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1日讯】正本清源之一
感恩一词作为舶来词，源于美国的感恩节，近段时间频频在央视主持人嘴中闪出。这种由中宣部一段时间内统一口径共用一个词汇的宣传手段大家应该是见怪不怪了。习以为常之后便是麻木便是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做一世愚民。
今天，我站在这里，是清醒着站在这里，我不想当愚民，我想正本清源如是说：一穷二白的中共自进城坐江山开始，不是住在屋檐下就是住在桥洞内或临时借住民房(大批人马)，没有带金山粮海来，带来的只是暴力创建下的政策和制度。饱受战祸之苦的大多数中国人民，满怀对新政权民主自由的渴望，以”主人翁”的饱满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真乃是一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的百废待兴的新清明上河图。
1953年10月，风调雨顺、民主与自由的日子才过三年，李准(时任解放军艺校校长)这位党的军队作家(御用文人)领会中央意图写了一篇主题先行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小说编了一个农民张拴搞单干路越走越窄，参加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雏形)路越走越宽的小故事。这种舆论先行(吹吹风)，然后全面开展学习运动的斗争策略，早在延安就被中共娴熟应用(理论是行动的先驱，言论为行动开道)，且成为屡试屡爽的致胜法宝，随后中国农村经济模式便是：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现化版的井田制，农民是未带镣铐的奴隶)；对城市工人、工商、手工业者，则以国营、集体等单位性建制原则，实行只够活命的供给；在理想领域内，以共产主义按需分配为社会蓝图，使人们在有所信仰中构建美好期许；在思想改造领域里，以学习“老三篇”为干线，以学习雷锋、斗私批修、阶级斗争、警惕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大小活动和运动为支线，其意义便是在思想道德上达致统一，在经济物资上达到国库充盈后的统配，其目的就是一个即：巩固政权。
这种理论上看似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制手段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实施无偿占有和剥夺；而在看似休闲的文化娱乐领域里，中共也毫不懈怠地以本末倒置的主观性为前题，组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炮制出无数个为自己歌功颂德、感恩戴德的文艺作品）我把党来比母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等），其黑其厚其卑鄙的王婆卖瓜式的驭民、愚民之术可谓惮精竭虑。
如果说毛时代共和国大厦因为有了二弹一星而显得高耸巍峨的话，那么为这座大厦一砖一瓦垒砌的劳动者就应该是该座大厦之根基，是毛之皮；皮之不存，毛将焉傅？是毛应该感恩于皮，还是皮应该感恩于毛，这是小儿都能分辨的常识。昭然若揭之后，我只能第一次如是对大家说：感恩的应该是中共统治集团而非人民！
正本清源之二
由于中共在思想上对人民实施无情的学习与改造，在经济建设中则实行“赶英超美”的激情主义狂热路钱，所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期望值必定是饥饿的乌托帮之饼。加上十年文革的”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了”的谬误横行，国民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形势是触目惊心的严峻。
为了这浴血奋战得来的党国政权不失,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代中央集团开始了拨乱反正的民心所向工程。在手段上，第一步也是如法炮制地开展了”理论先行”的变革运动,即: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思想、文艺创作领域里实行有的放矢的开禁策略(但不得挑战其四项基本原则)，随后就是安徽小岗模式的农村生产力的解放运动。
离开了束缚打开了脚镣的农民们，为自己也为国家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实实在在的丰收日子。这种在经济上”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无疑是对人性自为自私的天生性的道德肯定，也是对“斗私批修”现代版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彻底唾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由于改革派想更进一步大胆地解放思想，并与国际民主进程同步（《新闻法》在胡绩伟主持下三易其稿，欲定稿送审），却遭到左派（邓力群、胡乔木、王震三左王）的强烈抵制，加上早到的以悼念胡耀邦先生为由头，以反腐败反官倒为主的学生运动的登场而告失败。
从此，中共执政集团越发走向他革命初始时向人们承诺构建民主政体理念的反面（由于本文主题的限制不赘述）。政改作为一个敏感话题从此被尘封，经济则在务实的方针下，在牺牲资源破坏环境的代价下迅速增长。
广东作为经改窗口，加上国家财政的倾斜支持率先丰裕了起来。2000年2月，坐享改革成果，又不需承担失败风险的江氏，以摘桃子的身份来到广东深圳的南岭村，发表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二思言论；其前一句话之意是：你们富裕了应该感谢党的好领导好政策，要感恩；后一句话是说：富了不要即安，要争取更大的富，并且要认清形势，站好队伍，走正确的路线就会进步，要善于进步敢于进步(三讲的实际诠释)。
不可否认，广东由于拥有香港出海贸易的地域优势，加上政府的政策支持，加上人们求富基因密码的释放，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合力下富裕是不言而喻的。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的广东，如果说他们的感恩无可非议，那么全国众多的不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如今依然十分贫困的内陆省份是该感恩还是该诅咒江氏集团呢？
