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维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维权征文】曾仁全维权系列:呐喊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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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30日讯】中国人同不合理制度抗争,同社会不公抗争一直是个沉重的话题,维护个人权益路慢慢。为了一口气,为了一个公理,他们有的挺身而出,有的用正义的声音、有的用法律的武器、有的用笔杆子、有的用斑斑血泪谱写了一曲曲时代的颂歌,在这个作孽的制度里,大多数人的呐喊惨痛的失败了,但是,抗争还在继续……

一、弱者的呐喊一直是脆弱的

据河南《大河报》报道,河南郑州千户寨乡仰望坡村的民工李子豪因讨要工钱无望,元月8日当着欠账人的面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并引燃,而欠账人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扭头离去。1月6日,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发生民工因为欠薪问题在老板家中纵火的惨剧,共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北京更是大规模爆出讨薪民工自焚事件,一名来自河南的民工,“多次讨工资没结果,逼不得已自焚”;一名外地工头前往北京朝阳区大屯路一座公寓向老板讨要今年拖欠的薪资遭拒,竟被发现自顶楼二十一层坠地死亡;一名叫杨涛的民工在北京因为讨还拖欠工资未能如愿,将身上淋上汽油自焚,全身烧伤百分之三十,自焚者被送到积水潭医院抢救。北京西客站南广场建设大厦六○四房内“北京市清理工程款办公室”,一个叫胡卫国的湖北省当阳市育溪镇靳桥村的农民,今年四十八岁。二日上午,和妻子靳其会到北京朝阳区建筑工地要工钱。当时,胡卫国独自进入工地,两个小时过去后还没有出来,靳其会一直等到下午二时许,才在工地找到丈夫,得知丈夫已经在工地死亡……

这些以死相抗争,以自杀讨要工钱的民工,昨天、今天在发生,明天还会发生,麻木的中国人,对这些死因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这个制度,只会保护有钱、有权人的“合法利益”,哪里会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CCTV(焦点访谈)报道: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张志强为了讨回自己应得的120元劳动所得,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10月,先后经历了向用工单位讨要、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到法院起诉几个过程,却依然毫无所获。2002年7月21日,经同乡介绍,张志强和博通祥装饰公司的经理达成了口头的打工协议,然而干了3天活后,老板却没有付给他3天的工钱120块钱。他一次次登门讨要,却一次次失望而回。在被拖欠工钱3个月后,张志强向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但劳动监察大队认为,按照《劳动法》和相关规定,劳动监察部门受理的应是个人和用工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而张志强所反映的情况属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劳务纠纷,不在受理范围之内。张志强仍然没有放弃,随后他将博通祥公司经理告上了法庭,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受理了此案。这桩看似简单的拖欠工钱案件,却前后经历了二次开庭,三个月的审理。2003年2月,法院的判决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法院认为“张志强与被告间的行为应为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驳回起诉”。拿到法院裁定书的张志强,对于继续耗费时间、精力重新起诉,已经不再抱有希望。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举不胜举,数不胜数的执法机关,百姓的血汗钱,供养着成千上成的警官、法官、检察官、劳动监察官等等衣冠楚楚的戴着大沿帽的“干部”,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他们娇健的身影,城乡农村都能看到党妈妈配给的面包车、小轿车,然而,他们都在忙碌着完成罚款任务,忙碌于酒色,忙碌于应付领导的眼色,忙碌于法律的游戏,对于草民的呻吟和呐喊,他们是冷漠的、麻木的。

“有钱好办事,无钱事难办。”我们的哪个执法部门都讲究的是经济效率和办案成本,老百姓向他们投拆,又没有红包,又没钱请他们吃一桌上千元的酒席,更没钱请他们进歌舞厅、洗桑拿玩小姐,自然是得不偿失,无利可图,怎么会愿意去干?

