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6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导）中共三年“清零”政策不仅以未实现“清零”而告终，其对新冠病毒恐怖的宣传还留下了一群“防疫钉子户”。这些人在心理上已经被烙上了对病毒极端恐惧的印痕。在生活复苏的当下，他们或者选择避世，或者让自己继续忍受最严格的防疫措施。
据《华盛顿邮报》报导，五一假期期间，当数百万中国人在全国各地度假时，南京居民顾古（Gugu，音译）待在家里。为了安全原因，Gugu只提供她的名，而非姓。
43岁的顾古给她的朋友们发了一条信息：“不要来找我。不要叫我出去吃饭。”
在中国，新冠病毒病例整个5月都在上升，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到6月。厌倦了中共极端防疫政策的大多数中国民众这次没有受限在家。但顾古会尽可能多地待在家里。
防疫钉子户
顾古在户外戴口罩，她的公寓里有一个单独房间。在那里，她用紫外线消毒灯对从外面带进来的任何东西进行消毒。“这就像一个隔离病房。”她说。
在当前，这些想尽办法进行防疫的人讽刺地称自己为“防疫钉子户”。
林毅武（Lin Yiwu，音译）自称是与家人住在北京的钉子户。他认为，“钉子户”的理念可以归纳为三个关键目标：1）如果可能的话，完全避免染疫；2）延迟染疫，即越晚染疫越好；3）尽可能地减少染疫次数。
“延迟、减少和避免。”林毅武告诉《华邮》。
林出去戴着口罩，避免去拥挤的地方，用紫外线设备对所有送货到家的物品进行消毒。他在网上找到了钉子户社群。在群聊小组和论坛中，人们分享他们为六个月大婴儿制作的防毒服、在家中安装空气净化器的技巧或什么口罩更透气等。
尽管大多数同事都不戴口罩，但上海市民余良（Yu Liang，音译）仍然坚持戴。孩子每天上学前，他都会让他们用生理盐水喷雾清洁鼻子。当他会见朋友时，他会尽量选择有户外座位的地方。
“中国数字时代”上5月份的一篇文章说，自称“防疫钉子户”的人们，内部把自己大致分为两个派别：积极防疫派和避世派。31岁的龙小轩是避世派的代表。从去年12月23日起至今，他一直把自己“隔离”在家中从未下过楼。
沈畅平均每天能用掉十几个口罩。从家门口到地下停车场，他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把口罩放进垃圾袋密封好。戴过即扔，是他佩戴口罩的基本原则。进入商场，逛完后出门，口罩要换上新的。外卖到了，戴好口罩开门，门一关，口罩又被扔进了垃圾桶。为了加强口罩的密封性，不可避免地把他的脸勒紧勒疼，沈畅的鼻梁处总是红彤彤的。为了置换免于感染的安全感，他每天都要忍受戴紧口罩带来的疼痛和憋闷感。
高峰期过后，其他人恢复了日常生活，只有未感染的沈畅仍不敢放松。那段时间，人们康复后乐于聚会、走访朋友。沈畅仍拒绝堂食，坚持不点外卖，中午开车回家吃饭。密闭空间内，比如出租车、电梯里，他还会戴上泳镜，把眼睛密封起来。自从放开以来，沈畅仅出差过一次。飞机上，他用净化器对着自己的脸吹了一路。
“清零”政策留下的阴影
过去三年来，习近平提出的“清零”政策一直被视为政治上的头等大事，中共吹捧这一政策优于西方国家，即使该政策导致中国经济瘫痪，公民疲惫不堪。
“清零”的三年，中共通过官媒评论和专家声音，渲染新冠病毒的威胁，在群众中制造对病毒的恐惧，以证明扰乱日常生活的严厉封锁、大规模隔离和核酸检测的合理性。
但面临高度传染的新冠病毒变体奥密克戎，极端的防疫政策已无法实现“清零”。全国多地时常爆发病例。去年11月，反封控声音在全国各地沸腾起来，引发了中国自“六四”以来最大的抗议浪潮。去年12月，中共突然宣布解除防疫封控。观察人士注意到，官方有关病毒致命性的宣传也突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试图说服民众相信病毒就像流感一样温和。官方还同时鼓励大家“能阳早阳”。
北京居民Echo Ding当时对CNN说，“它怎么能变化得这么快？”“给我的感觉是，我们就像傻瓜一样。”
尽管过去三年的经历证明，“清零”政策无法遏制住病毒，但仍有一部分对病毒极度恐惧的人到现在仍然坚持。《华邮》说，这不仅表明“清零”做法给中国带来的长期阴影，也表明中共领导人要撤回过去三年有关病毒危险性的宣传，仍面临困境。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严忠（Yanzhong Huang）说，政府针对COVID（新冠病毒）开展的广泛运动，导致人们对这种疾病产生了“过度的恐惧和焦虑”。
“即使在（清零）运动结束后，他们也正苦于摆脱（清零）运动的阴影。”他说。
纽约市立学院社会学助理教授拉里‧奥（Larry Au）认为，中共关于COVID的官方叙述增加了民众的困惑。奥曾研究过中共有关COVID的宣传。
“人们还记得被告知，‘你将不得不进入强制隔离区。你会传染给你的家人和邻居。’”奥说，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也不知道可以向谁求助。
中国问题专家章家敦（Gordon Chang）在中共放弃“清零”后说，中共面临的最危险危机是信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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