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回归市场经济——导读洛卜克《自由社会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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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7月10日讯】人间的“经济学”,被公认是在1776年由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开创,因为他在该年出版《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简称The Wealth of Nations, 较为人知的中文译名是“国富论”,这个译名很容易被引向“经济国家主义”,不符原书内涵),而史密斯也被尊为“经济学始祖”。

古典→新古典→凯因斯经济学

到1890年,经济学作了一个大变革,因为阿弗瑞德・马夏尔(Afred Marshall, 1842~1924)在那一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这本巨著开启了“现代经济学”,于是马夏尔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在马夏尔之前被称为“古典经济学(学派)”(Classical Economics(School)),之后则称作“新古典经济学(学派)”(Neoclassical Economics (School))。古典经济学又有“政治经济学”之称,而新古典经济学则舍去政治,只有纯粹的经济,或者说前者有着“社会哲学背景”的经济学家,后者则是纯粹的经济学家或现代经济学家。

我们也都知道,马夏尔的经济学所引用的分析方法和专门术语,成为此后基本经济学教科书通用的标竿,尤其导入数学和几何图形,致经济学数理化愈来愈深化,迄21世纪的此刻,这个趋势仍方兴未艾,看不到尽头。

早在1949年,奥国学派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其旷世巨著《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第235页就写说:“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而1948年之后大学课堂里传授的“经济学”,几乎都是萨缪尔逊(P.A. Samuelson, 1915~2009,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Economics)之模式,亦即以数学和图形诠释“凯因斯经济学”,说的是政府可精心调控经济,赋予政府以各种政策来调控,强调“政府可创造有效需求”,贬低储蓄、强调消费,否定古典“赛伊法则”(Say’s Law)—供给创造需求—转向“需求创造供给”,骨子里是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干预主义,而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正夯,整个美国都被社会主义淹没。

自由主义转向国家至上主义

当时的欧洲,人们从原先向往自由、人权和自决等个人主义价值,转向崇拜国家至上主义和政府全能,从而致力于极权主义,致力于创造条件方便政府管理人间一切事务。前一股思潮的流行,导致独裁政府瓦解、民主政治建立、资本主义演进、生产技术改善,以及史无前例的生活水准提升。后一股思潮得势后,使人们“渴望赋予政府—垄断强制与胁迫的社会机构—一切权力…为迈向更多政府干预企业的每一步高声欢呼,推崇这是在往更为完美的世界前进…,深信政府将使人间变为天堂。”而纳粹主义和希特勒横空出世,掀起侵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那个厄运期间,自由思想得以接传下来而再显光辉的,得力于少数几个人孜孜地耕耘播种。这几个人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是有社会哲学作背景的经济学家,最有名的就是奥地利的米塞斯、海耶克(F.A. Hayek, 1899~1992,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德国的洛卜克(Wilhelm Röpke, 1899~1966)。他们是当时自由经济思想的领导人物,各有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

当1930年代在德国迅速蔓延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即将取得胜利时,米塞斯明白随即会威胁奥地利,一旦纳粹占领奥地利,盖世太保一定会找他,于是在1934年就迁居瑞士日内瓦,写出了《人的行为》巨著,1949年改写成英文出版。当1940年米塞斯夫妇搬迁到美国纽约后,眼见社会主义、国家至上主义和极权主义即将席卷全球,乃于1944年写了《官僚制》(Bureaucracy)和《全能政府:极权国家与总体战争的兴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两本书示警,奈何曲高和寡,非但无法截窒逆流,自己还备受冷落,终生无法在大学谋得正式教职。

早在1931年就离开维也纳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海耶克,看到二战后英国很有可能会实现全面国有化的社会主义,他觉得将会是极端错误。海耶克明白指出,生产手段握在政府手中、把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这种作法与纳粹德国和苏联所作的类似。在1930年代之后,却得到学院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他认为有必要揭开迷思,否则后果严重,乃于1944年写出了《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本惊天动地畅销全球的书。海耶克在绪论中明确的说:“本书是个人亲身经历的结晶……。”该书是他所有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本对当时公共舆论发挥影响的著作,像是站在旷野上大声疫呼:正统社会主义如果实现了,仅会带来政治、经济和道德上的奴役制度。

孜孜耕耘播种自由思想的稀有人物

这本书的影响力虽然远高于米塞斯的著作,但海耶克却备受学界冷落。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对当时的美国人是思想上一种新的感染,他们对于罗斯福的新政狂热仍在高潮中,那时有两群人,一群是普通公民,他们对这本书颇感兴趣,但从未读过它,他们只是有听到这本书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另一群人则是学术界人士,他们正中了集体主义的毒,感到这本书是对最高理想的一种背叛,必须加以辩护”。因此,海耶克遭受到不可置信的辱骂,这是他在英国从未经验过的,其严重程度甚至到了完全毁坏他在事业上信誉的地步。1949年海耶克也移居美国芝加哥,并不是由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聘任,而是“社会思想委员会”所聘。

