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三次失业潮来袭 专家:内卷将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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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6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林岑心采访报导)近期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复苏缺乏动能,青年失业率超过20%。专家分析,197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失业大潮正在席卷中国,短时间不大可能缓解,未来三年,失业规模恐持续扩大,而内卷将趋严重。

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1日刊出由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王明远撰述文章,题为“到底有多少青年人失业”(文章)。

文章提到197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1973年至1979年,文革期间下乡的知识青年要求“返城”产生的就业危机,第二次是1998年至2001年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第三次指2020年后。即疫情爆发后,失业规模逐年攀升,预估2025年来到历史高峰。

旅美经济学家李恒青6月5日告诉大纪元,“我是在文革时代出生的,经历过中国第一次、第二次失业潮,这一次大规模的失业,跟前两次不一样,整体形势越来越不好,我真正担心的是这一代年轻人,最后对未来失去了希望。”

岗位量远未恢复 “就业差”持续扩大

“到底有多少青年人失业”一文提供数据显示,以2023年为例,应届毕业生总数不只大学生应届毕业生1158万人,还包括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564万人、归国留学人员60万人,总数近1782万人,而这一数据(不包括归国留学人)到了2025年,预计将达到1900万左右,就业需求达史无前例的高峰。

北京当局近年来将“稳就业”当做大事。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稳定农民工就业等。不过,“新增岗位数量”从2020年骤降到1186万人,之后每年维持在1200万人左右,远未恢复到2019年1354万人的水平。

文章提到,从2008年至2018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为7%,每年可以创造1300万个就业岗位,而未来每年经济增速下降到4%至5%,要想创造比过去更多的工作岗位,几乎不可能;而从2020年至2023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与应届毕业生数量的“就业差”,分别是-249万、-220万、-449万、-582万,累计下来,有1500万新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针对在岗失业人口方面,文章列举,A股上市企业平均职工数量比疫情前缩水11.9%、10%的企业注销或停止运营,包括腾讯、阿里、美团、百度今年第一季度裁员率达9%,旅游、教培、房地产业裁员更是严重。全国青年全职职工约2.5亿人,若依10%失业或裁员率推算,青年在岗失业人数约2500万。

文章指,加上近三年约2300万农民工因为失业而返乡,其中60%为青年人,意味有1400万人失业返乡。综合以上数据推算,疫后三年共新增5400万青年失业人口。

当局在统计上做手脚 实际情况更严重

李恒青认为,此文首次给出清晰数据,同时提供多个不同视角,对于了解现今中国青年失业情况具有参考价值,不过一些引用的数据来源仍存在出入。

李恒青举例,以“应届毕业生总数”来说,不少学校为了刻意压低毕业人数,“他们采取什么办法?不发给学生毕业证,校方告诉毕业生什么时候你找到工作了,才把毕业证发给你,有学生为了出国,需要毕业证书,必须透过熟人,去请学校开毕业证书,因涉及当局对于毕业生的就业考核,这就是造假!”

河南省教育厅5月30日下发“百日冲刺”方案,要求毕业生在8月31日前找到工作,甚至下令“零就业家庭”和长期未就业的毕业生必须“动态清零”。网友质疑,连就业问题都想搞运动,想必是解决不了问题。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6月5日告诉大纪元,中国大陆失业率的统计确实存在遗漏,首先它抽样的样本比例过低,不到0.07%,其次,抽样对象倾向于有居住地址、有固定居所的人,农村很大比例没有纳入调查,近期官方公布20.4%的青年失业率,也不包含农村。

王国臣分析,而“到底有多少青年人失业”一文,将青年人口定义放宽到40岁,比官方定义的24岁再多了16岁,使得人口基数扩大,“他的估法也不是特别的夸张,最后得出5400万的青年失业人口,这还算是相对保守的,这也是此文能发表的原因。”

多重因素促使第三次失业潮恶化

文章提到,第三次就业危机肇因于国际经济环境陡变、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综合因素冲击,欲解决此问题,应从改善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入手。

王国臣认为,“百年不遇的疫情”或许只是作者表面的说法,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当局对于民营企业的打压,才是造成青年失业率高企的主要原因,包括2019年以来的国进民退,对于网路科技公司、房地产行业的监管引发的问题,“这些民营企业才是真正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企业。”

他表示,占中国GDP20%的房地产业下滑后,大量的建筑工人找不到工作,以及美中贸易战后,出口导向的企业用工需求锐减,都是失业问题恶化的主因。

李恒青表示,不可否认疫情带来重大打击,2020年初过年前的返乡潮,大量沿海城市农民工回到家乡过年,疫情爆发后,根据当时统计,约有2.5亿农民工返乡,最后返回城市的农民工约1亿人,“因为已经回到城市的人,带回消息说,根本就没有工可做、没开工,有1.5亿农民工没回到城市。”

他举例,自己认识安徽的一对兄弟,俩都是大学毕业,2020年7月疫情相对稳定后,弟弟和弟媳回到义乌,原本打工的工厂已经倒闭,待了三周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家,回老家也没工作,靠打牌消磨时间,“年轻人或许还可以啃老,但是多少农民工返乡后没工作,这些失业人口统计上的黑数,是特别需要关注的群体。”

失业引发深层危机 或重回供销社时代

文章还提到,未来几年将是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刻:不仅要消化过去三年的失业存量,还要面对未来5年每年继续积累的500万青年失业。假使问题没改善,每四五个家庭就有一个失业人员,将引发一系列深层危机。文末呼吁,改善市场环境,“让青年人的创业梦想重新燃起来”。

李恒青说,梦想很难重燃,“企业刚投资下去,就被官方抢走,它嘴上说支持民营企业,实际上已经把民营企业家都吓破胆,谁还再做投资?可以想见未来几年就业形势都不妙。”

“包括做小生意的也在‘内卷’,大家竞相降价,最后导致恶性循环。令人担心这一代年轻人将因此失去希望,颓废了,而中南海关心的角度,是年轻人如果老找不着工作的话,可能会造成社会治理上的矛盾,带来危险。”李恒青说。

王国臣认为,不仅是民营经济,国有企业都出问题,未来可能会变成全面性萎缩。“连国有银行都对于金融科技的发展感到不确定性,原因来自于数据监管,更别说当局对于服务业进行思想管制,所造成的伤害。”

“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不少国企被要求要吸纳青年毕业生,但是国企本身也有业绩考核,只能开一年一聘的缺,而不是正式缺,这些都造成隐藏性失业。”王国臣说,“就业问题持续恶化,到最后怎么办?可能只能给老百姓一口饭吃,也就是吃大锅饭,供销社、下乡劳动的政策,还是会端出来。”

责任编辑:李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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