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菁:五十年代初上海农村为何发生农民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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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4月13日讯】中共1949年5月占据上海,初期中共对于上海的接手还比较顺利,当时,政权的改换“并没有引起民众大的风波和反抗”。然而,1950年后上海农村却发生了农民抗议活动,那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中国当代史研究(三)》一书中的文章《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

三征相连又遭灾,农村各阶层均无力应对

由于南下的大部队需要大量的粮草,因此中共占领上海后,当务之急就是筹粮。很多南下的部队路经上海,外加物资调运、各种交接,人员往来频繁。据中共华东局计算,从1949年4月中到9月中共5个月内,仅野战军所需粮食就达九亿斤。

中共一向是通过向农民征收公粮来解决军队的粮草问题的。因此,1949年3月,中共就启动了一轮向农民征借粮食的工作,后续又进行了夏征和秋征,一年之内三次征粮,令上海农民苦不堪言。

第一次由于征借量不大,每亩10斤至20斤,所以不管是地主还是农民上交的都很痛快。

5月底,大批工作队下乡准备开展夏征工作。政策是“以户为单位,以1948年册载赋额为标准,每元赋额征收稻麦80斤,草40斤;夏季征小麦,秋季征稻谷;不产稻麦之土地,得按市价折收其他农作物或代金,出租田应缴之公粮公草,夏季由业主负担、佃户代缴。”

对此,农民纷纷抱怨:“以前我们只要交租不交粮,交租也只是秋季交,现在不仅交租交粮,还夏秋两季都要交”;“生活比过去低了,过去吃三顿米饭,现在吃二顿小麦还吃不上,靠现在的政府什么也没有”。

而且当年又发生了台风袭击和特大洪涝灾情,棉花和大豆损失惨重,稻田收成减半或仅至常年产量的七成。但中共却对灾情不关心,仍然决定“夏征不应因水灾而延缓和放松”,仅对全部土地被淹地区实行“延长半月”的缓征期。

紧接着秋征又在9月份开始了动员工作,中共号召通过减租、诉苦、算账、反黑地等斗争方式,来促进缴粮工作。因此查黑田、划成分成为秋征的最大特色。

中共提出“一人瞒田,大家吃亏”、“地富瞒田,农民吃亏”的口号,挑动农民与地富的对立,为了刺激农民检举揭发地富黑田的热情,还承诺农民可以从对地富的罚款中得到一定比例的奖金。群众大会上,骨干分子用控诉来挑起群众的仇恨,使斗争逐渐升级。

农民被发动起来后,各乡又开始划分阶级成分。在农民心中,中国乡村固有的宗族、地缘关系是至高无上的,中共通过划分阶级打破了乡村这种传统的关系,代之以阶级和对立。乡村中具有话语权的地主、乡绅纷纷被打倒,在公粮缴纳额度上又实行贫雇农负担轻,地主富农负担重的政策,通过收买和利诱贫雇农,使他们意识到,阶级成分与个人的公粮负担数、政治地位乃至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农民们逐渐被颠覆了传统的思维而接受了中共的意识形态。

在上海郊区农村,地主并非单一依赖农业收入,农民也经常拖租、抗租,实际交租额并不高,地主也不去深究。所以,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

如柳亚子家有田甚多,他1927年离家后,家中的田产地契都由管家张荣生代为管理,收取租米则是账房沈某负责。早在1947年,柳亚子便通知张荣生不要再收租米,并登报与沈某解除了雇佣关系。

没有剥削、压迫概念的上海农民对阶级划分更没有概念,有的认为谁家穷谁就是贫农,谁家有米吃谁就是富农。以至有人说:“解放军喜欢勿劳动的人,劳动终是勿灵格”。

阶级成分直接影响到公粮负担的多少。中共新政策将公粮分为基本公粮和累进公粮两种,对贫农只征收基本公粮,地主富农则在基本公粮之外还要征收累进公粮。中农则负担一小部分累进公粮。

中共宣称“公粮的负担率贫农一般为5%~8%;中农10%~15%;富农20%~40%;地主35%~50%”。然而,当时上海农民的负担率已经远远超出这个标准,如上海县三林区荻山乡10户典型户,1949年夏秋两季公粮负担率,贫农为15%~66%;中农60%~88.9%;富农竟达209%。

“三征”相连,受灾减产,外加公粮负担率奇高,导致很多地主只能变卖家产或工商业来缴公粮;稍有积蓄的富裕户叫苦连天;一般的中农、贫农也苦不堪言,农村中各阶层均强烈不满,对缴纳公粮愈加抵触。

