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1月12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翻译）“我所说的观念病原体是一些可怕的观念，就像真实的物理病原体一样，会给我们带来伤害。观念病原体寄生在我们的大脑中，悄悄地引导着我们堕入无限的疯狂的深渊之中。所有观念病原体中最阴险、最恶毒的是后现代主义，因为它从根本上摧毁了人们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加德‧萨阿德说。
杨杰凯：今天我将采访加德‧萨阿德（Gad Saad），他是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黎巴嫩籍营销学教授，也是《寄生观念：观念传染病正在扼杀常识》一书的作者。
加德‧萨阿德：山姆‧哈里斯的故事表明，极其聪明、极其理性的人也难免被寄生观念所感染。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
杨杰凯：加德‧萨阿德，欢迎你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加德‧萨阿德：谢谢你的邀请，很高兴见到你！
杨杰凯：加德，我把你的书《寄生观念》放入我的阅读清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真正促使我开始阅读的是你对这个山姆‧哈里斯（美国哲学家、神经科学家、作家和播客主持人，其作品涉及理性、宗教、自由意志、神经科学、政治、人工智能等主题）“三角”播客的评论。基本上讲，在48个小时里，我从你那里吸收了很多非常、非常有趣的内容，所以，谢谢你！
萨阿德：谢谢你！谢谢你的表扬！
建立在身份政治基础上的文化 导致灾难
杨杰凯：我们将要谈到你对山姆‧哈里斯的评论，过一会儿再说。请先说说，你是怎么进入现在这个文化战评论员的角色的？你是蒙特利尔康科迪亚大学的营销学教授，这有点儿出乎意料。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你的背景，从头开始讲？你实际上来自黎巴嫩，几乎是在最后一刻离开的，险些无法离开。
萨阿德：是的，我先说说我的个人轨迹，然后我也许会谈一谈我的学术背景，让观众了解我的经历。我于1964年出生在黎巴嫩，我们是最后一批坚决拒绝离开黎巴嫩的黎巴嫩犹太人中的一员。在历史上黎巴嫩有一个小的犹太社区，但是在20世纪，随着中东战争爆发，在整个中东地区，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到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时，我的大多数亲戚都离开了黎巴嫩。那时候我11岁。我在黎巴嫩出生和长大，阿拉伯语是我的母语，我们是地道的黎巴嫩人，但是在黎巴嫩，犹太人的处境变得非常危险。我们看到了一些人们一百辈子都不应该经历的事情，而且你甚至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你最憎恨的敌人身上。
幸运的是，在内战爆发后第二年，我们得以离开并来到蒙特利尔。我之所以在《寄生观念》第一章中提到我的个人历史，是因为我想让人们明白，建立在身份政治路线基础上的文化导致了黎巴嫩、伊拉克、卢旺达的灾难。在黎巴嫩，你对部落的忠诚度部分取决于你的宗教信仰，这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那本书中讨论我的个人历史。
“观念病原体”可以寄生在大脑中 引导我们进入疯狂深渊
至于我的学术背景，我有一个很长的轨迹。我一开始是在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领域。我是一个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后来我读了一个MBA，论文是关于运筹学的，这也是一个应用数学领域，那是在麦吉尔大学。然后我去了康奈尔大学，在那里我接受了决策心理学方面的培训。
在培训期间，我接触到了进化心理学，在当时那是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人们正在应用进化生物学原理来理解人类行为。这就是我的顿悟时刻。后来我决定专注于研究消费者行为和消费者决策，把两者结合起来，用进化论思维来研究一般的人类行为，特别是消费者行为。我进入了商学院，因为我研究的很多东西都与消费者行为或经济行为有关。
