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文宇：史上最公平的选官制——科举千年兴衰录（四）

宋朝的科举考试情景。（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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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9-05-25 2:40 AM 标签: 科举制度, 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传统文化

【大纪元2019年05月25日讯】（接前文）

四：科举制的衰落与终结

人间万事难完美，科举发展到明清，尤其清朝末年，确实有不少弊端显露。但科举的终结却不是因为其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弊端所致，而是缘于外来因素被强行停止。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携工业革命的成果东来，强行敲开中国的大门。清朝廷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历史上，无论是改朝换代、外族侵略，都是形式上的改变。社会格局，人文道德千年来均是一脉相承。史上各朝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均遥遥领先世界各国的中央大国，在清朝末年竟被蛮夷之国赶超且毫无还手之力。为应对此“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朝廷必须做出同样是“数千年来未有”之颠覆性的变革。而统治的核心，选拔人才的科举制便首当其冲。

首先是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开始注重时务。 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认识到国子监“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下令“兼课论、策”，“奖励留心时务者”。1871年（同治十年），下令考取生员的童试加试算学；1895年（光绪廿一年），又下令加试时务，与算学任选一门。

戊戌维新运动中，废除八股是维新派的一项基本主张。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发布上谕，指出八股文不能“励实学而拔真才”，下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不久，又根据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发布上谕，详细规定了考试改革的具体内容:“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又规定:“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

不久后发生戊戌政变，慈禧下令废除各项新政，包括上述有关科举考试的改革内容。八国联军入侵事件后，清朝廷开始实行“新政”。

1901年，宣布废除武科科举考试，并于8月颁布上谕，命自第二年起在乡试会试中废止八股文，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改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改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均依此例。同年，下诏举行经济特科。1903年，经中央和地方官员保举，选拔“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186人，在皇宫保和殿举行了经济特科考试。这次考试主试、复试各一场，考试内容为论一篇、策一道;现任官员取中者略予升叙，举人贡生取中者任用为知县、州佐等官。

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说科举阻碍新教育制度的实行，请求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又上奏说:“科举一日不废，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请求从次年丙午科开始，将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一律停止。

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

五：科举的利弊及改革的可能性

从隋朝大业年间开设进士科到清末光绪年间废除科举，一千多年间，科举选官制历经数朝。从初设到逐渐完善直至成熟，其间屡经改革，成为了中国古代体系最完整、规制最完备的选官制度，为历代朝廷提供了无数人材，其中包括众多名垂青史、对中国历史起重大影响的精英级人物。

（一）科举是最公平的选官制

科举不问家世，职业、身份，亦不需推荐，除了少数“贱民”（商优娼吏）、罪人及他们的子女外，其余各阶层的人均可参加科举考试。而录取的标准主要根据应举人的考试成绩。从而体现了科举制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公平性。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范围内最有创意、最进步，也是最重要的官员选拔制度。

无论中外古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官员选拔及管理制度，都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

晚清邵作舟在《邵氏危言》中比较各种选官制度,称“有以示天下之公者,科举之一途而已”。这个说法道出了科举开放而公正的特点。

科举制创建之前,中国在人才选拔制度上经历过世袭世禄制、军功封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每一次创新更叠，均是因为之前的选官制度出现很大的弊端，不仅造成人才甄选途径淤塞，甚至导致朝局不稳。而科举制的出现，摒除了之前选官制的不公平处，使得致仕之途畅通，士子报国有门、寒士出身有望，对社会稳定起到重要的作用。

科举制实行后，在制度上使国家权利向社会各阶层开放，革除了“问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的弊病，贯彻“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使得“朝为田舍郎”的士子，有机会凭借其才能，取胜于科场，从而“暮登天子堂”。
科举的实行，真正实现了人才在各阶层间的流动。即使出身贫寒，或世代务农之人，也可仅藉由科举而一举跃登“龙门”，跻身社会中上阶层，既光宗耀祖、延荫后代，又可学以致用、尽忠报国。

有学者论述，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科举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血缘关系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开启了相对公平竞争的社会氛围。统治者以科举的形式，吸纳平民参政议政，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是科举制最可称道之处。

据统计（何炳棣着《明清社会史论》），明清两代进士中42.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而清代约有二分之一的生员出身寒微。

不仅明清，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名人中不乏贫寒出身之人。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均出身孤寒。

科举制的公平、开放和竞争性，即使放在当今，在世界范围，依旧具有其进步性，科学性。它是中华民族最璀璨的文明遗产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它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上的贡献。

但是，再完美的设计交给人类来运行，也难免走上歧途。因为人是带有各种欲望和私心的，在其私利的驱使下，人会利用科举作为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难免使科举走上歧途。这不是科举制度的问题，是人类道德的败坏使其蒙尘。

