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身份政治的由来和回归卓越之路

美国科技企业家、2021年的畅销书《觉醒公司》和新书《受害者的国家》的作者维韦克‧拉玛斯瓦米谈2008经济危机如何导致“觉醒派”资本主义的兴起，美国人丧失目的感和身份感的过程，以及如何用正面的价值观——追求卓越来复兴美国梦。（《思想领袖》提供）

更新 2023-03-30 8:30 AM 人气 351

标签: 思想领袖, 平权运动, 种族主义

【大纪元2023年02月13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翻译）韦克‧拉玛斯瓦米：我们看到了这种受害者心态转移，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压迫“奥运会”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杨杰凯：今天，我采访了维韦克‧拉玛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他是2021年的畅销书《觉醒公司：美国企业社会正义骗局的内幕》（Woke, Inc.:Inside Corporate America’s Social Justice Scam）的作者。

维韦克‧拉玛斯瓦米：平权运动是制度性的种族主义，至今仍然在美国这里存在。我很遗憾地说，它将造成一种新型的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我们曾经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摆脱它。

杨杰凯：今天，我们将深入分析他的新书《受害者的国家》（Nation of Victims: Identity Politics, the Death of Merit, and the Path Back to Excellence），该书讲述了美国的怨恨文化，同时涉及左派和右派，讲述了美国人丧失目的感和身份感的过程。他说，这为企业政治化以及“觉醒派”资本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维韦克‧拉玛斯瓦米：我认为，一种追求卓越的文化需要结果上的不平等，需要结果上的不公平。我将大声说出人们缄默不言的道理。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2008危机导致“觉醒派”资本主义的兴起

杨杰凯：维韦克‧拉玛斯瓦米，欢迎你再次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维韦克‧拉玛斯瓦米：我很高兴，谢谢你再次邀请我，杨！

杨杰凯：维韦克，我终于读完了你的书《受害者的国家》，一个月前我曾经采访过你，并且稍微谈到了这本书，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著作，谈到了《觉醒公司》的另外一面。

拉玛斯瓦米：我在《觉醒公司》中讲述的故事之一是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我们现在在纽约市。其实，在2008年危机的前夜，在2007年秋季，我正好在纽约市工作，在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任职，因此对当时发生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的情况是，在2008年危机爆发后，你看到政府斥巨资救助纽约华尔街的大银行。我是这些救助行动的反对者。顺便说一下，我至今仍反对这些救助行动，因为它大错特错。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为这些罪恶付出代价，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我会稍后再讲。

总而言之，在2008年危机爆发后，事实上，华尔街的那帮家伙不再是商学院里年轻学子们竞相仿效的英雄，而是变成了一群坏蛋。所谓“占领华尔街”其实就是占领了华尔街，就在华尔街的入口处附近。

这个国家的资本家阶层正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发现，“看哪！‘占领华尔街’，这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他们想拿走我们的钱，分发给穷人，帮助穷人进行改革，重建秩序，获得控制市场的权力。这是一颗难以吞咽的苦果。”

可是，结果呢，恰好与此同时，新左派诞生，它与“占领华尔街”的左派的理论稍有不同。新左派认为，重要的不是经济，而是种族主义、厌女症、偏见和气候变化。实际上，这等于是给了这个国家的大企业一个机会，从文化的角度救助自己。

不只是政府在救助他们，他们也从文化方面再次救助自己，他们说，“看哪！我们的出路就在这儿，我们得满足新左派的这些要求，全面配合他们谴责制度性种族主义，前提是他们别再谈制度性的金融危机，怎么样？”

“我们将思考多样性和包容性，任命一些少数族裔做样子进入我们的董事会，大谈特谈气候变化对不同种族的影响，我们要先乘坐私人飞机飞往达沃斯，然后我们会做所有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在私下里说，“我们这样做是有条件的，我们期待新左派视而不见，让我们的公司权力结构保持原封不动，以此为交换条件。”

这是上一本书里的一个笑话，说一群大银行资本家和一群“觉醒派”千禧一代上了床，共同生育了“觉醒派资本主义”，却把“占领华尔街”抛弃，供他人领养。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他们的交易。

纽约市中心的资本家阶层非常擅长玩这一套，以至于硅谷也开始行动。他们意识到，“啊！华尔街这帮家伙玩得不错，如果我们在硅谷坐着不动，那么左派，甚至于奥巴马左派，就会对我们的权力垄断构成威胁。”对吧？他们想要打破威胁。大型科技公司起初对左派很冷漠，后来开始对右派很冷漠。

他们意识到，“你看，如果我们同意出让一些垄断权力，来推动你们的根本目标，就会解除针对我们的权力结构的威胁。我们将审查你们不想看到的网上言论，删除你们定义的错误信息。”但是他们私下里说，“我们这么做不是免费的，我们期待着新民主党能视而不见，保证我们的垄断权力原封不动。”

