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词在中国文学历史上，是词这种文学体式的复兴时代。为什么说是词的复兴时代呢？因为从宋朝以后经过了元和明两朝，而元朝兴盛的是曲（如散曲），是杂剧（如王实甫的《西厢记》）；明朝兴盛的是传奇，像汤显祖的《牡丹亭》之类。元明两代流行的是散曲、杂剧和传奇。
我在以前的文稿中曾提过词跟诗是不同的，曲子跟词也是不同的（请参看叶撰〈论浙西词派〉一文，见民国八十四年六月份《中国文化》）。词要曲折深隐才是美，而曲子则要写得浅白流畅才是美。词要有言外之意，而曲则是说到哪里就是哪里，不需要有言外之意的联想。关汉卿写过一套曲子，我只念两句给你们听，关汉卿说他自己：“我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爆不破、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这是说他自己个性的坚强，这种文学体式是让人这么一说一唱，当下就觉得很好，它不是让你去想它有什么言外的意思。你一念就很痛快，曲子的好处就是明白流畅，能让人读后感到痛快淋漓的就是好的作品。因为元、明两朝曲子流行，所以元、明有些文人就用写曲的办法来写词，他们只是追求写得像曲这样的流畅，什么都说完了，也就失去了词特有的曲折深隐富于言外之意的美学标准。但是到了清朝，词恢复了这种深隐曲折有言外之意的美学标准，所以清朝是词的一个复兴时代，因为它重新找回了词的美学标准。
元朝、明朝文人都写曲，所以词写得不好，为什么到了清朝词又写得好了？清朝怎么会忽然间把词的曲折深隐富于言外之意的特美找回来了？清朝找回了这个词的特美是付上了绝大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破国亡家的代价！是明朝的灭亡，经过了破国亡家的惨痛，而在新来的外族统治之下，他们有多少的悲哀？有多少的愤慨？而又不能明白的说出来，所以他们才掌握了词的曲折深隐言外之意的美，他们找回来的美学标准是付上了破国亡家的代价。
李雯、吴伟业、王夫之，都是经过了破国亡家，可是对于破国亡家之痛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是殉国死难了、有的人是投降给外族了、有的人是隐居不出了，他们都有破国亡家的惨痛经验，每个人的反应不同，因此每个人的风格也不同。所以清朝的词是很微妙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一种现象。（本文仅限网站刊登）
──节录自《清词选讲(二版)》／三民书局
责任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