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蜀忆事(25)我们的村支书(下)

作者:愚翁
共产红潮肆虐神州大陆,回顾几十年血泪岁月,悖于常理的事荒唐地横行着,人人事事桩桩都被共党鬼魅桎梏着。(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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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见到陈书记已经是一九八二年的秋天了。

那时候,他已经被老婆接回家里。唐家井的神医在他头上开了一刀,从里面挑出一根白筋,在伤口上贴了一块膏药,说是这根筋在作怪,挑出来就对了。他在神医家里住了一个月,仍然不见好转,只好由她老婆接回家去。

那天是个星期天,天气阴沉沉的,浓重的乌云笼罩着天空,田地里一片灰暗。我回家帮助家里人在干板田里栽种油菜。栽着栽着,我抬头突然看见了陈书记。四年不见面,他已经变得差点叫人认不出来了。

他佝偻着背,身上脏乱不堪,光秃秃的头上扣了顶旧灰帽,手里拄了根长长的破竹竿,正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他弟弟家走。他走得很艰难,走一步歇一下,走一步歇一下,估计在那里已经吃力地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弟弟叫陈兴顺,房前的院坝筑得很高,只有一条窄长的小路才能上去,坡度也很陡。陈书记拄着竹杆,沿着小路慢慢往上爬。他每爬一步,都要停下来歇一会儿,等积聚起力量后再往上爬。他爬了很久,眼看就要爬到院坝边了,突然脚下一滑,一个趔趄就从上面滑下来,像坐滑梯一样又回到起步的地方。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站在干板田里喊他侄儿:“远祥娃,你在哪里?你伯伯滚到院坝下面路上去了。”

陈远祥比我小,他叫我赵星哥。

听到是我在喊,他很快从屋子里走出来,把陈书记从院坝底下的地上扶起来,慢慢搀扶到院坝里,找了根板凳让他坐下。

陈远祥告诉我,陈书记这个样子已经很久了。他经常到他们家来,有时白天,有时晚上。叫他吃饭他不吃,叫他喝水他不喝。也不跟人说话,两眼直直地盯着地下,始终自言自语地叨念着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复辟了!复辟了!复辟了!”一个人在院坝里呆坐一阵子,又默默地拄着破竹竿一步步走开。

这是我工作以后第一次见到陈书记,也是最后一次见陈书记。四年时间,人世沧桑。当年互助组的带头人、合作社的生力军、阶级斗争中的急先锋,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是的,在讲阶级斗争那些年代,他思想极左,做过许多错事,打过许多人。但这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吗?他没有文化,完全出自朴素的阶级感情,党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党让他怎么走他就怎么走。他只是对现时政策转不过弯才变成了这样。

在全大队社员的心目中,陈书记都是大公无私的好干部。我回乡十年,从没有听说,也从没有见过他去哪个社员家里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杯酒。只是七八年我考上大学,他到我家里来吃过一次饭。那是我上学的头天晚上,他带着几个大队干部,提着酒和肉,自带食物来给我饯行。

一九七三年,陈书记托人去河南买了一台柴油机回来,在我们大队办起了粮食加工站。那以前,全公社只有一台十马力的机器给社员们碾米磨面。要去打米磨面的社员必须天不见亮就担着稻谷或麦子,步行十多华里赶到公社加工站去排队。打磨一次米面,来回至少也要耽误半天时间,费时又费力。

大队办起了加工站,我第一个成为机手,负责管理加工。有一次,陈书记挑了一担稻谷前来加工,过了秤以后,他说没有带钱,让我给他记在账上。他是支部书记,柴油机又是他托人买的,我就没有记。大概过了半个月时间,他突然走到加工站来,叫我把账单给找出来,他要还账。我在桌匣里东翻翻,西找找,装模做样找了好一阵说:“那天的账单弄丢了,你还记得多少钱吗?”

“八十八斤谷子,四角四分钱。”他说。

我收下他的加工费,给他开了一张四角四分钱的收据,他才离开。

这就是陈书记,一个大公无私的农村基层干部。

我敬佩陈书记,我同情陈书记,我为陈书记鸣不平。那些让他灵魂受到摧残、认识受到颠覆、良心受到泯灭的人们,你们想一想,你们对得起这位根正苗红,一心一意跟着你们走的共产党员吗?

三个月以后,陈书记就死了。他死得非常凄惨。

为了防止他再往外跑,他的家人把他锁在柴房内,只在吃饭时候才把门打开,比坐监狱也好不了多少。开始那几天,他还能在柴房里走走站站,后来就倒床不起了。他吃饭在床上、拉屎拉尿也在床上,臭得满屋子苍蝇飞。他的儿子想了个办法,在床板中间挖了一个洞,下面放了一只便桶给他接屎接尿才算解决了问题。

据说他临死之前两天都没吃饭。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叨念着:复…僻…了,复…僻…了。第三天早晨,人们打开他的房门,才发现他已经硬梆梆地躺在床上不动了。

陈书记走了。他带着愁怅、带着疑惑、带着不解离开了这个搞不懂的世界。他的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仿佛这个世界欠他很多很多。

待续@

责任编辑:谢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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