1950年1月,1949秋征缴纳公粮最多的乡才完成七、八成,有的仅达四成,还有的地方一点都没有交。

中共的暴力强征致群众反抗频起

中共苏南区委1950年3月编写的《川沙县调查资料》显示,未到年关,农民手中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不少地方出现了无米无粮的状况。

如:有的乡20%的农户生活已经很困难;有的乡无米下锅者已占10%;有的乡30%的农户没有吃的;一区顾东乡,已经有50%的人没有饭吃;最严重的四区新民乡已经有80%的人家没有吃的了,只好吃野草、吃糠等。

下到基层的一些干部也表示,“公粮、税收任务太重”,并对中央、华东局以及各区、县委的决议存有异议。但区、县一级干部却认为,征粮任务完不成,主要是基层的斗争性太差了。“斗争地主还不够狠,很多地富想拖交抵赖;群众觉悟性不高”。

基于这种判断,中共干部强征、硬征、催粮逼粮的状况频出,川沙县“钦公乡24户地主在斗争中被迫答应交粮高达544000斤,但实际上只能交出7900斤”,差距竟达68倍!还有的区县干部开会时强迫基层干部完成硬性数字规定,不同意不能回家。

1950年4月的《中央公安部关于新区匪特暴乱夺粮情况的综合报告》中称,上海郊区接连爆发以“抗粮,反征粮,打倒北方政府”为口号的农民“暴动”和“骚乱”,且“带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而与此同时,华东、华南、华中、西南等其他共产党新占领区也都先后发生了大范围的“暴乱”,多数都与公粮负担过重、征粮方式过激有关。

如,1950年11月底,马桥区的农民去县委请愿,“要求减免、减轻公粮负担”。这本是一桩因中共强征公粮引发的群众自发抗议活动。但地委负责人却不认为中共自身的政策有问题,而是马上联想到阶级斗争,将这次请愿事件认定为是有敌特叛徒6人策划组织的一起反革命抗粮事件。

正因为公粮的负担不合理,各阶级的负担比例都在加重,公粮征收的对象扩大化,地富中农、贫雇农都起来抗粮。金山、奉贤、松江县等地纷纷爆发各种武装抗粮的运动,有40多名中共地方干部被杀。

但在中共的宣传中,却强调是地主在对抗征粮,只要把地主斗垮斗蔫,就能完成征粮任务。导致各地对地主的斗争升级,出现了打、骂、拴、罚跪、剥衣,以至打死的现象。如闵行区委书记因下属打死2人而向上级请求处分,县委却答复“打得好”,因而区委书记认为打死人无所谓。

1950年夏土改试点启动后,乱打乱杀的混乱现象更加严重,“苏南各县已经关了1700余人”,各县处死人数都有几十人之多,如川沙处死22人,青浦处死43人,松江县处死36人,南汇区处死31人。同时还有多人不堪压力自杀。

对地主的用刑方法包括:吊打、叩头、剥衣、跪砖、站冰、游行、让孕妇罚跪、拖老人游街等等,82岁的地主王彩珊,被剥衣吊打,打得眼珠突出,双目失明;还有让地主在公审会上跪在碎砖上,昏死过去后又被喷冷水,将其激醒后再接着斗。

很多原本已经居住在上海市内或逃亡至城市的地主也被勒令回乡,大多数都遭到“体罚肉刑、剥衣冷露,戴高帽游行、不给饮食”等严厉惩治。

1951年底,上海农村土改基本完成,但中共通过土改来促进征粮的愿望却落空了,因为多数农民土改后,生活“与解放以前差不多没有显着改善”。而且,土改后虽然田地归了农民,但公粮摊派却进一步增加,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未缓解,反而加剧了冲突。

据《松江县塘桥乡征粮骚动事件调查报告》记录,1951年12月6日,千余名村民聚集,将闻讯赶来的区委干部郑志九按在地上殴打,前后被打了三次,乡农会主任顾仲斋亦被打伤。12月7日晚,九个村千余人召开大会,喊出的口号是:“要减免、要6亩折1亩,哪村先缴粮全到那村吃,区里捉一个,我们去十个,捉十个,我们全去”。12月8日,县委武装部率领公安部队对村民进行了武装镇压。

