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互动】局长杀书记 谁是烈士?(三)

【大纪元2月28日讯】(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报导)主持人:那好,我们又有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先接一下纽约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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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各位嘉宾好!主持人好!我觉得他的确是千真万确的烈士,不是假的,因为这个烈士它的字写错了,共产党是使用暴力的,它杀人是用力量杀人,所以这个烈士是力量的“力”,“力士”。

还有是恶劣的“劣”,他这么干恶事,所以他也是烈士,什么烈士呢?是恶劣的“劣士”;另外还有一种是壮烈的“烈”士,是为了人民的“烈士”。

现在被杀的,是共产党杀自己人,他们是力量的“力”士跟恶劣的“劣”士,被杀的书记是“劣”士,是恶劣的;那个秘书她不恶劣的,所以她不是劣士。所以应该更正一下,这个字写错了,他们的确是劣士,是恶劣的“劣”士。

还有刚才一个先生讲,中国人不要丢中国人的脸,我想起以前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丑陋的美国人》,日本人写了一本书叫《丑陋的日本人》,台湾写了一本叫《丑陋的中国人》,结果政府就反对,说丢中国的脸。

为什么美国人跟日本人写了没有丢他们的脸,而中国人就怕家丑太外扬,所以我们讲应当是要家丑外扬,而不是家丑不外扬。

主持人:好,谢谢何先生!那我们再接一下洛杉矶黄女士的电话,黄女士请讲。

黄女士: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亲身体会到公安在中国是很坏的,我亲自到中国福建漳州,去公安局告律师诈骗,你知道公安在公安局里面就对我耍诈,耍诈了两天,花了我很多时间,因为我是住在厦门,老远跑到漳州去。

他们公安就是这样耍诈,在公安局里面就这样耍诈,用很多版本耍诈,假口供什么都有。法院也是,我去做强制执行,他们就耍了一个案来骗,全部都要骗我变更,说“你这错了,你要变更,政府的法律是这样的,你要变更”,全部是用诈骗行事。在他们的法院里面公然地诈骗,在公安局里面公然地诈骗。

所以他们都是很坏的,我相信公安局比起那个市长,肯定是公安局比较坏的,这是我要说的真心话。

主持人:好,谢谢黄女士。刚才何先生谈到了“烈士、力士、劣士”的区分;黄女士也谈到了公安局和法院,他们本身就不是在执法,本身就在做假口供等等。

王军涛:她说市长和公安局长谁坏?我想谈这个。但我先谈一下何先生的问题,第一、我觉得人就是人,死人都是不幸的事情,不论从宗教的角度还是从人权的角度来看,死人都是不幸的事情。而现在人类世界有很强的声音,即使是罪犯,也应该把他的命留下来,让他接受改造或是让他在余生中伏法来偿还他的罪行。

确实我也同意何先生政治上的判断,在官场上是有点“洪洞县里无好人”,这些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因为坏才当的官。而且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在80年代后期,我是《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当时我在外头做调查就有一个感觉,共产党的官能从底下干到县级干部以上,实际上没有命案的都少。

或者是在政治斗争中,某一派一旦失败的时候,那就是上百人对立上百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锒铛入狱,这里面你真的也很难说谁对、谁错,中间可能也有这个事做对了,那个事做错了,然后互相报复。也就是说这个人干的层次越高,他杀的人就越多。

主持人:我打断您一下,我们有一位内蒙古的杨先生来电话,我们接一下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请讲。

杨先生:他们利用专政对别人进行专政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别人的痛苦;但是有一天,如果他要是沦为专政的对象,他是恐惧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因为恐惧而采取的过激行为,我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谢谢杨先生。

王军涛:我接着说,我待会儿再回答杨先生。其实我觉得可能市长还是比公安局长坏,因为第一、公安局长干的很多坏事都是禀承官府的意思,我想这个公安局长当他把子弹射向市长时,他肯定是满怀悲愤:我帮你们干这么多事,我还出这么多钱,结果你们今天这么对待我,多么不公道!好像你们还觉得我还犯了什么错,实际上你们犯的事比我多得多!

所以当时他觉得要报复一下,然后把这件事给抖出来。我自己的经验是共产党官场上当的越大就越坏,我不是说人一定是坏,我刚才也讲过了,这些人进入官场之前是好人,但是由于中国的制度不好,所以人进了,不坏就不为官。有的宗教说“不坏不为人”,其实在中国是“不坏不为官”,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对黄女士的答案就是,我觉得一般来讲市长比公安局长坏,因为他官大所以他更坏。当然这不是说在这个案件中怎么样,我觉得没有调查确实,这个我不好发言,我是说“一般来说”。   

第三、我非常赞成杨先生的看法。在一个坏的制度中,其实你分析独裁者大权独揽的时候,其实他猜忌心也是最重的,他经常寝食难安,为什么呢?他确实出于恐惧心才杀了很多人,因为他怕如果他不先下手,别人就会先下手对付他。