杨杰凯：你是说，这种寄生思维，我过一会儿会让你解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出现的原因之一是非常坏的想法得到了难以置信的有效传播。
萨阿德：是的，完全正确，就是这样。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英国生物学家）在他的惊人之作《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了“米姆”（指某种文化或行为系统因素，可以通过非遗传手段，特别是通过模仿，在社会中传播）的概念。他说不仅基因会传播，那当然，我们是一种生物，但由于我们也是一种文化动物，所以“米姆”也会传播。什么是“米姆”？它是信息包，从一个人的大脑传播到另一个人的大脑。一句广告词可以是一个“米姆”，一个营销广告可以是一个“米姆”，图书馆的书中储存着“米姆”。
但是在我的书中，我所说的“寄生框架”，则有些不同。当然，“米姆”的概念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米姆”可以有正面价值，可以是中性的，可以有负面价值。换句话说，它可能只是一个无害的东西，就像一句广告词。我开始唱它，然后它就传播到了你的大脑。但是，我所说的“寄生虫模型”只有负面价值。
我深入研究了动物界的神经寄生虫学文献。让我解释一下那是什么。寄生虫可以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对动物造成严重的伤害。绦虫会进入你的肠道，而神经寄生虫则寄生在宿主的大脑中，改变其神经元回路，导致宿主的行为不适应，但对寄生虫有利。
我茅塞顿开，因为我一直想在书中论证我所说的“观念病原体”，这些可怕的观念就像实际的物理病原体一样，会给我们带来伤害。它们是“观念病原体”，可以寄生在我们的大脑中，悄悄地引导我们进入无限的疯狂的深渊。因此我很喜欢用寄生虫学原理来解释为什么某些观念如此执著。
极其聪明理性的人也缺乏对“寄生思维”的免疫力
杨杰凯：我想进入下一个话题，请说一说你对山姆‧哈里斯的评论。
萨阿德：当然。
杨杰凯：你所描述的原理适用于许多领域，这也是我发现你的书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简而言之，山姆‧哈里斯，观众可能不了解，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山姆‧哈里斯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因理性而闻名。他对许多话题都有非常深刻的论述，包括“觉醒派”。
在“三角”播客的那一集，他实际上把“觉醒派”称为末日。因此，他认为这是对社会的一个巨大威胁。同时，关于前总统川普（特朗普）的话题，他似乎有一些相当极端的观点，对此你发表了你的评论。
萨阿德：对，谢谢你做了这个漂亮的介绍。山姆‧哈里斯的观点证明，即使是极其聪明、极其理性的人也缺乏对“寄生思维”的免疫力，我会详细分析。事实上，正如我在书中解释的那样，所有寄生在西方的观念病原体最初都源于大学的生态系统。教授们会想出一些最愚蠢的想法。你受过教育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你对这些观念病原体已经具有足够的免疫力。
我来深入分析一下山姆‧哈里斯。顺便说一下，不是说我需要来一段序言，而是说我的评论并不是要对山姆进行人身攻击。山姆和我曾经是朋友，我曾经上过他的节目，我们曾一起吃过饭，但是他具有了这种“寄生思维”，是这种“寄生思维”的典范。那么它是什么？在《寄生观念》的第二章，我谈到了思维和感觉之间的区别。我主要是说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不能说人类是思考的动物，或是感觉的动物，我们两者都是。我们已经进化到可以触发这两个系统，挑战在于要知道什么时候触发哪个系统。
比如，如果我抄近路进了黑暗的小巷，看到四个年轻人在闲逛，我会有一种情绪反应，这完全是正常的。我的心率会上升，血压会升高，可能会开始发汗，可能会急速喘息。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情绪机制都是完全正常的。换一种情况，如果我想在微积分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触发我的情绪系统对我帮助不大。我需要触发的是认知系统。
“寄生思维”的第一个问题：触发了情感系统
