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0月18日讯】202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名个人和两个组织。其中一个组织名为“纪念”，Memorial。
10月8日，公布获奖者的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一名比我年轻很多的北京大学校友的短信。她告诉我，俄国的Memorial组织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她以为我们做的Memorial也一样好和有意义。
我告诉她，在2004年，14年以前，我写过文章，介绍俄国人做的关于受难者的工作，文中写到这个组织。
英文名字是一样的，都是“纪念”。他们主要收集和整理苏联的受难者资料。我们的网页则收集和记录中国受难者的名字和生平。他们做这项工作的时间长得多，他们搜集和整理出来的资料也多得多。
他们在2004年就整理出一百三十万名受难者的资料。我只整理出了一千人的。这是有原因的，在苏联，大量迫害通过法律审判进行，受害者被处死或者被送往遥远的劳改营服刑。这些审判不是真的审判，所以被称为“ShowTrial”，可称为“演戏性的审判”或者“表演性的审判”。可是法院留下了记录。在中国，则用了所谓“群众专政”，受害者在他们的工作单位被他们认识的人侮辱打骂和虐杀。毛泽东没费心组织哪怕是假的审判。例如，连文革前的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死于关押中，死亡十年后普通人民才被告知他早已经死了。要找中国受难者，得到各个工作单位去找，而那些工作单位往往不准查看他们的内部记录。在我们的网页上和书里，一千个受难者是一个一个地找出来的，所以缓慢。
但是应该说，俄国的“纪念”组织做了长期的大量的不懈不止的努力，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令人钦佩。下面是我在2004年写的一篇有关短文。希望我们的中国“纪念”会发展扩大。
王友琴写于2022年10月10日
————————————–
下文发表于香港《开放》2004年10月号，后长期存放于我的网页ywang.uchicago.edu和ccrhm.org。（这两个网页在2002年和2022年被中国当局在中国国内禁止了。在中国之外都能看到。我们也在继续增加内容。）
记载1,345,796名受难者
——介绍俄国的两张光碟
王友琴
我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里有659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
出版前曾经有人提出，这么多名字，缺乏可读性，删掉一些吧。我断然拒绝了，虽然我平常不是个喜欢拒绝的人。幸好出版人同意了我的坚持。书出版后，很多位读者说，这本用小号字密密排印的50万字的书，让他们读起来就“放不下”。这使我对自己当初拒绝删去名字的决定感到放心。“可读性”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但是显然，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对读者有了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种批评意见正相反。有人问，文革的受难者那么多，你只写了659个不是太少了吗？对这种批评，我全部接收。我总是说，是啊，我做得很不够，应该做得更多。有时候，我还会诚心邀请说：您可以帮助来做吗？我从不反对这种批评，因为我知道这项工作还差得有多远。
今年3月25日，俄国出版了两张光碟，光碟上有一百三十万个名字，是斯大林恐怖政治的受难者。看到报纸上的这个消息，尽管先前已经读过不少有关书籍，知道斯大林的迫害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我还是深感震动。一百三十万，多么大的数字。这是一百三十万个人，曾经像我们一样存在过的生命。
大学图书馆的俄文采购应我的请求去订这套光碟。远在俄国的制作人回信说，他们不收费，只是经费有限，不能用快件寄来。好多个星期之后，光碟寄到了。我把光碟插进电脑打开。在首页上首先看到了“1345796”数字。这个数字长得让人感到像一个身份证或者书本出版的编号，而不是一个实数。顿了一顿，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报纸说的“一百三十万”受难者数字。光碟里有他们的名字，履历，还有照片。一个人一个人地陈列出来，总数当然就是要准确到个位的。人的单位本来就是“个”，而不是“万”。
在数字如此浩大的受难者中，有四万四千五百人是由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批准逮捕的。在383份打字名单上，留下了大恐怖的最高领导人们手写的批准和签名。光碟上有这些名单和批示的一页一页的照片。斯大林用红色铅笔写下了大而潦草的“照办”以及他的签名。他真是把他自己当成了阎王，可以批点生死簿，把一大批一大批人送下地狱。在历史上，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个统治者有这样的权力和用这样的方式来剥夺千万人的命运。
能送到政治局批准的，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有的时候，斯大林还会从长长的名单中勾去一个或者两个名字，比如，他曾经把一位女士LilyBrik的名字勾去了，他对专管捕人关人处死人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说：“我们不碰马雅科夫斯基的妻子。”明显可以看出斯大林其实并不在意名单上的人有什么罪状，因为他知道那都是为了治罪而编织出来的。马雅科夫斯基那时已经死亡，他是著名诗人，曾经热情歌颂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195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收有他的诗。