洛卜克受到米塞斯著作的影响,认同自由经济制度,不见容于希特勒政权,不得不离开德国,1933年逃亡到土耳其伊斯坦堡,写出德文原版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Die Lehre von der Wirtschaft, 经济学教义),于1937年在维也纳出版。该书属于教科书类型,是反对极权主义、集体主义、崇尚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当然会引起极权主义者的特务们注意和猜忌。如洛卜克在英文版〈著者序〉所言,虽然暂时免于公然禁止发行,且在国社党的党徽飘扬的某些地区以内还可秘密销售,后来还是受到“盖世太保”(Gestapo, 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查扣没收。幸运的是,瑞士的一家出版商接续印行,而法文译本在1940年在巴黎出版,虽然法国当时向德军投降,但有胆识的巴黎出版商女经理却用掩饰手法让该书销售,让德国的检查人员把它看作一本完全无害的经济学教科书,而不注意到书中隐藏着的对极权政治的反抗精神。

米塞斯、海耶克和洛卜克都是西欧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思想接续、孜孜地耕耘播种的稀少人物,都在同时著书立说。不同的是,洛卜克用经济学教科书的方式写成这本通俗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而且他自己对二战后德国从废墟中重建有着卓越贡献。他建议的做法都在这本书中,所以该书不是“黑板经济学”,而是很实用,并且证明自由经济的确是富国利民的体制。

说到洛卜克参与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建造,他说:“复兴德国,思想家及科学家的责任与政治家的同等重要。我还不愿摆脱思想家的责任。”他在战争期中已预知德国会败,于是写出在战争结束年(1945)出版的《德国问题》(Problem of Germany)这本特地为英美人士写的书。他在书中指出,这次大战的基本原因,在于各强国早已破坏了国际合作,组成集团经济,乃至于在国内走上集体经济之路,以致于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斗争愈见激烈,终而爆发大战。所以这次战争,各强国均应负责,德国有错,是错在希特勒的妄诞,不能将罪过笼统加在德国民族身上。英美人士每指德国民族为好战的民族,这是非常错误的,其实德国已发展出高度文化与英美无异。好战的,只是希特勒和纳粹党人。英美人士不应在战胜后心存报复,惩罚德国民族,否则徒为共产主义铺路,酿成世界大祸。

该书与凯因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写的《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这本名书同样论调,凯因斯抗议1919年凡尔塞和约中有关的经济条款,认为惩罚战败国逼其赔偿,必会让独裁者出头,终而酿成大祸。历史昭然,德国纳粹兴起,希特勒掌权,20年后的1939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或许有此前车之鉴,加上洛卜克当时的国际声望,洛卜克的这本书对于战胜国决定对德政策产生相当的影响力。

德国经济复兴的重要人物—洛卜克

洛卜克战后返德,看到的像是大废墟,全国城市50%以上毁了,莱因河的工业区夷为平地,到处挤满难民,全靠联军统帅部继续执行希特勒的配给制维生。联军打垮国社党政权,却不知国社党统制经济之危害,依旧保持。当时艾尔哈德(Ludwig Erhard)是联军总部的经济顾问,某个星期天晚上,他到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宣布:“从明天早晨起,所有的工资、物价和其他管制统统取消!”这个举措震惊了联军总部里那些作经济计划者,他们找来艾尔哈德,告诉他“你变更了我们的管制。”且说,该越权行为的后果可能入狱。艾尔哈德回说:“我没变更你们的管制,是废除那些管制!”接着联军统帅克里将军(General Clay)召见他,说:“Ludwig,我一点都不懂经济学,但我喜欢你,我一定支持你。”就这样战后德国开始了经济改革。

艾尔哈德是遵照洛卜克的建议对德国经济病症下药,而洛卜克是艾尔哈德的师傅兼顾问。当时德国的经济病症是集体主义的种种压制与压制下的通货膨胀之两相结合。药方是一方面消除通货膨胀的压力,一方面解除那一套压制的装备,亦即解除最高限的物价、配给制、对于自由价格的管制和其他干涉,终而回复到市场自由,也就是自由价格、竞争、对企业的激励。简单的说,“财货方面的自由”和“货币方面的纪律”,是1948年开始的德国经济复苏所依赖的两大原则(见《自由社会的经济学》第九章)。

