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8月09日讯】中华文化之架构自古即是儒释道三教，此三教者在人类社会这一层面之展现就是各守其道，各司其职，所以宋真宗说“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虽不可谓不移之理，至少是一种高明的见地。反之，如果于这一点尚未达清醒之认识，就胡说乱论一气，那就好像论医者之种地，论农者之纺织，论织者之医人，岂不大乱！
今日之中共国，党文化诋毁释道最常见的手法即是这种三教不分的胡说乱论，提到佛道之教，会有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劈面而来。诸如：佛陀既然大慈大悲，为何不把经济搞上去？如果有报应还要法律做什么，如果有气功还要医院做什么，如果有神迹还要劳动做什么，如此种种蛮横无理却能欺世惑众。于是在中共克意灌输与扭曲宣传下，人或以为儒教尚有可信，而释道则几于荒诞。
曩日读《通鉴长编》，看到一段话，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八年对他的宰相说“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又说“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即释氏所谓利他者也。”其实宋真宗在景德二年也尝对臣下说“释道二门，有助世教”。想来，有宋诸帝，除了开国之君宋太祖是武人出身，无一例外都是饱读诗书的，他们的身份是帝王，而他们的精神，则是一位儒者。作为儒者，于释道二门能持“有裨政治”“有助世教”之见解，比之当时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而力排佛老的孙复，石介之辈，不可不谓圣智高明。
这些帝王的语录做为执政者治国的通鉴被书之史册，垂范后世，历代如此。偏偏到了今天，在红朝战天斗地的环境下，在中共毁佛谤道之氛围中，这些圣训却行不通了。或有人不以为然——那中共的诸色人等中不是也偶有披着僧衣与道袍的吗？——然而，那又能说明什么呢，那也不过是换了一件工作制服而已。而历史的真实却是中共篡政之初，“取缔会道门”镇压宗教之后，再以所谓团结之名，以所谓政治协商之旗号，将一批屈从者收编过来，做为释道代表摆在台上，以有裨“中共”之政治，以有助“中共”之世教—— 这不过是一种可以踩在脚下的、可以任意扭曲的彻头彻尾的利用。
而千年以前的宋朝皇帝对于佛道二家的并重，却是要诚其意而修其心的。所乙太宗作为儒者，却能悟到人君治国亦是一种释教所宣扬的“利他”。而真宗淳熙八年制《原道论》时，说的更为明确：“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乃知，太宗，真宗二帝的宗教政策，实为心有所得，悟有所获之后，又由已推于人，推于事，推于天下。所以，在宋代，我们看到：儒学顶盛，释道振兴，那个为民国大师陈寅恪大赞为中华文物造极之世的宋朝，存在了足足三百多年，这与有宋诸帝以儒治国，释道辅政的长策自然有着首要之关系。
鉴古是为知今。千年前的大宋朝到了今日之中共国已是面目皆非，不惟当政者不同，连世风、思潮也全然不同。以有宋诸帝之开明，势必会引领一个开明的时代。而以中共之悖谬，也势必会制造一个悖谬的社会。近年更有披着佛衣与道袍的中共人读共产经，拜毛像，颂中共以为功德云云，民间不耻其行，更误以为释道将以害政，遂堕中共之计。
外此，又想到大陆近年来出现的复古之风，学则国学，衣则汉服，乐则民乐，更有如赶场子般的拜黄帝祭孔圣等大大小小的典礼。有论者目之为中共对中华传统文化之附体，亦有人以此为中国人民族性之使然。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这种复古更多只是停留于儒家形式，且也只是极表浅，极皮毛，极狭窄的一点点形式而不敢稍有深入，对于敬神礼佛修心炼形的释道之教更无有涉及，这足以说明，中共基于其反天斗地的无神论立场，大概是没有这个胆量去真的搞什么复古。然而，反过来看，如果中共所谓“体制内”确有人有志于恢复中华传统文化，那么，其人必然要以抛弃中共为前提与条件——想到当前天灭中共之大势，我更希望以这种猜测去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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