至于一百三十万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会送给斯大林阅读的。对斯大林来说，一百三十万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他要下面完成的杀人、判刑和送劳改营的数字。他写过一张字条：“我把Krasnoyask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6,600。”当时的逮捕和处罚“反革命”的命令打印出来，好像财政预算书一样，其中把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枪毙，“第二类”是送劳改营。只有对地位很高或者比较特别的人，他和政治局需要直接的接近的控制，需要审批名单。在斯大林笔下，处死一个地区的6,600人，比杀死此数的鸡或狗还轻松简单。
这套光碟的标记，是一支燃烧的蜡烛。这个构图意味着纪念和追思。这个标记线条简单而含义明晰，是很好的设计。光碟上也有一些各地人们建立的受难者纪念碑。从照片看，这些纪念碑都不是高大华丽的那种，但是朴素的样子和较小的尺寸，反而使人感到人们实在的悲痛和心底的记忆。
在光碟的资料来源介绍中，有一些书籍的封面。这些封面设计中，有多个以一截带刺钩的铁丝网为主要构图部分。这是劳改营和压迫、监禁的象征。1967年，当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第一部关于政治迫害系统的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岛》的时候，他在“后记”中指出，那一年是两个周年纪念的年头，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百周年。正是铁丝网在建立劳改营方面的使用和劳改营前所未有地广泛建立，把两个本来并不相干的周年联系在一起。铁丝网成为那段恐怖历史的象征物。
数字化技术使得光碟的承载能力及其可观。一张光碟上可以装载的资料非常之多。我买过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光碟。在书架上，大英百科全书是一大排又厚又重的书，数字化后，也只是两张光碟。而苏联政治恐怖的受难者，因其浩大的人数，竟然也要装满两张光碟。这是多么巨大的人类的惨剧。两张光碟，很小很轻。但是这两张光碟，装载的是多么沉重的痛苦，如此众多的生命，实在是太重太重。
这两张光碟记录了俄国人遭受规模空前的政治恐怖，从另一方面说，这两张光碟的制作也是一项令人惊讶的人权和历史工程。这是俄国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索尔仁尼琴的三卷《古拉格群岛》中，描写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和227个人提供的口述、回忆录和书信，勾勒出这套迫害性制度的框架和轮廓。因为这本书1970年他被驱逐出境。
但是记载受难者的努力一直在持续。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DimaYurasov生于1964年，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当局不提过去的政策，使他们对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在高中时偶然读到关于迫害杀戮以及斯大林死后的“平反”。但是当时正是新斯大林主义气氛笼罩的时候，连他的母亲也不跟他谈过去的事情。他立志学习历史。他成绩优异，却没有去考名牌大学，而是进了历史档案馆，查找事实记录。后来他被征兵，他写的历史小说手稿被人告发了，手稿被没收，他被迫“检讨”。离开军队后他考入最高法院当了一名职员。他设计了一张关于受难者的标准表格，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死亡时间，民族，党派，社会背景，最后的工作地点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实，平反状况。在18个月里，他做出了十万张受难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发现后，他被开除。后来他当了卡车司机。
1987年，在作家中心的一个集会上，开始的发言者们都只是用一些隐喻和拐弯抹角的话来谈论过去。老一代的人惯于用这种方式说话，他们最直接的抱怨仅仅是得不到信息。Dima产生了受挫感。在散会之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走上台去，描述了他做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收集了123，000张受难者卡片。他告诉听众，他看到了最高法院院长给赫鲁晓夫的机密信件，从1953年到1957年，60万人得到了平反，从1963到1967年，又有61万2千5百人得到了平反。听众被深深震动。主持会的一位年老的历史学者，激动地说：“这个年轻人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对他非常感激。”
在这12万3千名字之后，名字继续增加。2000年，发行了上面有60万个受难者的光碟。然后，经过努力，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
去年在美国出版的的一部近700页的英文书《古拉格：一个历史》，对整个迫害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载。这本书的作者AnneApplebaum是美国人，她没有俄国人的亲身经历，但她做了29个采访，阅读了大量的俄文原材料，包括档案资料和发表物。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以上的引文，关于材料出处的注解就有49页，引用过的文章有三百多篇。这本书写得扎实，细致，清楚，条理分明，是一本优秀的著作。今年看到这本书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我开玩笑说：好像我在评奖委员会里面似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这本书的基础的材料，显然是来自俄国人已经完成的大量的有关工作。
“种族灭绝”,“大宗谋杀”，这些词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二十世纪发生的反人类罪行。到底“种族”“大宗”有多大？不是几百，不是几千，也不是几万。这两张光碟提供的，是一百三十四万多个人。而且，这不是全部受难者，只是有记录的经过法庭审讯的人。光碟制作者说，受难者总数有十倍于此。他们还在继续作。