执法部门普遍都是保护强权部门和有钱人的利益,草菅人命的事习以为常,对于草民的投拆从来都不能公正地对待。CCTV的焦点访谈曾报道这样一件事:2002年春天,四川省资中县籍农民工黎相树通过朋友介绍,在郫县真心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心公司)的工地上找到了一份工作。然而,工作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因给工人送饭时不慎滑倒造成脑外伤后右侧偏瘫,属伤残二级。在这期间,不仅真心公司始终没有人露面,而且承包该公司工程的承包人孟邦军在垫付一定医疗费用后就不再过问,结果黎相树因为没钱只好出院,出院诊断上明确写着“随时有死亡的可能”。

为了给这起摔伤事故讨个说法,2002年7月黎相树委托律师向真心公司所在地郫县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请求,结果劳动局下发了工伤认定书,但真心电器公司不服,于是向郫县劳动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成都市劳动局)提出行政复议,复议结果认为,黎相树与真心公司之间事实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主要事实不清,则令郫县劳动局重新做出认定。结果,郫县劳动局在随后出具的几份工伤认定书上认定黎相树不是工伤,而且自相矛盾。于是,黎相树又只好向郫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认为郫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黎相树不是工伤的认定,存在矛盾事实不清,责成他们重新做出认定。

在短短的六天之内,郫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又迅速发出了第四份工伤认定书,再次确认黎相树不是工伤,但两份认定书却有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先是承认后又否认了黎相树是真心电器公司的工人。同一个主管部门,针对同一个人的身份,却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定。这其中的反复和自相矛盾让人无法理解。

黎相树只好向郫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认为郫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黎相树不是工伤的认定,存在矛盾事实不清,责成他们重新做出认定,很快郫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得到一份新证据。郫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黎相树摔伤一事,发出了第五份工伤认定,再次确认黎相树不是工伤。

象黎相树的工伤问题并非个案,那是太普遍了,CCTV最后轻描淡写地说:“自从2002年6月12日摔伤,黎相树躺在床上已经一年多了,同一起摔伤事故、同一个劳动部门,反反复复地工伤认定。使得他直到目前仍没有领到补偿金,自从2002年6月12日摔伤,黎相树躺在床上已经一年多,生活十分艰苦,是否能挨过这个冬天令人担忧。”黎相树何只是“生活十分艰苦?”他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他的呐喊太脆弱了,幸运的是,黎相树遇到了好心人、有良知的人,千百次地向舆论界呼吁后,他的问题才得以暴光。但是,全国还有千万个象黎相树这样的人,又有哪一个会对他们重视?又有哪一个会听到他们脆弱的呐喊?

《议报》2004年2月

二、杜案是检验胡温执政理念的试金石

是“新政”还是“旧政”?是融入国际文明主流秩序还是倒行逆施?是循序渐进的实行政治开明还是继续独裁专制?下一步对杜导斌案的处理,将是对胡温执政理念最有说服力的检验了。

二月四日,湖北孝感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当地警方重新调查”,国内外异议人士和知识份子无不欢呼雀跃,二月十六日,新华社播发一篇报导,报导指出,杜导斌“自2001年以来,先后撰写28篇文章在互联网上张贴,采取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中国的国家政权、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据当地公安机关侦查,杜导斌还与境外一些机构、组织、个人相勾联,接受其资助,并根据境外一些机构、组织、个人的要求,在境内网站为其张贴和炒作煽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文章。”“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国的《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则报导无疑对信心百倍地等着杜案出现转机的人们当头一棒。像来,新华社的报导就是为官方领导人定调子的前奏。

胡温执政已近一年,国内民众和国内外政治精英们普遍看好他们施政方略,认为他们是务实、高效、开明的新一代领导人,希望他们能够循序渐进的拔乱反正、正视历史,推进民主政治。

一个能够听到不同声音、敢于容纳和面对不同观点的政治领袖才具宏才大略,才能推动一个社会的前进,几十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国政体的领导人做绝了游戏,说尽了谎言,同时,迫害、打击、镇压了张志新、王若望、魏京生等无数的敢于说真话的异已,其颟顸的专制政治虽然固若金汤地稳定,其代价是造成社会文明的倒退和民众的苦不堪言。中国已被世界、被时代远远地抛弃在后面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创造今天的文明成果就在于它的制度的包容性,就在于它尊重人类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等权利,就在于容纳反动派的存在。

