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5月07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Torsten Trey撰文／信宇编译）众所周知，美国宪法以全力保护上帝赋予的公民权利和自由而闻名于世。然而最近，“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系列网络研讨会向公众敲响了警钟，公民自由现在正受到世界卫生组织（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的持续攻击，而对于这些事实，公众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WHO日前宣布，世界卫生大会（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WHA）即将对两项重大政策进行表决：《大流行病预防条约》（Pandemic Prevention Treaty）和《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简称IHR）》（2005）修正案。
WHO即将作出的这些政策变化将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其波及程度也许比目前充斥在新闻频道的所有其它事件都要大。何出此言？细究起来，WHO总干事可能拥有巨大权力，剥夺通过美国宪法赋予我们的基本自由。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这种任人摆布的境地？
剪刀战略
2022年2月4日，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国和俄罗斯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声明，建立了相互“没有上限”的伙伴关系。共产主义极权国家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在历史上并不罕见。然而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两个野心勃勃的国家结成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旨在追求特殊权力和全球主导地位。
北京冬奥会开幕后仅仅20天，俄罗斯就开始入侵乌克兰，而中共政权则躲在幕后提供支持，两国“没有上限”的伙伴关系已经呈现出一种形态：当一个伙伴入侵一个主权国家时，另一个伙伴则通过保持供应渠道的畅通来悄悄提供支持。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剪刀策略”的经典案例，这在共产主义国家当中早已习以为常。
2023年3月21日，中俄两国政府在莫斯科举行领导人峰会闭幕会，中共党魁习近平对普京总统说道：“这也真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这些变化）。”
“我们共同来推动”，这令人联想到一把剪刀的两个刀片。然而，当习近平大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人们绝对不能相信他只是在考虑入侵台湾的问题。他们要实施100年来没有发生过的变化，目标所指是“剪刀式切割”，而不会仅限于入侵一个近在咫尺的岛屿。围绕台湾的剑拔弩张背后，是否隐藏着针对美国的更大战略？
俄罗斯和中共
在这两个专制国家建立起对权力的控制时，我们需要仔细观察它们之间的“没有上限”的伙伴关系。它们两国各自都有优势和劣势。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庞大的导弹库，而中共则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和高超的骗术。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中共刻意对外界塑造了一种印象，即它可以成为冲突的潜在调解人。
剪刀战略是通过一种分工来运作的：一个刀片进行切割，而另一个刀片则保持不动。目前，两国之间的工作分工是将积极的军事部分分配给俄罗斯，而中共则保持其作为一个被动大国的形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宣传首先是“观念管理”，中共希望被视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值得被国际社会接受为世界领袖。倘若中共军事上攻击台湾，可能会危及这个形象。
此外，如果乌克兰问题持续恶化，中共可以选择退出而不被指责。我想到了一句中国的成语：“表里不一”纵观历史，中共在一个有安全备用计划的配置中感到最舒适。在不被监督的情况下，中共可以肆意妄为，它具有高超的骗术。
为什么认清中共的“剪刀战略”真相是如此重要？因为它是共产主义集团国家反对自由世界最为典型的隐蔽手法。共产主义国家很容易抱团取暖互相合作，因为他们把自由市场国家当作一个共同的敌人。相比之下，自由国家在应对共产主义势力的统一反应中往往落于下风，就像一只离开羊群的羊羔，变得更加脆弱，容易成为猎物。“剪刀战略”就是“分而治之”的现代变种。
那么如何破解这个伎俩呢？经典的儿童游戏“石头、剪刀、布”很好地抓住了“剪刀战略”的破绽。如果一个人像布一样软弱，那么剪刀就会赢；然而如果一个人是石头，那么剪刀就会输。后者发生在川普前总统执政时期，当时俄罗斯不敢武装入侵乌克兰，贸易关税重创了中共的出口贸易。而在目前的美国政府管理下，处处显示了布的软弱特性，俄罗斯的剪刀势力则趁虚而入切入乌克兰，中共势力甚至亦对台湾虎视眈眈。“石头、剪刀、布”游戏仅提供了一种应对剪刀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使用强大锋利的石头；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把剪刀的两个刀片拆开也是一种有效的选择。基于此，认清共产主义中国的真实面目是十分必要的。
中共的欺骗伎俩
如前所述，中共是一个欺骗高手。当中共在新疆扩建地上集中营时，卫星技术令其无处遁形。当维吾尔族维权人士成群结队被装上火车车厢（拉去集中营）时，现场照片马上传遍世界各地。然而，二十多年以来，中共一直在对内对外竭力掩盖一个真相：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政权拘留、遭受酷刑或被活摘器官等，在高压政策下面临被“赶尽杀绝”的厄运。
一般而言，中共政权并不介意被外界发现其犯有一般的侵犯人权行为，然而它不能冒险在残酷迫害法轮功时被揭露老底。中共担心，如果人们了解到法轮功广大学员遵循“真、善、忍”等崇高原则，而这些原则与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是势不两立的，那么世界上其它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中共势力。
为了剥夺全球社会对法轮功美好和平原则的了解，中共将压制法轮功作为重中之重，其矛头也对准了法轮功的同情者以及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美国。
中共将美国置于靶心，然而它仍然试图尽可能地隐藏其邪恶行径，阻止全球社会了解其真实意图。正如中国古书《孙子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世界卫生组织就这样被中共裹挟其中。