谁是做这项受难者名字工程的人？报纸介绍说是一个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奉献精神的群体。光碟发行时，他们的一名发言人说，作这项工程是为了记录历史真相，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救。
关于最后一点，我想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典范。这不是一项由政府支持的工程，人力物力都不宽裕，工作量如此巨大，工作中接触的材料只有令人悲伤的内容。长年累月致力于此，必需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和软弱。只有在很强烈的道德力量支持下才能坚持。
阅读斯大林时代的故事，对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会有双重的痛苦：既为俄国人的悲惨遭遇，也为在中国发生过的极其类似的事情：迫害的规模、性质和手段，甚至一些细节。
在斯大林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也发生过。中国也有过最高领导人签名大批逮捕关押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过为红卫兵打死数千老百姓欢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过指导如何进行“群众专政”、召开“斗争会”和建立“牛棚”的各种高层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国也有过千千万万的政治恐怖的受难者，人数不会少于俄国。
而这里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俄国人已经把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书写出来了。他们没有觉得名单太长、没有人会感兴趣。他们坚持努力，不但为受难者平反，也记载他们的名字和遭遇。他们坚持要还给死者名字和尊严，实际上也是为生者的存在作肯定。他们所完成的，是他们个人的努力成果，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的伟大人文传统。
写于2004年9月
附记：
这篇短文写完不久以后，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样子，二十来岁，穿牛仔裤和体恤衫，只是说英文有口音。他是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读了本科后，到芝加哥大学来读研究生。他对中文这样一种和英文、俄文大不相同的语言感到非常好奇，于是查到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来谈谈中文是怎样一种语言。我很高兴和这样一个聪明而有求知心的学生谈话。谈了一阵语言问题，我拿出了这两张光碟。我说我的俄文知识非常有限，所以希望他帮助解释一些东西，另外，我也很想知道俄国人怎么看这样的历史。
他说：听说我的曾祖父就是那时候被杀害的。
我说：那我们就到光碟上搜索吧。光碟上有“搜索”功能小窗口。
他在我的电脑前坐下来操作，一边却犹豫着说：我怕会有拼写错误。
我想了一下，就明白了。他所说的“曾祖父”，实际上是他的妈妈那一边的，而且是他的母亲的母亲的父亲。尽管都是父系社会，孩子们都用父亲的姓，但是英语亲属称呼不区分是父亲的还是母亲的父辈和祖辈，不像中文把母亲的父母称为“外公外婆”以示区别。因为这个原因，他有点把握不定他的外婆的父亲的姓名。
但是他很快就找到了。他看了光碟上的文字，说：不会错。是他。
光碟上有死者的居住地和职务。他说，那是他外婆外公的老家所在地，他的曾外公是那里的一个矿上的视察员。那是一个小地方，不会有同名者。
我读了光碟上的文字：1937年12月被逮捕，1938年2月处决，根据法律58条之二和之四。
我在索尔仁尼琴的三卷大书《古拉格群岛》书里读到过这个法律“58条”。这是关于所谓“反苏维埃罪”的法律条文，其中有14个分条。第十分条“包括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获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索尔仁尼琴支出，这个条目的但书只规定了在和平时期的最低刑（不能低于！不轻于！），而最高刑罚则是没有限制的。
这名数学研究生说：“这个人的女儿，是我妈妈的妈妈，她还活着。”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在说，这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也不是太久以前，跟活着的人依然紧密相关。
于是，我建议他复制光碟，寄给他的妈妈和妈妈的妈妈。我们马上就动手复制。应该说，这也正是光碟的制作者的愿望。后来，我也给别的人复制过这两张光碟。
我受到的震动至少是在两个层面上的。一个是俄国受难者的广度和密度。自从收到这两个光碟之后，我只和仅仅一个从俄国来的人谈起这个事情，他的妈妈的外公就在其中。这当然有偶然性，但是想想总人口和受难者的比例，就知道这是规模非常大的杀戮。第二是关于判处死刑的法律依据的。索尔仁尼琴多次指出这个“58条”的荒谬和残忍，犯上这一条的，至少都是十年徒刑。如这名研究生的曾外公，就被判处了死刑。
不过还应该看到，在我收集到的文革中的判刑书中，有比斯大林更残酷的。
一份写于1967年的死刑判决书写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特判决如下：判处反革命犯XXX死刑，立即执行。”在一份写于1968年的15年的判决书中，只写了“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判处现行反革命罪犯XXX有期徒刑十五年”。在一份写于1970年的判处13人死刑的判决书里，写的是“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显然，从文革的第三年开始，判决书不再引用法律条文。
又过了一些时间，俄国人把受难者的名字列在了电脑网上，网址是www.memo.ru。他们的标志是一支燃烧的蜡烛，意思是燃烛纪念。他们也建立了一个组织，名为“纪念”。他们搜集关于受难者的资料和物品如日记、书信等。历史学者可以使用他们收集保存的资料写现代历史。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