这场游戏就是这么玩的。其它美国公司也开始仿效。可口可乐公司宣布，乔治亚州实行的新的投票法，要求投票人出示证件的做法，是制度性种族主义，并且考虑如何教导他们的员工群体“不要那么白”。

这就是他们使用的词，如何变得“不那么白”，以避免有人指责他们的产品导致了全国范围的糖尿症和肥胖症，他们自称非常关心黑人社区。

耐克谴责美国250年前的奴隶制，但是对今天发生在中国新疆的真实的奴隶制却屁都不放，并且使用外国劳动力生产标价250美元的运动鞋，然后卖给居住在中心城区的黑人孩子，而他们连上学用的课本都买不起。这太妙了！各方皆大欢喜，然而这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包办婚姻，匪夷所思的是双方互不尊重，都在暗自嘲笑对方，同床异梦。

这几乎就是狼狈为奸，然而却能维持下去，各取所需。这就是“觉醒派产业混合体”这个私生子的身世。我认为它的权力既超过了大政府，也超过了大企业，因为它是一个嵌合体，几乎是一个可怕的杂种，以多种方式粉碎了普通公民的梦想，压制了普通美国人的声音，破坏了经济。

杨杰凯：这种意识形态的很多信众开始充斥这些大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他们开始雇用有相同思想倾向的员工，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正确使用暗语等等。

拉玛斯瓦米：我是这么看的，“觉醒派”遇到了资本主义，就利用其背后的“绿纸片”（指美元）为自己充足了电。在那之前，“觉醒派”在美国学术界基本上是一种边缘哲学，寄身在某些文科学院，被认为是对制度的一种挑战。如果你问：它是什么时候从对制度的一种挑战演变为一种新制度的？答案是：当“觉醒派”遇到了资本主义，就被市场的潜在力量充足了电，变得几乎无处不在。

左右两派美国人身份认同的需求使“觉醒派”毒瘤趁机渗透

杨杰凯：你在你的新书《受害者的国家》里提到，我们正处在国家身份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感并不只存在于左派当中。

拉玛斯瓦米：是的，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说探戈需要两个人来跳。换个角度讲，如果没有消费者群体以及员工群体要求大公司做同样的事情，大公司的诡计就不会奏效。我在《觉醒公司》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讨论得还不够，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是的，这是政府与大公司之间玩世不恭的自上而下的联姻，可是，千禧一代，我们这一代，更年轻的一代，又做了什么呢？

事实上，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大多数人，甚至不到40岁的人，都期待这种看上去有道德感的行为，甚至鼓励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以及公司招聘员工的过程展现某种品德。这原本是一个文化问题，与大公司、大政府关系不大，但是与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的文化有关。我的诊断出现在《觉醒公司》结尾和《受害者的国家》开头，就是说此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整个一代人，杨，都对某种事业充满渴望。

在我们民族史的这个关头，我们非常渴望获得目的感、意义、身份。在过去，能满足这种目的感的事情包括爱国情怀、勤奋、家庭、信仰、国家身份，等等，然而在当代，这些东西即使没有消失，都已经慢慢消退了。

留下来的是一个身份的黑洞，你看到一个真空越来越深，于是毒药开始填充这个空洞，于是“觉醒派”趁机潜入美国人的心灵深处。唯科学主义开始泛滥，却不同于科学。唯科学主义，以及各种不同的宗教，一个接一个地践踏灵魂。原因何在？

就是这个真空吸引了毒药。我在写完《觉醒公司》之后，照了照镜子，就开始在全国巡游。在此之前我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后来开始针对这些问题大声疾呼，指出我在商界、在大学里迅速发现的数不清的伪善，政府与商界勾结，使新“觉醒派”毒瘤渗透到了几乎每一个主要机构。伪善屡见不鲜，可以说俯拾即是。

需要用正面的价值观——追求卓越来填补这个目的真空

我对着镜子自问，“好，我们该怎样解决问题？”当然，一些价值观可以洞察问题，可以教育民众，他们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在我们拿起针线缝补之前，我们需要填补那个黑洞，那个目的真空，用某种更丰富、更有意义的东西来稀释毒药，去除毒性。这就是我在第二本书中要完成的任务，“好，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目的真空，下一步该怎么做？”

要填补这个目的真空，就需要正面的价值观，比如说追求卓越，我在书中对此进行了论述。一个理想的美国身份的核心内容就是毫不动摇地追求卓越，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实现自己作为个人的人生目标，这也是美国梦的一部分，是美国人身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用某种更积极的价值观填补这个真空，这个真空就会充满伤害。我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论述了受害者身份成为我们新的民族身份的过程。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呼吁读者行动起来，填补那个身份真空，追求我们共同追求的卓越，那是美国身份的一部分。但是，从A到B的路途曲折复杂，需要经历很多坎坷。

