网连夜发了至少7篇文章对苏荣“大起底”，并追问背后“大老虎”，制造舆论。
6月25日，苏荣被免去中共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9月25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苏荣被罢免中共第十二届人大代表职务，并报送人大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苏荣1998年担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全省对法轮功的镇压行动。其调任青海省委书记和甘肃省委书记后，更是卖力执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苏荣因积极镇压法轮功，被海外法轮功学员控告，出访赞比亚期间被告上当地法庭，并被要求等候传讯。苏荣随后在当地中共使馆协助下偷越边境，仓皇逃离赞比亚，更遭赞比亚发布通缉令，成为“国际通缉犯”，苏荣在中共官场上已经被标签为“法轮功在海外起诉的官员”。
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
在苏荣被调查及落马的同一时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于6月27日，突然被中纪委宣布调查，消息震撼广东官场。
早年投靠周永康和曾庆红阵营的万庆良被中纪委官员“秒杀”前，毫无征兆，速度之快引起震惊。网络热传他是被中纪委官员直接在会议现场被带走，并由11人押走直飞北京。万庆良是18大以来广东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不但震动广东官场，也在大陆网络上引起热议。
万庆良是攀附周永康、曾庆红这条线升迁的，广东揭阳书记陈弘平依靠万的关系，先后得到包括潮汕机场、中石油炼化项目、中海油LNG接收站、华润电力等在内的大型基建项目。这些项目几乎都是来自曾庆红、周永康等人的控制领域。
正如前文所说万的发迹是靠着和江泽民集团的关系，因此万庆良亦不遗余力地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万本人亦于2006年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通告追查。
追查通告称：“万庆良在任广东省团委书记期间，为捞取政治资本，在广东青年、学生中大搞各种迫害法轮功的宣传和活动，并积极配合媒体宣传对世人大量灌输中共用以镇压的谎言。由于迫害法轮功不遗余力，他于2003年3月被省长黄华华提拔为揭阳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理市长，2004年10月转任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通告称：“在揭阳，万庆良领导和指挥着当地的公、检、法机构，肆意拘捕、关押、骚扰、酷刑折磨和司法外杀害揭阳法轮功学员，并授意建立所谓的‘德育基地’，以军训为名，用组织观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图片展等形式，蒙骗、毒害揭阳市的所辖县、市、区的中学生。”
天津公安局长武长顺落马
紧接着另一名江集团高官，中共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7月20日被宣布落马。据悉，武长顺是1999年秘密策划构陷4.25所谓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事件”的具体操作人，也是关键人物。
武长顺落马，引起外界对法轮功当年“包围”中南海真相的再度关注。众多已公开的资料和证据显示，中共将法轮功学员的“4.25和平上访”诬陷为法轮功“包围”中南海，是为制造迫害借口。
武长顺是已经自杀的前天津政法委书记宋平顺的最得力助手和心腹。据官媒报道指，2007年6月宋平顺被秘密调查期间在办公室离奇自杀。之后武长顺亦曾遭有关部门调查，不过之后被掩盖免查。
据财新网报道，武长顺获周永康赏识，被周永康以“保障北京奥运会安全”为由庇护，免于查处。而宋平顺是伙同中共前政法委书记罗干，直接参与构陷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事件的策划者之一，在2007年被秘密调查期间在办公室离奇自杀。
罗干连襟发表污蔑文章
1999年4月11日，中共前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杂志发表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文中，何祚庥污蔑法轮功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该人的污蔑令法轮功学员备感无辜，颇为痛心。
公安莫名殴打抓捕学员
天津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何的文章与事实不符，并容易误导不了解法轮功的民众。同月18日至23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陈述实情。
然而4月23、24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陈情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
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却被天津市政府告知，中共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获释。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天津市政府的反常态度和警察的毫无顾忌，据涉及此事件的法轮功学员透露，当时明显感到天津市政府受到一股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
法轮功行使公民上访权利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
一开始，法轮功修炼者们是在国务院信访局集结。后来，几名武警告知法轮功学员部分地点不安全，部分地点不能站立，因此在武警的导引下，法轮功学员在不知情下被分为两路，把中南海围成一圈。后来何祚庥也出现并穿梭在人群中，企图挑起事端。所幸最终未有奏效。
据一位目击者叙述，4月24日晚上已有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法轮功学员递名片，向中南海当局说明要上访陈情，但未引起公安的重视。晚上9点多，中南海附近的一条叫做“府右街”的大道旁，开始有背着行李的、有拿着打坐用垫子的学员，三五成群集结一起，其中很多是由外地前来北京的学员。
25日清晨6点多，这位目击者来到府右街北口，发现警察堵在进入中南海的路口，法轮功学员没人去冲闯。可是不久却出现了一幕：警察先把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从马路东口引到西口；然后又指挥着队伍，由北向南缓缓地向中南海正门行进。同时，迎面另一队功友正由南向北，朝着目击者这一队伍而来。两行队伍正好在中南海正门相遇会合成一队，据各媒体的报道汇集在中南海的人数大约有万名以上。
目击者表示，学员们从四面八方继续涌来，密密麻麻地排满了中南海之外附近区域大街小巷的路边。但是，交通没被堵住，连盲道都让出来。
在时任中共总理朱镕基的出面调解下，傍晚时分，天津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就是震惊中外、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的“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大上访。
4月25日当夜，江泽民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向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的官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江泽民诬指4.25上访事件有“幕后”高手在“策划指挥”。
为了制造镇压和迫害法轮功的口实，江泽民集团把和平、理性的上访活动，诬陷为“万人包围中南海”，动用全部国家媒体向外散布谎言，真相至今被掩盖。
对法轮功群体犯下的反人类罪恶和欠下的血债，是江泽民集团的死穴。习近平当局在中共体制内改革，但中共的党性和体制成为江泽民集团狙击习近平政权的武器，江习在此背景下的激战，必然伴随着大量被隐瞒的中国真相曝光，而这些真相是当今世界的大事，关系全球及中国的未来。
在中国成为国际第二大经济市场的今天，法轮功真相已不再局限在人权范围，而是影响所有国家、大投资财团、国际社会各界民众生活的大事，在这个意义上，了解中国政局、了解法轮功真相就变得更加迫切和非常重要。◇
今天的世界，真相就是财富。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