村民们要求的6亩折1亩,是国民政府时期对于荡田(半高地)实施纳粮的标准,有的荡田甚至达到9亩折1亩,而且征粮额度从未超过收成的35%。而中共却在1950年将荡田改为3亩折1亩,1951年又改成1亩抵1亩,导致农民强烈的不满和抵触。农民们感觉:“共产党是一步紧一步,总归叫你吃不饱,饿不死,结果是国富民穷”。

1952年,又发生了多起农民自杀、村民打架、剿粮船沉船等事件,农民们经历了之前中共的暴力和镇压,所以被逼粮无奈后选择自杀的人数非常多。

黄炎培与柳亚子上书毛泽东,民主人士渐失话语权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是上海川沙县(今浦东)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是吴江人,1950年初,黄炎培就不断收到亲友来信,反映农村征粮中的问题。1950年4月,黄两次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反映有关征粮的问题,以及他了解的川沙、南汇、奉贤三地的情况。他还有意帮中共挽回人心:“必须快快予以有效的处理,必须先把人心挽回过来”。

毛致电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要求他转告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将情况报告上来。陈丕显于5月28日向毛泽东报告,称征粮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地主对缴纳公粮的对抗和拖延造成的,至于个别打人、抓人事件,都是因为地主恶霸抗交公粮,激起了民愤。陈丕显还认为黄的信中所述“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

本来只是希望通过毛泽东的关注而使事情得到纠正,然而,1950年底,黄再度收到家乡八封来信,信中举出的极端事例更多了。黄将整理好的十二封信和一张统计表交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金诚,并建议:“最好派个人到下边去看看”。

与此同时,柳亚子也在1950年12月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自己家乡吴江县“颇多‘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的问题。柳家虽已两年不收租,仍被逼交公粮,只得由其女寄去600美钞抵交公粮。而柳家在乡家人没有饭吃,生活困难,柳亚子1950年10月写信给相关人员,要求归还1949年被征借的粮食,信中称当地干部做法实“与绑匪对付肉票无殊”。

两位民主人士先后向毛泽东反映情况,似乎引起了毛的重视,在毛安排之下,黄炎培得以前往上海及苏南考察。然而,身为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在考察过程中却被华东局密切监视。华东局各级干部表面上对其很尊重,但心里对其却极不以为然。饶漱石与黄的谈话并不客气,陈丕显也给干部们打气,让大家不要畏缩。

得到了上级的支持,地方干部们也准备好一套说辞对付黄炎培。对黄提到的高形乡黄三三之妻被逼交公粮而吊死一事,地方干部称,经调查“本人神经病发作,早在秋征之前即己上吊死亡”。对多次被吊的沈李氏,地方干部声称,“本人确为大地主,家有房产2260余间,为当地恶霸”。因其“不听劝告,顽固对抗的嚣张气焰,激起了群众公愤,是群众将她吊了起来”。

黄并不相信地方的说辞,认为“说真话者不易找”。他认为“农村中的最大问题,是还有恐怖情绪存在”。回北京后,黄只是口头表示上海之行大体满意,但并没有对上海农村的土改或征粮有任何积极的或赞扬的话语。

对于黄炎培和柳亚子反映的问题,中共无论是高层还是地方,所持态度一开始就是一致的,他们只是表面上说要调查处理,但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因此,黄炎培的南行无功而返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毛泽东的真实态度也是一样,返回北京后,黄2月17日就接到毛送阅的广东、广西对镇反工作纠正宽大无边错误的两份材料。毛在信中说:“……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言外之意,为了政权巩固,镇压必须坚决,而这就是中共的态度,也是毛泽东的态度。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面对毛如此的表示,黄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事实上,中共建政后,早已经将自己口口声声大谈特谈的民主制度弃之脑后了。

结语

中共占领南方地区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征粮,当时中共要求新占领区先不进行土改,为的是保证征粮任务的完成。而1950年进行的土改,其目的仍然是要让农民与地主对立起来,以更好地完成征粮任务。

强硬征粮和土改斗争,也是中共在新占领区建立暴力政权威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但完全摧毁了中国乡村宗族自治的传统,代之以阶级对立的农民翻身运动,而且,其对农民的盘剥也日渐趋紧。

中共政权所到之处,所有的矛盾都被划进阶级斗争的框框中加以解决,以至于各地农民的反抗都遭到了中共的武装镇压。之后,交不起公粮的农民只有选择自杀一条路了。

可见,中共在农村的阶级斗争、镇压地主并非为了所谓的反压迫,为了农民有饭吃等等,而是为了用暴力手段对农村各阶层强制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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