现在，让我们把这与山姆‧哈里斯和其他所有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联系起来。当涉及到唐纳德‧川普时，应该触发的是你的认知系统。唐纳德‧川普或希拉里‧克林顿或巴拉克‧奥巴马的政策有哪些是你同意或不同意的？我们在选择总统或首相时，我们应该触发我们的认知系统。
另一方面，你看到，人们赞美高贵的先知巴拉克‧奥巴马是多么美丽，而唐纳德‧川普的威胁是多么严重，给出的全部理由都是基于情绪反应。人们会说，“他让我感到恶心，他很怪诞，刚愎自用，说话就像一个来自皇后区的八年级学生。”
他们对唐纳德‧川普的所有谩骂，都与他对货币政策或移民政策的看法无关，而只是因为川普以某种方式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我们看看山姆‧哈里斯和象牙塔人士怎么说，他们说，“他在审美方面伤害了我；他阻碍了我进入马里布（洛杉矶县的一个城市，是好莱坞名人和富人的住所）名流阶层；如果这样一个怪诞、粗俗的怪物可以登上权力的最高层，那我的名校毕业文凭还有什么用呢？”
山姆‧哈里斯的“寄生思维”的第一个问题在于，他触发了错误的系统，触发了情感系统，而不是认知系统。他的第二个问题令人痛苦，而且很严重，就是我在书中谈到的，他混淆了正义伦理和后果伦理（正义伦理认为一个行为的道德性应该基于该行为本身是对还是错，而不是基于该行为的后果）。
正义伦理是对真理的绝对表述。例如，如果我对你说“杨，撒谎是绝对不行的”，这将是一个正义声明。如果我说“当你的配偶问你‘我穿这条牛仔裤看起来胖吗’时，撒谎是可以的”，那么我就戴上了后果论的帽子。我会说我想维持婚姻，不想伤害配偶的感情，因此说“啊，你很美，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美丽可爱。”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社会生活中，会在许多不同的事情上奉行后果论。然而，西方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应该基于正义伦理。意思是说，当涉及到无罪推定时，就不能认可后果论。你永远不要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然而，关于布雷特‧卡瓦诺（2018年由川普提名任高院大法官），山姆‧哈里斯和他所有的朋友都说，“好吧，即使我们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一个在东部沿海地区经常活动的轮奸犯，那也没关系。因为这只是一次访谈，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推定他是有罪的。”你不能这样！
如何违反了正义伦理原则
山姆‧哈里斯说，“我为杰克‧多尔西最终把橙色希姆莱（出处不详）从推特上下架喝采，因为言论自由很重要，但对唐纳德‧川普这样的食人魔来说，就不一样了。”他违反了正义伦理原则。他在“三角”播客上说，他本不应该大声说，但幸运的是，他说了。他说，“当然，媒体应该诚实，完整报导全部故事，但是在报导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的新闻时，有所控制也是完全可以的，否则唐纳德‧川普可能会赢，那就不好了。”在每一个例子中，他都在采取一种正义论的原则，却为了后果论的目标而违背了它，从道德上讲这很怪异。
我来给你举两个非常生动的正义伦理原则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我是犹太人。我在黎巴嫩差点儿被处决。然而，我承认，否认大屠杀的人有权利喷出他们最怪异的攻击性言论，最令人反感的言论莫过于否认这个有最详实历史记录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整个民族遭受了工业化规模的种族灭绝。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反感了。然而，作为一个言论自由的绝对支持者，我站在我的正义伦理立场上，认为他们有权利说话。