杜导斌错在什么地方?错就错在他不自量力地说了一些真话,错就错在他28篇文章尖锐地指出了这个制度的弊端在什么地方。错就错在他不知天高地厚地揭露了官僚体制的腐败和领导人身上的顽疾。当然,这些言词听了是不顺耳的,几千年来,死不认错的统治者难道做错的事还不够多吗?难道说胡温领导层还要继续错下去吗。

制度腐败和司法黑暗笼罩中国太久、太久了,谎言和暴力害的中国人已经够惨的了,说杜导斌是“采取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中国的国家政权、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不很可笑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中,哪一届没有遇到民众上街抗议示威?哪一天没有听到电台、电视台报纸上攻击政府的声音?哪一天看不到报纸杂志上对总统等官员的指责和批评?哪一届没有遇到反对党“造谣诽谤”?但是,只有政策上失策和丑闻被迫下台的外,没有哪一届的政权被“颠覆”,现在,全国各地无数的下岗工人堵塞交通要道、堵塞县政府、市政府都没怕“颠覆”,而一个拿笔杆子的人能够“颠覆”吗?胡主席和温总理都是全国人民代表按合法的程序选举的合法领导人,其政权体制和领导集体不是都代表人民吗?怎么怕一个“发发牢骚”的小公务员杜导斌“煽动”后“颠覆”?他能号召哪一个参加“颠覆”?再说,杜导斌“还与境外一些机构、组织、个人相勾联,接受其资助”,那更是无稽之谈了,既然杜导斌要“接受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的资助”,他只有隐蔽地做,偷偷地享用那些资金,生怕别人知道了惹事生非,怎么还会做爬格子(写文章)的苦行当?怎么还会出来指手划脚地攻击这个制度?

杜导斌可是一条硬汉子,他有一身的傲骨,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忧国忧民的情感,字里行间是对制度腐败、对官场的黑暗疾恶如仇的愤怒。如果连这样的人久关不放直至判罪坐牢,那么,胡主席和温总理领导的中国政权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杜导斌何去何从,下一步就看胡温领导层的政治理念了,成千上万的知识份子将拭目以待。

源自《大纪元》2004年2月21日

三、17个少年的死与警察草菅人命

震惊全国的“11.12”特大杀人案近日在河南省平舆县法院开审,十七个花季少年先后二年惨死在恶魔黄勇残暴的“智能木马”之下,然而,即使对黄勇千刀万剐,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能唤回十七个鲜活的生命吗?又如何能慰藉十七个受害者父母及家人破碎的心灵?

在连续两年的时间、在同一个县城的学生中、同一个环境的网吧里作案十七次,每一次孩子神秘“失踪”后,孩子的家人都及时报案了,而公安部门众口一词的回答:“孩子可能是与家里怄气,或者出去打工了,没有立案价值。”家长们再问,刑警队就叫他们找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又说这事应该由刑警队管。皮球踢来踢去。(2003年12月9日楚天都市报语)。

就在前十六个孩子杳无音讯地“失踪”后,十六个孩子的父母奔走呼号,有的家长为了寻子,踏遍了千山万水,历尽了千辛万苦,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要求当地平舆县公安局立案侦察,但公安人员无动于衷、置之不理。

2003年9月初,十六个“失踪”的孩子家长中,有七个孩子的家长带着相关材料到北京上访,在公安部和国务院等地哀求哭泣,造成了一定的影响,9月7日,已经返回平舆县的学生家长接到通知,县公安局已经就此事“立了案”。