科举就其设计理念来讲，是最公平合理的，但在具体执行中，各朝各代，显示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弊端。而各朝最高统治者们为确保科举的公平性，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改革，力求存利避害。

（二）科举的弊端及改革的可能性

对科举弊端的批判抨击主要出现在科举史后期，集中在以下几点：

1，诟病科举以文取士，“一决于程文”。

无论为光宗耀祖，还是为一展宏图，唯有科举一途。而朝廷规定的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明代后还规定必须以朱注为准。限制了读书人的阅读求知欲。
清末维新派曾批评说，有人甚至中了进士都不知道汉武帝、范仲淹是谁。这种说法，笔者认为很可能时以讹传讹。因为虽然科举重经论，但同时也考策问，不通历史根本不可能中进士。

2，诟病科举“偏怪的考试手段。八股取士，学用脱节”。

八股文的特点之一是代圣人立言，不允许文中出现作者自己的观点。科举历经年久，四书五经词句有限，考官出题为免重复，只能越来越偏怪。

咸丰七年(1857)俞樾在河南学政任上被御史曹登庸弹劾“试题割裂经义”。原来俞樾在做考官时，曾出题目“王知夫苗乎”、“鳖生焉”、“邦君之妻曰寡”等。全部是把经文断头断尾的词句。比如“鳖生焉”原句为《中庸》中“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财货殖焉”。这样没头没尾的拿出来，即使对四书五经再熟的考生也无法下笔，当场造成考生哗然，几至罢考。俞樾最后被罢官且“永不叙用”。

这种案例毕竟是少数，虽然考题考试方式确实存在弊端，但并非不能改变。

以下仅以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题目为例，看看“科举”是否如被贬斥抨击的那般无药可救。

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烧毁的顺天贡院还未修复，此科会试在开封举行。

第一场题目，史论五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4）,“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一题藩镇，第二题平戎，第三题举贤，第四题变法，第五题以夷制夷。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二十一日（7月4日），紫禁城保和殿举行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场考试。该科殿试策问四道。

第一道策问内容：“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

第二道问汉唐以来兵制，并要求回答“能以今日情势证之欤？”

第三道策题为中国古代理财问题，也问说“此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

第四道问教育、科举与名节问题：“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着，其道何之从？”

3，诟病科举“注重人文，缺少科学知识”。

首先，科举选拔的官员，即管理人才。因此并不需要掌握精深的科学知识。用当代的理念看，一个发明家不一定具备对科研部门的管理能力。因此，以科举科目中对科学知识的重视程度不如修身治国的理论，来批判科举制的合理性，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这类的抨击来自清末。外强入侵，为求自保，引进西学。这是对自然界无限索取的西方的“术”学第一次替代了东方的“德、道”学。

从科举发展历程来看，最初的科考涵盖内容是非常广泛地。唐代科考“其设科之名无虑百数”，天文地理、数术律法等等无所不考。尤其为求专业人才而不定期开考的“制科”，考试内容更是包罗万象。只要你有才能，无论哪方面的，都有一方施展的天地。

对科举的诟病，近代以来由传教士开始，各种诸如愚民、浮薄、反智、思想专制之类的批评，其实在中国古代几乎都被指出过，但唯其到了近代才发生效果。重要原因在于外敌入侵，同时带来的注重钻研物质世界的西学与注重道德理念自身修为的道学之间矛盾。

这两种批评虽在表面上相差不多，但在实质上却大相径庭。古人诟病科举是为完善改革科举制而清末站在宣扬西学角度上对科举的批判，则是要彻底消灭科举。

因此，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运动，实际上是西学与中国传统道学间的对抗，最后以西学获胜，代表民族传统的科举败退告终。这也是西方文化入侵中国的开始。

自古以来，中原大地虽然经历多次被外族入侵统治，但民族传统文化未失，被同化的永远是外族蛮夷。而如今，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己民族的发型服饰，甚至历法都被西历所代替。更有甚者，中共夺取政权后，传统的中华文字也被改成残缺的“简体字”，今人已经读不懂古人的文章，进一步斩断了今人与传统文化的连接。尤其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华大地上仅存的传统文化也被消灭殆尽。现行的也不是顺应历史潮流而生的正统西学，而是在西方也被摒弃的“马列主义”。当今生存在中原大地上人类，从里到外，哪里还有一点中华民族的影子？！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精髓，失去了这些，这个民族就消失了。

从清末维新运动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科举制，从渐废到立废，可以看出，科举是推动西学的最大阻碍，同时也说明，科举代表了传统国学的精髓，不废除科举，外来西学根本无法立足。