这两个原则的具体实施,使德国在短短几年当中,从一个战后的废墟变成欧洲的主要债权国,并保有十足兑现的强势货币,还可以用它的经济力量来帮助自由世界的领导国—美国,协助其解除国际收支的困难。二战时期和战后,德国的国际贸易曾降至零,在短短十年中转而升到全球贸易次席,仅次于美国。后来日本也采用此政策,同样收到好效果。

反凯因斯政策的一本书

二次大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与二战前纳粹党集体主义的经济惨状,呈现出强烈对比,洛卜克在本书第九章中写道:德国这个最重要的工业国,先后做过两次相反的试验,证明了:(1)集体主义不仅是政治的不自由,而且一定导致纷乱、浪费和低落的生活水准;(2)相反的,市场经济不仅是政治自由和心智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经济秩序和人民幸福所赖以达成的途径。

德国二战后的经济奇迹,可说是洛卜克策动的功劳,他在纯正爱国心激发下,贡献其纯真的经济知识,促成这个历史性的辉煌成就。值得强调的是,谋国者仅凭狂热的爱国心是不够的,正确的观念、知识更是重要的,无知的爱国行动,往往误国、甚至祸国,而自由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却往往不受青睐,甚至于还受到污蔑,无怪乎马夏尔会说:“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真正爱国的经济学家,几乎不可能同时享有真正爱国者的名誉。”洛卜克可说是个例外。

洛卜克这一本历经浩劫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自1937年在奥地利初版以来,有九次德文版,1940、1946、1949和1951年,分别出现法文、瑞典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译本,1962年又有英文译本。其间都有修补,尤其美国版中增加了第八章三节“凯因斯学说的冲击”和第九章第三节“在非通货膨胀的市场经济学中德国的试验”两节。就是因为增补的这两节,才激发已故的自由经济前辈夏道平先生(1907~1995),在1979年照英译本译成中文,由台银经研室出版。

夏先生当时有感于台湾的经济学界和政府的财经官员还在迷恋于“藉通货膨胀创造有效需求以促进经济发展”那一套思想模式,为着清醒他们的头脑,并防堵他们误导之扩大而翻译。12年之后的1991年,他查觉原译本的修订有双重的必要,除了初译时的理由外,当时台湾的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间因专业上的隔阂而引发彼此相轻,他觉得会如此,是因为双方对于一句常识性的话,都没有深深地全部了解,至少没有时时刻刻紧记在心头。这句话是“人生之享有幸福,经济条件是必要,但非充分的”。他认为经济学者当中有很多人忘记这句话的后半,社会学者当中,很多人忽视它的前半。他希望这本书第九章第四节“第三条路”,也就是全书的结论,能够在某些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间产生沟通调和的作用。校订版中译本,在1991年由远流出版公司列入“自由主义名著丛书”出版。

本书中译本的必要性

如今三十多年已过,当年夏先生认为本书中译本出现的“双重必要”不但未消失,反而更明显,但远流版已绝版,而五南出版公司正逢五十周年,推出“经典名著文库”作为献礼,本书被选列其中。不过,原译者夏道平先生已过世,其继承人不同意再出版,经商请教授经济学原理数十年的台大经济系资深退休教授叶淑贞重译,乃得以有此新译本面世,叶教授也在〈译者序〉中作了说明。

再回到这本书,如作者洛卜克在〈著者序〉中所言,其出现有双重必要性,其一,在“教学”方面,我们有需要一本对经济程序作一贯性的全部陈述的书,其陈述必须是严谨而科学的,也要适合受过一般教育的人的理解力、兴趣和经验,它是基层水准的经济学教科书,既要不肤浅,又要向读者清晰地说明那些组成经济学完整体系的一切复杂关系,同时还要给读者鼓励,教他继续研究的方法。其二,多年来,西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已陷于严重的危机,传统的经济教义已从根本动揺,非难的异议愈来愈多。经济学所剩下的是什么?这门科学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很有必要向外行的读者提供一种经济学的说明书,把那份流传下来的心智上的遗产,小心谨慎地加以检讨、估量,使它对准现时的一些紧急问题以求解决。

所以,这本书是洛卜克特为外行的知识分子而写的经济学导论,也可以作为大专学校经济学课程的主要课本或补充教材。全书共有九章,第一章谈一些主要的基本“问题”,第二章说明“经济学的基础”,第三章解析“分工的结构”,第四章介绍“货币与信用”,第五章剖析“财货的世界及生产的流量”,第六章陈述“市场及价格”,第七章谈“富与贫”,第八章解读“经济均衡的扰乱”,第九章则检讨“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学与世界危机”。