所以胡平先生就写一篇文章分析说,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政治迫害,迫害好人,毛泽东也知道这是好人,为什么要迫害?胡平先生就想解释这一点,毛泽东知道是好人还要迫害他,就是要告诉那些大大小小想挑战他的人,你看忠于我的人我都这样对待,你们谁敢对我不好,下场会更惨,以此也是想制造恐惧心理。

所以专制杀人是因恐惧心理而杀人,同时也是靠恐惧心理在维持它的统治。如果不结束这样一个制度,中国人第一、永远不能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家园,大家都生活在恐惧中。老百姓天天怕官府,同时官府之间还互相怕、互相暗杀、互相整。第二个,要想真正解决恐惧,必须要建立民主的制度、自由和法治才行。

陈破空:我想补充几句,制度是很重要。就像刚才几位谈到好人、坏人,首先书记是坏人?还是局长是坏人?我想“天下乌鸦一般黑”,本身副书记就出身国家安全局、出身公安,所以他应该更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何先生讲到劣等的劣-“劣”士,或者暴力的力-“力”士,讲得很好。事实上与其说副书记是烈士,还不如说公安分局长是烈士,因为他至少干掉两个坏人,然后又把自己这个坏人干掉了,连干三个人。现在中共官场不管是谁被干掉了,老百姓基本上是幸灾乐祸,基本上是高兴的,而且这种争议也是归结到制度。

举例来讲,贵州省兴仁县县长一家六口被灭门,有些网友就说他是好人,说他整顿当地的小煤矿而得罪了人,有人百万资金泡汤了,所以把他给杀了。但是另一方面,却揭露出他是一个大家族在那里,虽然表面是好人,冠冕堂皇的,但他两个姊姊都是税务官,在当地称霸一时,所以他姊姊也被杀了。

另外,他自己住的房子非常巨大,在当地形成非常大的势力,所以说他一边扮演清官,一边实际上可能是贪官。同样,这副书记连内蒙古自治区都给他掩盖,但是也都不得不承认,他有一个3百多坪米的房子在交警花园,跟他单位无关,正在装修还没装修完毕,那这房子从哪来?你凭什么享受这3百多坪米的房子。

所以这些人基本上来讲,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尽管死了人是一个痛心的事情,但是老百姓都拍手称快,所以这是一个现象。

主持人:他们认为是死有余辜。

王军涛:我想插一句话,破空讲的对,咱们说俏皮话,说那个公安局长是一个烈士,因为他杀了三个“劣”士,包括伪“劣”商品的“劣”士。但是我觉得国家的法制还是重要的,包括老百姓的心态,这个心态对未来民主政治的建立和法制的建立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有时在讨论中国政治转型,政治学者有点忧心忡忡,共产党这么多年执政把人心都搞坏了、把道德搞坏了,人现在不相信“真”和“善”的一些道德价值标准,不相信好的良心能够建立好的制度基础。

很多精英非常冷漠,老是在算推翻共产党会死多少人,维持共产党会死多少人,我们说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会怎么样,他们不相信,为什么?这就是共产党迫害造成的,老百姓的心态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只要能把坏人杀掉就杀。但问题就是用这种方式,最后杀了旧的坏人又上来新的坏人,所以它就没有跳出民主。

今天我们看反右,当年的几十万右派,实际上绝大多数在40年代末那场国共大决战中,其实是左派,都是支持共产党的,包括林昭这些人,都是加入过共产党、参加共产党革命的人。

主持人:都是激进的人。

王军涛:对,其实真正的右派要不就跑到台湾、香港去了,要不然就已经在“镇反”中给镇压了,当时这些人也是讲国民党太黑暗,所以今天你看很多包括像我们这些民主自由的前辈,他们都是加入共产党。就是原先对国民党不满意,觉得它很黑暗,于是就不择手段要把坏人干掉,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又弄一个新的坏人来。

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老百姓要有一个警惕:干掉坏人是应该的,但是还要讲一个“制度”;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制度的话,我们送走一批旧的坏人,可能又会迎来一批新的坏人。

主持人:就是还要有原则、有社会秩序。

王军涛:对,作为政治学者,我自己在想中国的转型…共产党最大的罪恶就是把文化、良心给摧毁殆尽,还不在于杀多少人。但我们只要人心还在、正气还在,就可以把一个好的制度给建立起来。

如果良心和正气没有了,如果人们都在一个残酷、冤冤相报的,在一种恐惧心理中来对待和自己不同意见、不同利益的人的话,那么“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不光是在官场上互相残杀,老百姓处理利益纠纷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争取官府的支持,争取不到就采取黑社会的方式互相杀,从基层就黑社会化,我觉得这是共产党给将来中国留了一个很烂的摊子。

主持人:对。现在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人与人之间很难互相信任了。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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