第二个例子，1948年摩萨德（以色列国家情报机构，负责情报收集、秘密行动和反恐）在以色列成立后，外出追捕纳粹，他们在阿根廷抓住了阿道夫‧艾希曼，最坏的纳粹之一。1961年他们派出一个小组前往阿根廷。他们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我们是否要在黑夜中，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在他的头上开一枪，然后返回以色列？还是遵守我们的正义伦理原则？”他们没有用这些花哨的词汇，但这就是他们问的。摩萨德特工问：“我们要不要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以及巨大的以色列的外交风险，把他从阿根廷偷渡出去，让他在法庭上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他们怎么做的？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把他带回了以色列。他们审判了他，然后处决了他。如果我们可以给予阿道夫‧艾希曼以符合正义伦理原则的待遇，那么山姆‧哈里斯也该问问是否应该给予唐纳德‧川普同样的待遇。
杨杰凯：说说人格攻击问题，例如，在疫情期间，未接种疫苗者受到攻击，尽管从生物学角度来看那种做法非常疯狂。不知何故，就是出现了那种做法。此外，我不是非要难为山姆‧哈里斯，但是他和很多人都认为川普支持者是某种奇怪的部落，完全被俘虏了，无法独立思考，简直成了令人讨厌的人。正如你之前提到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正是这种思维的典型后果。我们在中国也看到了不同宗教团体、精神团体所遭遇的同样的人格攻击现象。令人奇怪的是，这既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特征，也可以说是被煽动者所控制。
感到山姆的立场如此令人痛心的原因
萨阿德：是的，说得很好，这也恰好是我感到山姆的立场如此令人痛心的原因。你曾多次提到，他在最近的“三角”播客聊天中说，“在所有川普的选民中，我不知道有多少，就算有8,000万吧，其中79,999,999个是完全堕落的人，与他们的姐妹睡觉。”你可能发现，他的确放掉了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朋友彼得‧泰尔（企业家，PayPal联合创始人，共和党籍）。
因此，山姆‧哈里斯足够慷慨，给一个川普选民发放了一张通行证。山姆说，“我认识彼得‧泰尔，我知道他很聪明，所以，我相信他可能有一些合理的理由做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支持川普，但是其他7,900多万与姐妹们睡觉的白痴绝对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投票给这样一个怪物。”
2016年，杨，在川普当选之前，我曾出现在山姆的节目中，用决策心理学原理向他解释为什么具有高度理性的人会投票给川普。如果可以的话，我来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决策规则，叫做词典编纂规则。其基本原理如下：比如我在选汽车，词典编纂规则要求我只看最重要的属性。比如，对我来说，它是价格。我选择在该属性方面得分较高的汽车。这意味着我不去看汽车的其它18或20种属性，我只看我认为最重要的属性。比方说我在选牙膏。我只看哪一种在打折，那就是我要买的那种。
我们把词典编纂规则应用于在川普与希拉里‧克林顿之间做出选择。假设我是一个词典编纂规则的使用者，而且我只关心移民问题。这是我的一个问题，我根据它投票。无论对错，如果我认为川普在移民政策方面的得分比希拉里‧克林顿高，那么我选择唐纳德‧川普是完全理性的，尽管希拉里‧克林顿可能在其它50个属性上得分更高。
我可以给你其它50条决策规则，都能够解释为什么高度理性的人会投票给川普。显然，山姆没有从我在他的节目上免费提供的讲座中学到什么，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继续对7,900万人进行人格攻击。最终我决定公开反对他的立场，不是因为我对他有任何敌意，而恰恰是因为，如你所说，他用来诋毁和拒绝一半美国人的那套机制，恰好是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经历过的。
最恶毒的观念病原体是后现代主义 阻碍人们认识真理
我认为，最阴险、最恶毒的观念病原体是后现代主义，因为它从根本上阻碍了人们认识真理。
后现代主义已经渗透到了你能想到的每一个可能的学科，包括艺术。它不仅认为撒尿是艺术，这又如何？！还有比这更令人尴尬的。我这里不是在讽刺或调侃，隐形艺术怎么样？在一个真正的博物馆里举办一个精心策划的艺术展览，那里的艺术都是隐形的。你说你看到了什么，那就是什么。于是，我在我书的第一稿的空白处写道：“关于我的下一本书，我已经找到了主题。我会有一个封面，一个封底，内容是空的，然后我将让读者来决定里面有什么。”后来我的编辑给我写信说那本书已经有人写了。迈克尔‧诺尔斯（美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家、作家、主持人）已经写了一本书，叫做“你为什么应该投票给民主党人的各种理由”，或者类似的东西。当然，这也是一本无字书。