如夏道平先生所言,洛卜克这本书,隐隐然接纳了奥国学派的传统,所以在第一章就讲到边际效用、选择和限制,而这些概念正是奥国学派经济学的中心。很特别的是,第二章竟把道德基础作为经济学内容,有返还亚当・史密斯世界的味道,更是当今主流凯因斯学派经济学所不触及的方面。本书中没有数字、代数式、几何图形,但触及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心灵活动。

这本书的前七章都是一般经济学教科书所要讲的一些问题,只是本书所讲的有些本质上的不同。而第八和第九章在一般的教科书是看不到的,已超越教科书的层面。洛卜克对凯因斯的批评是着眼于深长远大的影响方面,特别需要仔细阅读。洛卜克认为凯因斯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但正因他会有那么深切的影响,我们不得不问:他的那些理论和建议(其目的要改良既存的经济制度)的一些实际后果,是不是终于动揺它的基础,因而凯因斯应列入自由民主秩序的掘墓人之一?这与他的意愿恰好相反,而凯因斯的确是个虔诚地忠于自由民主的人物也!

精读并广传这本书

洛卜克在书中特就增加货币供给量、增加公债和敌视储蓄这三件事写说:“你也许认为,有时大大增加货币供给量就会防止经济灾难;但是,像凯因斯这样的学界领袖人物,总不能说把他的权威用来掩护所有的政府长期通货膨胀的倾向而无罪咎吧!你也许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公债的增加是较小的坏事;但是,把这样的一个暂时的权宜办法变成一个常规,总不能说没有罪咎吧!……以前的人总相信储蓄是对的,为他们自己和家庭而储蓄,从不打算到穷困时靠政府帮助。你总不能说消灭了人民的这个想法而无罪咎啊!”洛卜克写道:“……分析到最后,凯因斯的经济政策纲领在于说:安心做你以前认为犯罪的事情!”

对于“经济学”,从亚当・史密斯到凯因斯,洛卜克觉得在较低层面上,无疑地有些地方是进步的;但从全部知识和精神的发展这个较高层面来看,这条路无疑地是反动的、退步的。

洛卜克认为,我们有一个办法可用来判断我们这个社会好转的进度,此即,看有多少人能摆脱凯因斯学说的迷惑,而不只认清它在经济方面的弱点,也认清它的社会哲学的谬误。这样的人愈多,这个社会的好转也愈快,到那时,大家就可冷静而客观地评鉴凯因斯的那些真正贡献,既有堂皇的成分,也有悲剧成分。

在揭穿凯因斯学说的危险之后,洛卜克最后在书中提出“第三条路”,这既不是一般人所想的统制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路线,也不是一般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混合经济”。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醒的是,米塞斯在《人的行为》第27章中剖析“混合经济”这个概念的谬误,此词不可滥用。而“第三条路”是洛卜克深思熟虑的结晶,不可等闲视之。

说到底,洛卜克这本《自由社会的经济学》是“类经济学教科书”,基本观念是倾向奥国学派,主张一种全面的自由市场,也就是无须国家干预的经济状态。但因政客最热爱的活动就是给社会制定一堆规定和法律条文。对于国家和政治面来说,他们一定得为所有经济与社会问题找到可以怪罪的对象,米塞斯对此早已了然于心,他在《官僚制》书中就这样写着:“经由国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谓‘进步’政治,其支持者最爱用的政令宣传伎俩,就是把当今世况所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都归罪于资本主义,但一切好的、善的,都归功于社会主义。他们从来不花功夫去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实证,也向来不为其国家经济原理的争议辩驳。他们全心投注的焦点只在于侮辱对手,以及怀疑对方的动机。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并无法识破这其中的诡计。”

为了让一般民众不识破这其中的诡计,就得极力将好的学说和更好的理念隐藏起来,而不良学说与不良思维成为主流,一代接一代学习流传。俗话说:“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为由心所器使,而心者“观念”是也。凯因斯也在《一般理论》的结语中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念,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有些实行家自以为不受学术思想的影响,其实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权凭空臆度的狂人,也不过是从多年前一些不太知名的著作家那里导出他们的妄想。”

如今凯因斯干预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干预主义盛行,主导政府政策,而“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为了截窒世下流,让奥国学派理论重现人间是一项重要工作,正如米塞斯在《官僚制》中说的:“让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在民间广为流传,其目的,并非想把每个人都变成经济学家,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发挥其身为国民的功能。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事关文明发展的未来出路,而这无法由内战或革命来决定。这是一场理念之战,而民意将决定这场战争的胜与负。”

让广大地球人理解“消费者至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能福国利民,而“国家至上”、政府管制、干预主义的“全能政府”则会引领世人迈入“奴役之路”,正是当今全球最急迫的事务,而将洛卜克这本书读进去并推销出去,是一条终南捷径呢!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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