中共与世卫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不设选区的跨国机构，其领导人并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近年来，世卫组织的运行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它已成为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主要依赖私人资金。前总干事陈冯富珍说，70%的预算是私人资助的。最大的捐助者包括亿万富翁、制药业和中共。典型的捐助方往往在捐助时夹带私货提出许多要求，并希望世卫组织实施具体措施。毫无疑问，这给世卫组织带来了利益冲突。虽然我们想像世卫组织是全球人口的无私服务者，然而捐助资金的踪迹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中共与现任世卫组织总干事有着直接联系，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共不仅在现任总干事的选举过程中提供了帮助，而且过去历任总干事都与中共存在着或明或暗的的联系。WHO总干事和习近平握手的照片，清楚地揭示了谁是掌握话语权的一方。中共已经实质劫持了世卫组织，并利用这个跨国机构作为其对美国进行代理战争的武器。
简短地回顾一下全球新冠疫情（COVID-19）当初大爆发时的情形或许会给我们不少启示。在中共当局观察到新冠病毒爆发后，它在2020年1月中旬启动了对病源地武汉市的封控，同时向全球社会保证，国际旅行将是安全的，必须保持开放。与此同时，全球定位系统TomTom交通指数显示，中共从1月起大幅减少了国内旅行，而国际旅行则保持在正常水平。国际旅行在延迟两个月后才下降到中国国内旅行的低水平，这给了病毒足够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这引发了一个不寻常的问题：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只是一个意外，还是一个阴谋？
在国际象棋中，如果能赢得比赛，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牺牲一个拥有几百万居民的城市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改变棋盘上的棋局，甚至造成病毒大流行，也是“合法”的行动。如果是真的，那么目标是什么？这场大流行使世卫组织思考了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措施。随之而来的是《大流行病预防条约》的出台，该条约将对自由国家进行大规模限制。
限制从来不是为了针对专制国家，因为他们早已有了针对其民众的严格限制。限制始终是针对自由社会的有力武器。因此，如果世卫组织实施限制以防止大流行病，自由国家受到的打击将比其它国家要更大。这可能是私人捐助者和中共向世卫组织捐款的部分动机。对中共而言，中国和世卫组织之间的合作只是另一种“剪刀战略”，中共再次把主动权交给了外部伙伴：世卫组织。
法律层面的焦点问题
目前，世卫组织正在准备通过两份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件：《国际卫生条例》（IHR）修正案（2005年）和《大流行病预防条约》。法律领域的学者指出，这两份文件仍然存在不少争议性问题。这两项政策的通过似乎都很仓促，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现在却被挤到了几个月。鉴于程序仓促和几乎同时投票，人们需要将这两份文件作为一项措施来评估，而不是分别评估。否则的话，不仅耗时过多，而且人们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两份文件其实就是一把剪刀的两个刀片。
根据法律专家的说法，人们可以推断，这两份文件仍然不够成熟，因为它们缺乏对关键术语的明确定义。条例规定了如何宣布卫生紧急状况，然而他们没有提供关于何时必须宣布卫生紧急状况结束的定义。如果不对此进行明确定义，卫生紧急状态可以持续几十年之久，而且没有规定成员国如何要求结束的程序。
术语定义的缺失远不止于此，这些文件没有提供任何上诉机制。换而言之，世卫组织的政策提倡一种专制制度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持异议的人将无处投诉。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我们习惯于通过上诉法院来寻求反映不同意见。我们可以在市长、市议会、国会或最高法院等渠道表达我们的不同意见。所有这些在世卫组织的新规定下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文件根本没有涉及这些选项。
这两个文件存在的法律问题还包括，没有关于疫情严重程度的定义，所以即使是流感也可能被宣布为大流行疫情。文件没有规定如何宣布大流行的结束，也没有规定针对大流行的封控措施何时必须结束。换而言之，我们可能面临无休止的大流行封控，制药公司有无尽的机会推动一个又一个疫苗走向市场。
决定大流行病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仍然完全掌握在世卫组织总干事的手中；同时，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让总干事对其决定和措施承担责任。
此外，还有一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IHR（2005）修正案包括定义和控制虚假信息的权力。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措施。如果辨别什么是（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决策权只是掌握在世卫组织工作人员手中，那么公开的科学对话就会受到威胁，而将某个声明归类为虚假信息就成了审查制度，而审查制度是与言论自由格格不入的。需要说明的是，在世卫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中，美国是将言论自由写入法律、写入宪法的少数国家之一。
控制虚假信息的权力不是针对极权主义国家，而是针对自由国家，这可能会给出另一个暗示，即新版《国际卫生条例》修正案和《大流行病预防条约》的具体内容是为了确保权力结构，而不是为民众的健康福祉服务。
世卫组织为什么要尽力对参与广泛科学对话的一线医生进行集中控制？人们会认为，世卫组织为确保某些国家的饮用水所做的努力会比阻止医生们分享他们的医学知识和智慧更能拯救生命。
作者简介：
托斯坦‧特雷（Torsten Trey），医学博士，是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医学伦理倡导组织“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简称DAFOH）创办人兼执行董事，是全球反对在中国强制摘取器官运动的旗帜性人物之一。他是这个领域的全球知名专家，曾与人合著书籍，并在医学期刊上广泛发表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他是知名的国际演讲者，曾参与制作获奖纪录片《活摘》（Human Harvest，2014）。他也是《国家掠夺器官：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的黑幕》（State Organs: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2012）一书的联合编辑。
原文：The Dangers of Upcoming Policy Changes at the WHO (Part 1)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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