但家长们后来作介绍说,此后平舆县警方从未就此事发布任何形式的警示或者通告,没有对失踪十六个孩子的事件展开过全方位调查,也就是说,公安部门根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结果悲剧再次发生:2003年10月24日,平舆县高一学生、17岁的秦继飞“失踪”──他是最后一个在黄勇手里遇害的学生。

要不是第十八个孩子张某过于机警,也许还有第十九个孩子、甚至是二十九个孩子死在黄勇的魔爪下,警察还会认为这些中学生“出去打工了”。此案还不得告破。

11月10日,黄勇对骗到家里的张某实施三次暴力后,奄奄一息的张某大声求饶,许诺认黄勇为干爹,以后为他养老,杀人恶魔似乎是被打动了,解开了张的绳子,并给他两元钱作为回家的路费。这个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到公安部门报了案,十七个孩子的死因才真相大白。

黄勇作案手段并不高明,背景也不复杂,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每次都是在网吧里诱惑、哄骗在网吧里上网的中学生到他家里“学电脑”,用他自家的面条机改装成的“智能木马”折磨而死,然后将其尸体埋葬在院子里,曾经留下了无数个蛛丝马迹,人们不竟要问:我们这个制度的警察在干什么?

是的,他们很忙,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他们呼啸而过的车辆,到处都能看到他们娇健的身影,然而,他们都在忙着完成罚款任务,忙于个人政绩,忙于吃喝玩乐。抓赌抓嫖是他们中心工作,因为抓赌抓嫖后才能搞到罚款,他们更热衷于大有油水的经济案件,一笔下来就能弄到几万元、甚至是数十万元的“进项收入”,既得了政绩,又得了奖金,对于那些“失踪”的孩子,侦察过程中不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还要投入不少的费用,自然是“费力不讨好”了。所以从上到下都不愿意去做。百姓形容他们盖的高楼大厦是“嫖客打的桩、赌徒做的墙、婊子灌的浆、小偷上的梁”是不无道理的。

前两天已经公布,平舆县已撤了从公安局长到刑侦队长一系列的干部的职,然而,这就能改变公安体制僵化、落后的局面吗?

十七个受害者的家庭,已有三个家长精神失常,有的已处于家破人亡的边缘;还有一些家庭,为寻找孩子已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杀人恶魔将会受到审判和应有的惩处,然而,这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全国还有千千万个“失踪”的少年没有着落,还有千千万种案件没有告破,更有千千万个像平舆县一样的政府和公安部门,他们都是这个制度的产物。

要是第一个孩子、或者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受害后,公安部门就及时主动的立案侦察、主动出击,怎么会有这么多花季少年的死?怎么能容忍变态的黄勇两年多的逍遥法外?十七个少年的死,与平舆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不作为”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他们的草菅人命,才导致十七条生命的结束。追究了一个平舆县公安人员“不作为”的责任,撤销了一个局长的职务,但全国还有千千万个平舆县的公安队伍,死去的冤魂还有万万千,这又向谁去追究责任?

在这个制度下,撤换一百个平舆县的政府领导和公安局长,那是换汤不换药,他们仍然要草菅人命。

源自《大纪元》2004年1月

四、院墙、国门与偷渡潮

今年2月5日晚,30多名华人在英国西北部莫克姆海湾拾蛤贝时被海浪卷走,造成20人丧生,另外16人生还。这些人都是偷渡客,英国内政部官员说,遇难者大都是十几岁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被人口走私集团从中国大陆偷运到英国,专门从事这项危险的工作。

2003年8月26日,22名年轻大陆女子在苗栗县通霄海边私渡上岸时,被“海巡署”发现缉捕,蛇头见事迹败露狠心地将私渡女子一一推入大海后逃逸,结果有6人不谙水性溺毙,4人失踪,其余的大陆女子被“海巡署”逮捕,其中2人重伤。

2001年月10月8日,韩永植等60人乘坐100吨级渔船离开中国浙江省宁波市,10日午夜在韩国济州岛南的公海上换乘了泰昌号。发生25人窒息身亡。泰昌号船长李判根等人将活着的35名偷渡者交由韩国的另一艘鱼船运送到丽水市大镜岛,随后他又返回泰昌号,将在船中窒息死亡的25人扔进了大镜岛前的大海深处。

