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枫桥经验挑动人斗人 标靶对准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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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11月28日讯】(大纪元专题部记者徐亦扬采访报导)最近,中共再次大力宣传“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枫桥经验”。中国经济不断恶化,中共面临诸多困境,有分析认为中共很有可能将矛头指向国内富豪,将他们作为第一批收割的对象。为转移三年清零带来的社会积怨,中共正在全面落实“枫桥经验”。

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在11月22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声称要坚持和发展所谓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文章称,今年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提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

几十年来,“枫桥经验”已成为中共管治基层社会的重要工具;中共十八大以来,现任党魁高度重视坚持和推进“枫桥经验”。

中共党媒《求是》杂志旗下的半月刊《红旗文稿》11月15日发表一篇与《人民日报》同名的文章,文中称,中共现任党魁11月6日在北京接见了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明确要求他们继续坚持并推进“枫桥经验”。此外,今年9月,中共现任党魁前往浙江考察时,特地前往“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市枫桥镇进行参观。

所谓的“枫桥经验”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中共在浙江诸暨县枫桥区实施的发动群众对所谓的“四类分子”进行“监督改造”的经验。“四类分子”即中共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人的统称。

鉴于这一经验能够强化中共的极权统治,将反对者扼杀在基层,毛泽东在1963年批示要求全国范围内推广“枫桥经验”。

在中共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中,这种群众专政成为中共频繁使用的手段,导致大量基层官员和所谓的“四类分子”在迫害中丧生。

旅美中国企业家孟军11月26日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的“枫桥经验”实际上是一种人监督人、人整人的手段,中共将其用于加强对民众的控制,让民众从内部相互监督。

他表示,“文革”已经过去数十年,而中共现在仍在推行这种手法,未来推出比“枫桥经验”更可怕的措施都不足为奇。

孟军曾经是一家橡胶产品公司的老板,公司一度拥有一百多名员工。然而,一场瘟疫使得这一切付之东流。在中共疫情封控政策下,孟军的企业破产,随后他彻底关闭了公司,并解雇了一百多名员工,最终从广州逃至美国。

青海省前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王瑞琴11月26日对大纪元记者表示,“枫桥经验”就是用一部分群众来监视和管理另一部分群众,核心就是“群众斗群众”、“群众批群众”,中共采用这样手段让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

王瑞琴说,“枫桥经验”的本质是滥用司法权限,中共给予基层人员过多权力,而这些基层办案人员却缺乏公检法的资质和权限。例如,一个街道办事处就可以签发抄家令,甚至将人拘留。

从中共统治的角度来看,这种手段替它减少了一些压力,也便于它更好地统治社会,但却使人们都陷入恐惧中,并且整个社会也完全没有法制。

王瑞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青海民族大学担任中共党史教员。1988年海南建省,次年,她弃教从商,前往海南从事房地产生意致富,之后回到故乡青海。1997年,王瑞琴成立中美合资企业东湖公司,成为当时青海省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之一,随后她担任西宁市两任政协委员及第十一届青海省政协委员。2020年5月中共召开两会时,王瑞琴发表了一封呼吁罢免中共现任党魁的公开信,随后她在中国的家人和亲属受到中共有关部门的恶意骚扰,她的公司资产也被冻结。

富人成第一批受害者

中国目前的经济已呈现出急剧下滑趋势,中共各级地方政府资不抵债,地方财政面临严重困境,而外资也在大规模撤离中国。有分析认为,中国普通民众已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供中共征收,因此中共正将矛头指向国内富豪,将他们作为第一批收割对象。为转移众多社会矛盾,中共正部署可全面推进“枫桥经验”。

王瑞琴表示,中共将矛头对准富人有几个原因。她说,在中共的体制内,科级以上的人员实际上都是富人,但一般而言,人们通常将富人定义为工商业者和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的人。

她说,民间的富人通常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目前的经济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狼共舞”,逐渐认识到中共的残暴、官员的贪腐和社会的黑暗。因此,尽管他们赚到钱,但内心深处对中共并不怀有感恩之情。富人不会拥护共产党,这是中共最担心的问题。

“成功人士不跟中共一条心,这是一个核心因素。”王瑞琴说,“其次,成功人士有钱,中共可以从成功人士身上获取财富,而老百姓则没有这个能力。中共现在会先对富人下手,以及对有民主思想的人下手,一石数鸟。”

孟军也表示,在中共看来,富人就像是随时待宰的羔羊,中共现在提出“枫桥经验”的目的就是从富人这里收割“韭菜”。有些企业家将企业做得很大,赚了很多钱,在中共看来就是到了收割的季节,中共历来都是如此。

富人已成被收割高危人群

近日有来自中国的爆料称中共内部规定“三千万人民币以上富豪全部查”。类似的消息在一个月前已经在许多网络媒体上传播。消息称,由于经济低迷和财政压力,中共地方政府通过“查税”手段进行敲诈勒索。上海的一名工厂老板爆料,中共官员透过银行清查拥有3,000万元人民币(约423万美元)以上流动资产的富豪名单,要求他们交出20%的财产,否则会严格查税。

旅美中国企业家胡力任早前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对富豪和企业家实行勒索、劫财的行为早存在,只是现在这种行为变得更加公开化,而且规模更大。

王瑞琴告诉大纪元记者,她认识一个曾在陕西省宝鸡市开桑拿馆的老板张先生,尽管这个行业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但张先生是一个吃苦敬业的人,他辛勤努力地创业,最终却遭受全部资产被中共没收的命运,他本人也抑郁而亡,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王瑞琴说,事情发生在五六年前,张先生到陕西后包下一栋楼开始做桑拿馆生意。“他与当地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进行所谓的打点,就是给他分钱。但他所遇非人,这个副局长把本该分给公安局众人的钱私吞。而公安局的其他人看到这个企业赚这么多钱,却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最后以涉黄、涉黑,资产是非法所得的罪名把张先生抓了起来。一旦被套上这种罪名,财产就会被全部没收,三四千万(约四五百万美元)的财产都被没收了。”

她说,张先生被抓后,该名副局长翻脸不认人,张先生很快就被判刑并在狱中遭到酷刑,最终抑郁而亡。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在儿子出事后不久也去世了;他怀有身孕的太太也流产。

“每次谈起这个话题,我的心情都很沉重,这是我身边见到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一个例子。”王瑞琴说,“这些企业家如果在海外发展会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中共体制毁掉了他们。”

孟军也表示,不久前,江苏常州的一名企业家因地方官员的调查遭到勒索,最终选择跳楼自杀。他说,企业家跳楼的事情时有发生,也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死亡案例,如果不配合中共的调查,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他说:“像马云、万达的王健林、明天系的肖建华、安邦的吴小晖,他们这种有后台背景的人都已经被收割,被共产党洗劫后有些人的下场很惨,甚至死了。还有大午集团的孙大午也是一个案例,大午集团原来有五十几亿(约7亿多美元)资产,最后被中共用6亿(约8,500万美元)卖给一个不知名的企业,这不就是抢吗?孙大午还被抓了,判刑18年。这种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在中共眼里,你再大,也没有党大。党管一切,这太可怕了。”

(记者宁芯对本文有贡献)

责任编辑:连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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