科举选官制，作为国家机器的构成之一，同时也是统治者手中的统治工具，在其发展、执行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弊端的。比如重文轻武，比如轻视特殊技能的人才，为防作弊所做的有辱斯文的考试规程等等，都是不可取，有待改革之处。但是，即便科举存在以上种种弊端，也不能否定它在整体上比之其它选官制的优越性。

科举，单纯作为一种选官制，相较于古今中外出现的各种选官制度，其公平性、开放性等等，无疑是具有优势的。对科举的诟病，其实更多是对古代社会官本位的诟病。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只有做官一个光宗耀祖、施展抱负之处，天下士子也不会只盯着科举一条路，那麽科举禁锢思想、科举科目单一等等也就不会被如此诟病。其实，选官，用现代的话讲，选的是管理人才。一个合格的管理人，最需要的并不是专业技能，相比之下，人品、修养确实比多才多艺更重要。况且，众所周知，人文类的考试，本来就很难区分高低强弱，它不像数理类，对错分明。因此，把考试内容限定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做个标准答案，会比较容易区分优劣。

六，科举制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

（一）科举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首宋真宗赵恒御笔亲作《励学篇》，传遍天下，流传千古。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世人，走上读书求功名，科举求出身之途。

由于科举制的开放性，没有年龄的限制、城乡的差别和贫富的差距，更不需要拼钱、拼爹。从而使得“读书改变命运”，成为科举制对天下人一句实实在在的承诺。

如果说宋真宗的《励学篇》还是从上至下，朝廷对天下百姓的“劝学诗”，那麽另一首同是宋朝出品，同样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句，便从民间道出了科举制对社会风气和社会观念造成的巨大影响。

汪洙，宋，鄞县（今宁波）人，九岁便会作诗的神童。他的《神童诗》作为启蒙读物，其中名句叠出，直到如今仍广为世人熟知。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从以上《励学篇》和《神童诗》中可以看出。中举登科对人生有怎样的影响。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诗句，在如今，只是读书人存在于精神境界的一种形容，而在科举存在的年代，这却是实实在在的表现。

明清时期，无论你家境如何孤贫，考中举人之后，立时身家万贯，良田无数。没有出身的地主，会主动把土地挂到你名下，付你田租。不仅你一人翻身，家族也会受你福荫，各种免税免徭役。住房规格上升，美妻美妾任娶。

考中后，会有官差敲锣打鼓上门报喜，考中进士更是不得了，从影视剧中看到的考中状元跨马游街，披红挂彩，风光无限。其实自唐开始至清朝，进士及第、状元游街的场面比文艺作品中更加张扬。

科举不仅影响世风，历朝历代也影响着朝堂之风，有科举之后，朝堂的论资排辈不再排家世，而是讲究及第年份、排名位次。

（二）科举对思想道德的影响

科举自初创到完善，重点考试内容就是圣人经典。

在科举盛行的年代，整个社会推崇圣人经典，从小熟读背诵“孝经”、“论语”等，对维持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在一个较高的水准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选官，秉承的理念是，做官先学做人、治理国家当以圣人教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基础。因此科举考试便以圣人经典为基本内容。

唐代科举最重要的进士、明经科，考试范围中的古经文典籍内容为大经《礼记》、《左转》；中经《诗经》、《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公羊传》、《穀梁传》，另外还有必考的《孝经》、《论语》。最初只考策论的进士科，后来也加上大经和《老子》。

宋代科举废除了唐朝科举中诗词赋的内容，强化了古籍经典的内容。不仅如此，科举考试还加入了经义考，就是对圣人经典的理解和阐述，而不单单是背诵填空了。
后世延续了前朝的科举形式和内容，更加强化了圣人经典的考试内容，明清之后，科举基本只剩一科——进士科，而进士科的主要内容就是四书五经。

有科举以来，必须学好圣人经典，方有晋身入仕之望。由于科举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学习圣人经典，以圣人教导修身齐家，已不是学子专属，而是全社会道德规范。

无论进官学、私塾，还是自学，学的都是孔孟之道。

古代法律没有现今这般繁杂。在古代有人做了坏事，即使不用法律制裁，社会公共道德所造成的压力，就会使道德败坏之人无容身之地。

（三）科举对教育的影响

中国古代对教育的认识十分深刻，教育理念的形成渊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商周之前。西周时期形成了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文明的果实成熟了，中国教育进入了“古典”时代，产生了私学和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群体，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家，如群星灿烂，各家学派教育思想竞相争辉。不仅《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礼记》、《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而且还出现了像《大学》、《学记》、《劝学》、《弟子职》等这样的教育专著。

这些教育专著是春秋战国时代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的总结，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学著作，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理论基础。

《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归纳为1：“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谷，其必由学”。也就是说，教育的社会功能包涵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一是形成社会的道德风尚。