三年前的6月19日,在英国多佛尔港海关,一个海关官员对一辆从比利时乘渡轮进入英国的长途运货卡车进行例行检查,惊讶地发现车内竟是成堆成堆的尸体,58名来自中国福建省的非法移民闷死在货车内。

福建是全国乃至世界有名的偷渡案件频发地区,根据估计,每年单是从福建偷渡到世界各地的偷渡客就有十万人之多。偷渡可能成为偷渡者的不归路。但他们认为,只有这条路才能实现改变生存环境的淘金梦。

为什么不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国内生活?为什么要沦为猪狗不如的贱民偷渡出境?因为没有签证出入境的自由,因为国门就象一道高高的院墙,将人口关在天罗地网般的高大院墙内。

人口自由的流动,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致之一,独裁老祖嬴政(秦始皇)为了阻止臣民的叛逃而修筑了长城(当然,不能否认其抵御外来侵略的作用)。今天,长城阻挡国民外逃虽然不具实际意义,但是,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固若金汤的海、陆、空三军铁桶般的围着这块板土。不经允许自由出境就意味着偷渡。因此,才有了上述小民血泪斑斑的命运。

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签证出境就象进出银行存款取款一样快捷,象到邻居串门一样容易,但在封闭的专制国家,普遍国民想出入境比凳天还难。发达的西方国家,鼓励自己的国民到世界能够去的地方求学和发展,同时也鼓励世界各地的民众前来旅游、打工和投资,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促进文明的互补和社会的进步。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中国政权,将自己的国民象关在院墙内的动物一样严加管制。就象作家奥威尔在《动物庄园》所描绘的那样:群猪之首的拿破仑实行专制而愚昧的制度管理着曼纳庄园,向动物们阐明的观点是:“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逻辑。庄园外面的物质和资源即使再丰富,拿破仑也坚决阻止动物们出去觅食,始终灌输的是“庄园内又好又安全,庄园外面不好不安全”的理论。国门紧闭的中国领导人正是向国民灌输“国内好,国外不安全”的愚民观点。从而达到统治的稳定性。“森林外面”的资源再“丰富”,外面能够挣的钱再多,都要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小民自由出境。

在我们的六君之都的南京,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建筑工人担心外界欺负和凌辱自己的子女,一男两女从出生到长大成人,他都将他们关在暗无天日的房子里,窗户都用砖瓦密封着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只留书本大的一个透风孔照射阳光。当人们最后救出这三个孩子时,他十九岁的女儿只有七岁的智力,最小的十一岁的儿子只有一岁的智力。但三个孩子对他唯命是从,逆来顺受。独裁政体的中国领导人紧闭国门,限制人口的自由出境,就是害怕国民出境后才知道自己象猪狗一样关在院墙内,就是担心自己的国民出境回来后带回了新思想、新观念,才知道自己事事不如人。

向往摆脱贫穷与落后,向往自由与人权,向往过好日子是人的天性,尊重人的个性与独立人格,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阶梯,正象易卜生的戏剧《娜拉》中描写的娜拉一样,她的丈夫郝尔茂最大错处是把娜拉当“玩意儿”看待,既不许她有自由意志,又不许她负担家庭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自己个性的机会,从而导致娜拉一旦觉悟后恨极她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在今天的地球村,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存在“偷渡出境”的现象,除了中国外,还有北朝鲜、古巴及一些贫穷的非洲国家最为突出,而这些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是实行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国民都是在象易卜生戏剧中的娜拉那样当“玩意儿”,因此,一些恨极了这个专制独裁、想过“好日子”的民众才铤而走险偷渡出境。

在国界被淡化、国门进一步开放的当今世界,民主与自由已成为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主旋律,实行紧闭国门的独裁者应该梦醒了。

源自《民主论坛》2004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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