一种执著追求卓越的文化需要认可不平等的结果，需要认可不公平的结果。我要把别人不敢说的话大声说出来，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这样做。

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时达到终点，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到达同一个终点，无论是在篮球场，还是在教室，还是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不可能建立一种制度，让人人平等地获胜，或者平等地失败，那不是一种真正追求卓越的文化，两者不可兼得。

有人说，至少起点相同，或者起点大致相同；也有人说，即使有人到达了终点，仍然有问题。这是物质意义上的差别，在名义上和道义上没有差别，公民自身价值没有差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仍然是平等的。这是我们化解矛盾之路，否则路途充满荆棘，在这个国家有关不平等的辩论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

平权法案是当下美国最严重的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

杨杰凯：那么，我得问你，最高法院此刻正在对平权法案进行裁决，那么根据你的思考，你觉得结果应该会怎样？

拉玛斯瓦米：最高法院应该推翻平权法案，盖棺定论。这本来是几十年前犯的一个错误。我们要承认，它实际上是个错误，我们至少要走上一条更好的路，来纠正所谓的种族结果不平等。是存在着种族结果不平等，但是原因却要追溯到孩子年龄很小的时候，追溯到被破坏了的公立学校，甚至幼儿园或学前班。

要追根溯源，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用漂亮的创可贴掩盖这个过程的内幕。假如平权法案起过作用，你就不会看到相同的少数族裔需要把它推广到寄宿学校，随后把它推广到大学，然后恰好是相同的少数族裔把它推到研究生院，然后还是相同的少数族裔把它推广到就业市场。如果它能解决问题，你就不必得寸进尺，变本加厉。

我在哈佛读大学，在耶鲁读法学院，亲眼看到了这一切。每次都是同一群人，同样的人，提出要求利用同样的平权法案。这说明它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说明它不起作用。对那些因业绩而获得这些职位的少数群体的合格成员来说，这甚至是一种伤害，因为没有人能够分辨出其中的差别。

总而言之，如果他们想奖励某些种族，那么，尽管其中有人成绩很好，或者表现优秀，也会受到那些未受到照顾的同龄人的不公正的评价。

首先，这是一种针对白种人和亚裔的种族歧视。我在《受害者的国家》中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最近托马斯‧埃斯本沙德（Thomas Espenshade）在这方面所作的最后一项细致的研究。他发现，在排名前十位的精英大学，或者10所精英大学，普通亚裔申请入学所需要的SAT分数要比普通黑人申请者高出四百多分。

我们要记住，这是一项总分为1600分的考试，我想，你的分数不会低于400分，400分是你能获得的最低分。要申请这些大学，亚裔申请人的分数需要超过黑人申请人四百多分。

现在，没人说NBA或者NFL需要推行平权法案。可是，如果你想在NBA或者NFL搞平权，那就等于是让一个黑人球员在半场投篮，而让一个亚裔球员踩着梯子靠近篮筐扣篮。这么做会毁掉篮球运动。如果推行平权运动原则，就不会有人想看篮球或者橄榄球。

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在科学或者工程学课堂上会有什么不同。这是打击卓越，打击优秀。我前面讲过，我在书中说过，我想再说一遍：对卓越和优秀的打击就是对美国的灵魂的打击。美国的部分本质就是毫不妥协地追求卓越。

我可以自信地说，平权法案是当下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是一种针对白人和亚裔的种族主义，会导致一种我们本来不该有的新型的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回潮，这种怨恨是平权行动制造的，人们受够了它的惩罚。这就是我要说的。

杨杰凯：你认为这种怨恨是故意制造的吗？

拉玛斯瓦米：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有人在幕后操控，他们玩世不恭。我不认为这种案例只有一件。我不认为这种怨恨是故意制造的。我认为白人救世主情结被放纵，想要创造一种制度，给黑人补偿，认为黑人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翻身，这就是对白人救世主情结的放纵，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故意要制造怨恨，他们原本是想培养感激。

然而，事实上，他们制造了新的怨恨。在这场游戏中，有些族裔被冷落了，我们谈到了白人和亚裔，这制造了新型的种族敌意，人们认为有些人抢占了自己的位置。你上了飞机，发现驾驶员是黑人，你会想，“我知道，他们刚刚取消了一些考试要求，因为有强制令要求搞种族平等。”很多人不想大声说，但是他们在看见驾驶舱里的黑人驾驶员后，会犹豫不决，怀疑把生命交给了一个不那么够资格的飞行员。如果没有平权法案，他们绝对不会出现在那里。

这不是某个人的错，而是人们制造了这个制度，它允许人们做那种推论，认为可能。我把它叫作真正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平权法案是制度性种族主义，今天在美国仍然存在。我很难过地说，它会导致这种新型的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我们曾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摆脱它。

