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日讯】〔自由时报记者蔡彰盛╱竹市报导〕新竹市传出一起罕见中国新娘“跨海重婚”的“一妻二夫”案，福建省籍张姓女子与台籍陈姓男子在当地结婚、离婚后，隔年又在当地与台籍谢姓男子结婚，来台后却被前夫陈某一状告到地检署说她涉及重婚罪，检方昨将张女依法提起公诉。
张女向检方哭着喊冤，质疑“法官在美国通奸都无罪，为何我在家乡明媒正娶再嫁他人，来台后还要被起诉？”张女说她怎么样也想不通。
根据检方于起诉书中所认定的事实，卅五岁的中国福建省张姓女子，八十五年3月在当地与高雄市陈姓男子结婚后，8月入境办理户籍登记，隔月返回中国后，就再也没有到台湾，也没有在台办理离婚登记，仍属有配偶之人。
然而张女却基于重婚犯意，八十八年10月又与新竹市谢姓男子在福建省当地结婚，八十九年3月二度入境台湾，并又办理户籍登记。
由于陈某以自己多年来和张女并无夫妻之实，去年11月向高雄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诉请裁判离婚，经法院查证才得知，张女已经在八十八年12月，在福建省以同样理由，向当地人民法院诉请与陈某离婚，并于离婚前已经在当地先与谢某结婚。
被告辩护律师表示，根据书面资料显示，张女八十五年9月返回中国后，八十七年9月就获得人民法院判准与陈某离婚，无论是主观上或在当地法律上，都已是没有配偶的人，所以事后再与谢某结婚，根本没有重婚，更没有触法问题。然而检方在起诉书中，误将离婚公证书制作日期认为是离婚日期，导致误解被告在离婚前就与谢某结婚。
辩护律师说，被告错就错在以为于福建人民法院诉请离婚，就已经是无配偶之人，却忘记来台办理离婚登记，且偏偏再嫁的又是台湾郎，以至于依台湾法律仍然认为她与前夫的婚姻关系并未消灭。
辩方强调，被告是中国女子，不知道台湾民法与中国民法有所不同，因此主观上认为与前夫婚姻关系，在当地法院判决离婚后就已经消灭，才敢再结一次婚，且在中国境内，被告与谢某的婚姻合法有效，纵然法院认为被告此举触犯我国的重婚罪，也应该依刑法“自信其行为为法律许可，而有正当理由者”，免除其刑。
法律冲突 见微知著
记者蔡彰盛╱特稿
新竹市传出罕见的中国新娘“跨海重婚”案件，法界人士说，以现在两岸通婚的频繁，以及相关法律的尚未完备，类似这起案例的法律冲突，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件，也将会不断在台湾法庭里重演。
本案面临的第一个首要问题是，万一重婚罪成立，那么后婚的法律定位将会是“无效婚”，然而，这段婚姻在中国，却是被合法承认的。
正因为如此，当被告哭着问检方与律师“为何法官在美通奸无罪，我明媒正娶却是重婚”时，有关人士也只能向她解释，因为台湾法律认为，中国是我领土的一部分，但美国却不是，但她听完后，依旧摇头不解。
法界人士认为，以两岸频繁通婚的现状，政府应该立即规范相关法令，并让中国新娘与台湾新郎充分了解，以免产生后续包括婚生子女、遗产继承等更为棘手的大问题。
举本案案例而言，万一中国新娘与后婚者生子，且重婚罪成立，则孩子在法律上来说，若要判别婚生子女的话，就可能算是前夫的。
反过来说，如果前夫不在，则中国新娘虽然从未和他生活在一起，却在台湾法律上享有“跨海”继承权，同样的，如果第二任老公发生意外，则朝夕相处的妻子，却可能一毛钱也拿不到，因为根本不能合法继承。
诸如此种两岸法律上的矛盾，仍旧有待政府立法当局深入研究、解决，才能杜绝未来可能发生的两岸通婚法律乱象。
领域争议 影响判决
记者李永盛╱特稿
涉重婚罪的张姓中国妇人，质疑“法官在美国通奸都无罪”，为何她在中国再嫁台湾郎，来台却要被起诉？
乍听其言，有人会以为，台湾法官在美国通奸获台湾法院判无罪，是不是有什么特权？
其实没有。
这是因我国刑法第七条规定，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最轻本刑为“三年以上”的重罪时，才加以处罚。
换句话说，若台湾人在领域外的美国犯通奸罪，因通奸罪在我国非“三年以上”的刑责，故依我国刑法不罚。
这名中国妇人所指的法官通奸，是指台湾一对男女法官的婚外情，此事曾经轰动一时，但她拿来引喻自况，不太允当。
倒是另一个状况更值得讨论，那就是，同样的通奸罪，若发生在中国，则是否应以刑法处罚？实务上有争议；争议关键在于，中国到底算是“我国领域”，还是“非我国领域”？法律解释上有不同见解。
实务上“传统”见解认为，中华民国不论历经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其固有疆域从未改变，故刑法所谓的中华民国“领域”，当然包含中国大陆，甚至及于蒙古。
依传统见解，则台湾人在中国犯重婚罪，即为“领域”内犯罪，当然要受刑法规范。
但这些年来，实务界的见解已发生变化，部分最高法院或地方法院的判决，认为我国“领域”应以“统治权所及的范围”为限，亦即以台澎金马为限，在此区域以外的犯罪，都应算“领域”外的犯罪。
依此一见解，则台湾人在中国犯重婚罪，不受我刑法规范处罚。
但这些实务见解，仅散见于部分判决，迄今并无判例形成，其等将中华民国领域限缩为我国“统治权所及范围”的见解，国内学术界或实务界仍有诸多不同意见。
法界人士表示，法官不同的法律见解，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诸如到底中国算领域内或领域外，竟有不同见解，已对法律的安定性造成影响。
法界人士指出，根本解决之道，或系修法加以明文规定，但“领域”或“固有疆域”的变更，事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能否顺利修法？又如何修订？恐怕又是一个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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