中国传统的教育内容主要为德和道。“修德学道”（东汉郑玄），修德，即培养道德品行；学道，即学习知识技能。

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十分完善，从中央到地方逐级设立。官学主要有太学和国子监。官学中的太学，也称大学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西晋时出现国子监，一直延续至清末。最终被西学学堂所代替。

除了官学之外，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中还有私学。如书院、私塾或家庭启蒙教育。

唐宋时期科举出现后，在中国传统教育系统中加入了重要的一笔。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考试制度引进到教育体系中来的国家。通过科举，把教育产生的人才直接与治理国家甚至统治阶层挂钩。从此，科举成为天下读书人的终极目标。

从历史上看，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形成时期、奠基时期；秦汉至宋明时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时期、辉煌时期；清代开国直至近代，中国传统教育随着科举的废除和西学的引进，出现了衰萎的倾向。到了现代，中共统治时期，中华传统教育几近绝灭。

（四）科举对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而科举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阐释都起到重大作用。

从科举考试的内容来看，科举创立之初的隋唐到科举废除的清末，儒家经典都是科考的重要内容。

另外，除了必考的儒家经典之外，每个朝代的开始内容也对当时的文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朝科举重诗赋，因此留下“唐以诗取士”的说法。而宋朝初年，科举录取的文章流行“险、涩、奇、怪”的太学体。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因此在任知贡举期间，黜落了所有太学体的文章，专录“言以载物，文以饰言”的古文体文章。这一届科考，不仅改变了宋朝以致后世的文风，同时也成就了科举史上最灿烂的一页。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等均为这一榜登科。

元朝，由于社会动荡及朝廷对科举对南人的不重视，使得文人们报国无门，便把一腔热血倾注在文学上，创立了对后世影响颇深的元曲杂剧。因此说，元代的戏曲杂剧等文学形式的兴盛也与科举有着间接的联系。

科举制，通过考试把读书和入仕联系起来，同时也把权位与学识结合。通过科举，不仅选拔出大批擅长治国安邦，具有雄才大略的政名臣名相，同时也造就了众多的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艺术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等。如唐代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明代的张居正、汤显祖、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林则徐、翁同龠等等。通过科举入仕扬名的人才数不胜数。
有学者统计过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经历。留下身份记载的作者大部分是有科举功名的。就文学体裁来讲，文言文、记实体，多为高功名作者，如进士、举人，甚至状元。白话文小说的作者多为较低功名的。
后世熟知的如唐寅（唐伯虎），又称唐解元，应天府乡试第一名举人，明代画家、文学家。

冯梦龙，明代文学家、戏曲家。早年科举屡试不中，晚年补贡生。其著作《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

（五）科举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清代末期，不仅皇权走到末期，科举选官制也同时走到终途。

科举，作为一种完善的选官制虽然被废止了，但科举文化却留了下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这样评价中国的科举：

“虽然中国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了，这种传统却以另一种方式被传承下来。如今各个国家普遍设立考试制度，这是从以前的中国科举制度转变而来的。尽管其内容改变了，但它的技术、方法和规制都被延续了下来。我们要多了解其作用,并给出它一个新的评论,而不是全盘否定，认定它没有价值。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拔人才，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虽然这些人才最后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为数不多，但是客观上却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懂语言、懂古文,能读会写，虽然很多人最终不能做官，但是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当前世界大多数民主国家实行公民选举的“议会制”或“总统制”，而支撑这个政体正常运转的官僚体制，则是建立在考试选拔之上的。

西方国家现代的政府管理人员选拔体制多以英国为范本，而英国现代的选官体系是十九世纪中叶奠定的。在此之前，政府人员的任免实行恩赐制。1688年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之后，重要官员的任免也是由议会多数党掌握，盛行任用私人。

1853年议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政府官制和人事制度进行调查，提出《麦克莱报告》。主张考选标准应注意通才，即一般的教育程度及适应能力，反对以应用技术及专门知识为考选条件；职员任用必须经过公开竞争考试。考核及格后接受训练两年，按成绩分派工作。

如今在英国，常任文官实行公开竞考，择优录取的原则。选拔考试的一般包括笔试、口试以及实际操作考试等等。考试分两轮，首轮考试一般多采用笔试，复试则按所招文官的职位、类别的不同，采取相对灵活的录取方式。文官一经录用，非经法定事由或辞职，即可任职终身。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西方的文官制虽然借鉴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但其中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科举是指以科目考试的方法，选拔举荐朝廷官员，即政府官员，而不是政府一般工作人员。中国古代官吏分开。科举甚至禁止“吏”参加科举考试。

当今西方国家政体，政府官员是选民投票选出来的，只有政府一般工作人员是采取考试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