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1日讯】本报自由时报记者访问时说，“我学到的是真正的日本精神，日本精神就是爱国精神，不是日本人的专利，台湾人需要的就是爱台湾的精神”。
许清其是出席二十日在神奈川县座间市举行的高座会六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前台湾少年工之一，他是桃园县人，十六岁的时候到神奈川县高座海军工厂，一边做战斗机的零件，一边念书，没想到两年后日本就战败了，在日本唯一的收获是懂得什么叫做日本精神，他强调“日本精神只是一种概念，是一种忘我的精神、为公的精神，也是一种爱国的精神，因此不是日本人才能用的，目前台湾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精神”。
与许清其一样，战时到日本的台湾少年工总共有八千四百三十人，其中有六十四人因美军的轰炸或生病死亡，另有大约一百人留在日本，其余八千多人全数回台。由于战争结束而匆匆返回台湾，加上日本因为战败全国一片混乱，台湾少年工因此没有拿到应拿的毕业证书，或者是足以证明曾在此地工作的文件，日本厚生劳动省特别在高座会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中为这些过去曾为日本效命的台湾少年工，准备了三十九人份的毕业证书与一千多人份的在职证书，过去只有十三、十四岁的台湾少年，现在都年过七旬，六十年后拿到毕业证书或在职证书虽对生活、工作没有任何帮助，但是“这是我们一生的荣耀，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戳记，意义非常重大”，一样来自桃园的张武松如此表示。
十年前的五十周年纪念，到日本的台湾高座会员有一千两百人，十年过后的今年只剩下六百多人，岁月的流逝让台湾少年工更加缅怀过去。当全场齐唱骊歌的时候，到处有人掏手帕拭擦眼泪，其中有一位彰化来的前少年工甚至哭红了老眼。
六百多位前少年工之中有很多人战后曾再度访问日本，但也有不少人未再来过以前工作过的神奈川座间市，其中还有一些人甚至六十年来从未再踏入日本土地，台中市来的林永盛就是其中之一，他今天在面对故地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大约有一分钟没说出一句话，只看到他豆大的眼泪掉下来，最后的一句话是“感慨万千”。
七十三岁来自嘉义县新港乡的徐东川是在他十四岁时到日本，他表示，在日本的两年是他一生无法忘记的一个烙印，日本战败时，他是以战胜国的心情很高兴的回台湾，但是在基隆码头看到居然是一群密密麻麻穿草鞋、背铝锅，从“祖国”中国来的军人，“让我非常失望”，他说他回台湾后想要再读一点书，但又碰到二二八，为了保命也就放弃了，这次到日本“好像是回到故乡，心情特别愉快”，他反问，“战胜国与战败国如何划分？”
台北县的黄清云战后访问日本三次，“日本的发展每次都让我感动”，他最近来日本的时候是十年前参加高座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彰化县的蔡天开是六十年来首次访问故地神奈川，他很干脆的说，“日本等于是我的第二故乡”，他说他很佩服日本的教育教国民要爱国、重纪律、讲道义，他问，“战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教我们什么？”
日本的所有台湾侨团唯一派员到会场服务的是在日台湾同乡会，会长陈明裕说，前台湾少年工是老前辈，他们对日本、对台湾都有很大的付出，这些老前辈经过了二十世纪最惨痛的时代，由于他们受过日本的军事教育，回到台湾以后，国民党政府不敢用他们，而埋没了他们的技术才华，这是台湾的损失，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所有台湾高座会的成员都还保持一个共同点就是坚强的台湾本土性。
正如李前总统的书面致词上所指出的，“台湾高座会是目前台日关系的一个重要脐带”，所有的台湾人应该给这些前台湾少年工得到一些更多的精神弥补，让他们有更多的力量在台日民间关系上做最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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