保守派如何成为受害者

杨杰凯：我想换个话题。你的基本观点是，不只是左派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保守派也同样如此。你用了一整章谈论这个问题，结果成了受害者竞赛。请再讲一讲。你还提出了挑战，那就是我们必须放下武器。可是，很多人并不认为这是一场公平竞赛，公平竞争，请你讲一讲。

拉玛斯瓦米：好的，那一章的题目是“保守派的受害者身份”，这是我的反思之一。我关心的是，我们所进行的文化战，其结果并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呜呜咽咽。虽然双方都患上了同一种癌症，却仍在相互厮杀，意识不到彼此本应同病相怜。我在这一章提出的观点之一是，保守派的受害者身份有其合理的理由，但是说来话长。

顺便说一下，其中的一些理由我在《觉醒公司》中谈到过，其它一些理由我在《觉醒公司》没有展开，但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谈。我们来谈谈我们这个国家的决策是如何使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的。顺便说一下，让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对美国来说是好事儿。

它使我们能够控制全球金融体系，正是它使我们能够根据需要来冻结恐怖分子的资产，正是它降低了美国的借贷成本。同时，既然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那么这就意味着存在着一种人为的对美元的额外需求。

这意味着什么呢？那是一种人为的购买压力，它推高了美元的平均价格，所以我们就有了强势美元。但是，强势美元实际上对出口商不利，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商品逐渐变得更加昂贵，在全球舞台上人为地推高了价格。这对美国的进口商来说是好事，但对出口商和制造商来说是坏事，他们的包袱大。这是一个伟大的政策，增加了每个美国人的收益，却让这一群人，即今天生活在铁锈地带（制造业曾经发达，如今衰败的地区）的人，背上了包袱。

然后是下一个政策。想想学生贷款减免。这是最近的新闻。强调一下，有人借钱买了一辆卡车并在铁锈工业区当了一名卡车司机谋生，却没有因为买了那辆卡车而获得贷款减免，但是在布林莫尔学院学人文专业的人却获得了贷款减免。我们可以对那项政策的好处提出质疑。我个人认为这个政策是个愚蠢的政策，我们暂且不谈，但是倒楣的却是同样一群人。

看看军队的应征率怎么样，事实证明，我们确实需要一支军队来保卫这个国家。如果没有人愿意保卫国家，我们就无法过上你和我的自由生活。强调一下，还是同一群人在背包袱。

然后，我们来看看知识产权制度。实际上，知识产权制度是政府为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提供的补贴，没有任何补贴是免费的，实际上都是以制造业为代价的，正是这些制造业和从事制造业的人受到了把强势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政策框架的惩罚。

总而言之，我可以以一种严谨的方式继续讨论下去，希望能描绘出保守派的受害者身份、川普（特朗普）支持者的受害者身份的情况，其受害者身份都有合理的理由，这导致了2016年川普当选，那是对这种挫折感的表达。明白了吧！

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但你知道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吗？看看这段对话的左倾版本。我们现在在纽约，我相信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其他人也会讲述同样的悲伤故事、黑人受害者的叙事、这个国家的红线，包括法律如何阻止黑人生活在特定的社区。

以打击毒品的战争为例。这是老生常谈，因为每个人都在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些东西，但快克可卡因和非快克可卡因的逮捕率有区别，前者比例很大，在黑人社区更流行。他们会说，“你们责备我们的家庭结构不稳定，好吧，是你们把父亲们抓起来，关进监狱的。”

在我们国家，黑人受害者心理流行，正在促成一种新的白人受害者文化流行。第二代亚裔孩子已经在这个国家长大，正在试图把自己描述成有色人种，为自己编造那些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经历过的苦难，尽管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在进入这个国家的过程中的确经历过。

我们看到了这种受害者心态转移，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总有一天，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的压迫“奥运会”的结果将是两败俱伤，没有人会得金牌。如果有人得，那可能会是中国。中国可能是美国的受害者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因为我们打击了优秀。

最终失败的是美国这个国家。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停止怨恨的拉锯战，说：“你知道吗？你有怨气，你认为你受到了压迫，你猜怎么着？我被压迫得更厉害。”对吧？这就是白人受害情结对黑人受害情结的回应。

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伙计们！我们住手吧！这时我要说：放下武器，好吧？人人都可能有真正充分的理由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可是别强调你是受害者了，重新开始强调自己是最优秀的人。这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文化中复兴的东西，否则我们最终将不会拥有一个国家，当然也不会拥有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而只会有一个被掏空了的美国外壳作为地理空间。

我们是什么？是一群在一个共同的地理空间里游荡的高等哺乳动物吗？不，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人，是自由人，我们走到了一起，以卓越原则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国家。如果我们有机会将火炬传给下一代，我们将不得不重新恢复这种民族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费心写这本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