我讲这些都是为了说明：一旦人们真的去看一个艺术展览，一边站着，一边看着虚空，一边惊叹着，寄生观念就进入了他们的大脑。
杨杰凯：加德，我们的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我可以和你再谈上几个小时，只能邀请你在不远的将来回来进一步交谈。我对《寄生观念》这本书绝对着迷，也对你的思维和求实精神着迷。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个人是否遭遇过打击，或者遭遇过外面所谓的“被取消”什么的？
收到的死亡威胁数量多得离谱
萨阿德：有，当然有，我可以给你列举一系列的下游效应。在2017年，我收到的死亡威胁的数量多得离谱，要伤害我的方式五花八门，以至于我去大学上班时，必须由保安陪同。他们会把我上课的教室锁起来。如果学生出去后想再进来，门必须解锁。当我下课时，会有一个保安人员等着我，陪我走出教室，等候我妻子来接我。我得和我的大学代表一起去蒙特利尔警察局，不是校园警察，而是蒙特利尔警察局，并提交一份报告。
我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我可以处理我遇到的一切事情。我不在乎，我的确像是一只蜂蜜獾，但是我已经开始患焦虑症和恐慌症，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向我扑来，或者下一分钟会不会是我的最后时刻，就像萨尔曼‧拉什迪（印度出生的英裔美国小说家，因小说《撒旦诗篇》而受到死亡威胁）。
幸运的是，敲敲门而已，什么都没有发生，愿永远这样下去。这是最令人恐惧的下游效应。有些人会这样对我说，“教授，你要获得勇气并不难，你有终身教职。”好吧，那我把死亡威胁发给这些人，让他们告诉我终身教职能起什么保护作用。这是第一。
第二，我不得不承担职业成本。我知道很多大学因为我的学术档案而想给我提供工作机会，但都被阻止了，因为其他教员一听说加德‧萨阿德可能会受聘到这里，就群起反对，然后我就失去了这个机会。这事甚至发生在我自己的大学里。我曾担任过一个主席教授职位，那是大学里最有声望的教授职位，是一个全校性的职位。我担任了10年。
对我来说，再担任很多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从那时起我的资历一直在增加。但是我已经连续四年被拒绝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永远不会再有机会担任这样的职位了。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已经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代价。许多人不再邀请我参加酷儿聚会，但这没关系。现实情况是，在两个方面的好处超过了成本。第一，我形成了一套非常严格的个人行为准则。这意味着，当我晚上睡觉，把头放在枕头上时，我需要确认我从来没有逃避说实话。如果我含糊其辞，那就意味着我是个骗子，那会导致我失眠。为了让自己对自己的人格感到满意，我必须实话实说，极其认真。
第三，讲真话可能使我的影响力超过了所有这些教授30辈子的影响力之和。一个人为什么应该寻找真理？因为即使从外在原因来看，寻找真理最终也会得到回报。这个世界不是由模棱两可的骑墙派塑造的，是由那些大胆做决定、勇敢做决定的人塑造的。我不是在吹嘘自己，因为比我更有勇气的人数不胜数。
那些敢在中东说真话的人是英雄，比如赖夫‧巴达维（沙特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家和作家）在沙特的监狱里煎熬了10年。我和他的家人、他的孩子和妻子是私人朋友。他是一位英雄。萨尔曼‧拉什迪舍生忘死，也是一位英雄。他们两人都应该得诺贝尔奖。我告诉人们：别再担心你的工作被取消，别再担心在Facebook上被取消好友。真相比被取消重要。
杨杰凯：加德‧萨阿德博士，感谢你接受本节目的采访！我们不久以后还将邀请你。
萨阿德：谢谢你！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谢谢你邀请我，非常感谢！
杨杰凯：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对加德‧萨阿德博士的采访。我是主持人杨杰凯。
《思想领袖》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