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8月07日讯】刘连贺，52岁，天津宝坻人，信佛，2013年开始担任维权律师，2014年起多次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刘连贺谈了他在中国做维权律师以及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心路历程。以下是部分访谈实录。
记者：您可以简单讲一下您个人的经历吗？
刘：我家祖父辈都是农民，小时候在村子里上学。我母亲有些文化，她督促我学习，不上学就得在农村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我也谈不上什么理想，学习也没什么动力，该上学就上学吧。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我考上天津师范大学，毕业后铁饭碗包分配，我到了宝坻的检察院，也没什么追求，就是混日子。零五年年底我辞职，从检察院出来去了上海，一边给律师做助理，一边考律师资格，后来回到天津，同样混日子，多挣些钱吧，别的想法也没有，后来，2013年吧，我开始做维权律师。
记者：您在微信中讲到洗脑，您是怎样一点点认识到自己被洗脑的呢？
刘：小时候打开课本就是共产党好，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所以我的思想非常单一，我被灌输的就是共产党多么好，地主多么坏，资本家剥削工人什么的，我爷爷是地主，“文革”倒是没挨批斗，就是大冬天，爷爷和我父亲必须去扫雪，贫下中农就不用扫雪。但直到我爷爷90岁去世，我也没听到他抱怨过，我爸身份不好不能上学，也没有过抱怨，他相信政府的宣传，政府说的就是对的，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电视都播了，那还能有假？”
那时洗脑是非常成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的国家是最先进的，我们的生活是最好的，苏联美国生活多么贫困，在水深火热之中。上中学时，我对马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什么的，特别崇拜，什么从量变到质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等等，我都深信不疑。后来上大学，头脑中还是那种无神论观念，认为神佛都是虚无缥缈的，哪有地狱啊，地底下就是岩浆。自己也想上进，做个好学生，上进的目的是啥也不知道，就想和同学比，不要落后他们吧，表现积极嘛，看别人入党我也要入党，我也入党了。至于党到底是什么，它什么样的组织，我都没想过。
八九“六四”时，我们检察院报过一些学生暴徒伤害解放军的案例，当时也有怀疑：解放军手里有抢，一个学生怎么能伤害解放军呢？但我还是听信官方宣传，写出拥护党中央平暴的心得。也是最近几年，我听到了不同的信息。我们村有个在北京上学的大学生，他跟我讲，当时天安门清场时往头上打照明弹，学生不走，解放军就用棍棒驱赶学生，打学生，也往头上打枪，有穿高跟鞋的女学生，拥挤中躲避不及，就踩死了，他还说清场之前怕解放军下不了手，就给他们看杀人的录像；我另外一个朋友也告诉我，他在香港出差，第二天突然看到香港市民游行，香港电视上就有天安门广场的视频录像，画面震撼，但他从香港回来时，这些录像带在海关被扣了。我这才知道，原来官方一直隐瞒事实真相。
后来我用微博、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发现一些人天天吹捧毛泽东，吹捧国家如何好，我想：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吗？好在哪？我老家算比较富裕了，一年到头吃饱饭都很困难，要借粮食，用玉米换地瓜干，多换一点才够吃，一年到头吃不上肉，连油都没有，这是现实啊。于是我找资料在网上和他们辩论，通过辩论我渐渐明白，我从小接受的就是洗脑式宣传，官方要把人脑变成电脑，然后使用官方设计的程序，统一格式化，统一思想，不许有别的思想，否则就是另类，要把你清出去。
记者：那您是怎样开始做维权律师的呢？
刘：近几年我对国家、政府才有了本质上的认识和思考。
我最早接触的是一个浙江温州十字架强拆、信众维权的案件，当时为了拆十字架，政府动用了很多人，保护十字架的信徒被打伤、抓进看守所。我认识到，滥用国家公权力，老百姓没有任何权利，法律都是给老百姓定的，官员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这样下去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2014年，我接受建三江当事人委托的案子，第一次跟法轮功学员接触，那次我是和王全璋、王宇等律师一起去的。当时建三江设置所谓的法制教育基地，不是依法成立的，它没有权力把法轮功修炼者关到洗脑班里面，我的当事人去交涉，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人，不是犯罪行为。为了辩护，我硬着头皮看司法解释，给他们定的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我当时就疑问：组织还能被利用吗？利用组织还能破坏法律实施吗？我感觉它是一种无权的、扩大的司法解释，它对邪教组织的解释是越权的，而且它的入罪标准，包括制作或传播邪教宣传品，明显也超越司法解释权。从网上下载宣传品并传播，是个人行为，不是利用组织的行为，从法理它就是不对的。
从这个案子看到对法轮功学员的“法律制裁”违背司法原则，适用法律漏洞百出，太荒谬了。这个案件之后，我就陆续接了很多法轮功案件。
记者：您在做这些案件时感觉到压力吗？
刘：我们律师事务所主任说过，如果给法轮功辩护，要到司法局备案，不允许给法轮功做无罪辩护，不允许就法轮功不是X教做辩护，这些都是内部传达，不能公开的。我接建三江案件以后，当地司法局开庭前找过我，不让我做辩护，那次我坚持下来了。但前些日子，建三江石孟昌的案子我退出了，因为所里压力大，认为我总给法轮功做辩护，所开不下去了，不得已另外一个律师去了。
但总的来看，我感觉现在环境宽松多了，最初高智晟他们，包括江天勇、唐吉田他们的抗争，及当事人的抗争，加上互联网迅速传播造成的舆论压力，确实改变了环境，我现在压力小多了。
我老婆退休了，还好一点，如果她还在体制内工作，恐怕我要考虑一下，因为他们也会胁迫她吧，她和孩子都反对我给法轮功案件做辩护，怕我被抓，还是胆小的，所以我一般就不怎么和他们说。我孩子看了我在微博发那些敏感的东西，也害怕，13年底他把密码改了，我自己也上不去，原来的都看不到了。（未完待续）#
采访整理：陈昭，责任编辑：苏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