当然再穷不会穷干部，穷庙富方丈的国情我十分清楚，我不是为内陆省份里执政集团内的干部叫穷，我是为这些省份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学都上不起，土地被强行开发，土地沙化、盐碱化、旱化而再次沦为赤贫的农民喊冤，面这些最起码是两代人以上为执政者无偿交了一辈子粮食的贫农，我真不知江氏是何种表情，如果是我，我会跪下来向他们谢恩，感谢他们的大局意识，忍耐品格和宽厚的胸怀。
这个时候，说到这，是谁该感恩于谁不用我如是说吧？！
正本清源之三
1983年6月1且，经济改革进入成熟期，为了打破国营企业吃”大锅饭”的低效局面，同时加强中央财政收入，中央在全国开始推行”利改税”的财税政策。乡镇集体、民营个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犹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逐步成为纳税主力大军。为了配合税收政策的落实执行，政府及时制定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征方针性的宣传口号。
这个简约的征税政策性口号，说明了现代社会与政府的依存关系，其坦率之处在于它告诉了人们，中央财税不是生而有之的，而是由全国公民劳动生产后纳而有之的；政府财政部门在人大的监督下，担当着统筹分配、平衡支出的财税管理职责，通俗一些说就是国家及其派出的财政部门只是财税的管理员，不是财政老板，真正的财政老板(拥有者)是全体社会公民。
“人大”作为人民的代表，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力，本着对人民负责的职业特性，理应认真严肃地监督国家财政管理执行情况，却由于其是党领导下的不独立的天生侏儒属性，在制定预算分配制度上，往往是先党、后国家政府，之后才是社会民众生计(教育投入只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2％)。再加上对各级财政执行情况的监督没有程序上的公开透明制度，所以财为民所有的”用之于民”只是一句空话。由此仅从财政这一单方面判断，我们国家下属的政府强势特性十分突出，社会过分依赖政府的弱小特性也十分明显。
无怪乎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波及香港经济时，面对世界各大媒体记者会说：我们有四千多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可随时帮香港解困。说话之轻松随意，俨然国库财税是其囊中之物可随意支取。虽然这种说法有背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理念，但实际运作上他只是同”人大”打个招呼(客气点，不客气不打招呼又怎样？)资金就可以迅速调动配置。这就是中国特色的财政。这就是党天下的目的所在。由此而生出的国家重点工程投资失误事件真是汗牛充栋。我这里仅举些千奇百怪小事件来说明执政党对财政的随心所欲性：
1、推行一把手负责制，除了人事权之外，重要的是财务一支笔，这支笔一签，腐朽即刻变为神奇，贪污成为利国，吃喝成为利民，于是领导笔迹模仿秀行当运应而生。
2、江西省余江县(毛泽东《送瘟神》诗词所发地)中童镇云塘余家村，2003年的某一天，迎来了从梨温高速下来的以省委书记孟建柱为首的一班人马；一番安抚问贫，孟书记送上10万人民币给村委会，随后便在鹰潭市委书记、市长们的陪同下赴市内考察。省委书记第一站首选余家村，此殊荣何在？原来98年大水灾过后，中童镇领导们不仅没有将中央、省两级的赈灾钱物落实给村民，反而视中央有关农村灾害之年减免赋税粮物(公粮村民照常上缴)的政策不顾，照样按地方法规强制交纳，该村村民维权意识强，拒绝交纳，就形成对抗。
2000年的一天凌晨五点左右，1000多名荷枪实弹的武警官兵和市、县公安警察，奉命分水陆两路兵马包围了该村，并当场开枪射杀了五名村民，其中3人是早起杀猪，1人早起做生意，1人上茅坑；结果是3人死亡，2人重伤；在睡梦中的村民们到天光大亮后才知道”鬼子进村”后的血腥恐怖。
原来是乡级地下党报告省委说该村要暴动，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指鸟铳、大刀、梭标，同美向伊动武理由一样)，先下手为强的执政武装进村后将村子翻了个遍，结果没有找到一把上述所指的凶器，从此政府就难辞其咎了。
冤死者家属从此频繁上北京告省(舒慧国时任省委书记)、市、县、镇四级政府；根据党情，惩处杀人凶手是不现实的，只能是纳税人的钱倒霉而己。于是，政府很快就出全资修了—条由206国道到余家村头约10华里的水泥路(自解放以来全县从末有此先例)，出资建校舍等等；我举如此详尽的事例，不为这事例本身，我只是质疑省委书记给的10万元钱由何处支付？省人大是否知道？这种犯罪性执政失误，事后掏国库的钱安抚无辜被枪杀者家属是否合理？这对全省内的其它自然村村民是否公平？
3、由于缺乏有效独立的监督机制，久而久之管家也自然地升格为主人家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听说有公款请吃，即席的宾客均会心照不宣的相互豪劝道：吃，共产党的不吃白不吃！于是2004年一年吃掉了2000多亿元；一听说有公车郊游，屁股一撅：坐，共产党的不坐白不坐，于是2004年公车(230万辆)耗费财政3000多亿元；一些行政事业性无竞争的收费部门，私设小金库，滥发奖金，一听说有奖金拿，不管符不符实，拿，共产党的不拿白不拿，于是2004年就内贪了1000多亿元；还有资料记载，凡在职的正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98％都以考察交流学习的名誉用公款出国旅游，2004年国家统计年鉴公布该项费用支出是2000亿元；习惯成了自然之后，谎言就成了真理。
于是不吃白不吃、不坐白不坐、不拿白不拿，有权不早开洋荤(出境游)过期作废的说法，就成了新的民俗俚语，而真正在生产一线为国家创造财富的矿工、建筑工、流水线装配工、纺织女工、广大农民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一辈子也沾不到这”四种光”中的一种光。
“人民”仅仅成为宪法文本里一切权力”拥有者”的美丽符号。执政者以”公仆”表面之虚，行权贵之实;而人民下岗的，土地被强行征用沦为流民的，高中、大学毕业青年成为待业群落的，其边缘化后自生自灭的惨境，从底层人民群众群体性对抗政府各执政部门，每年达6万多起维权事件就可说明这一切。
4、众所同知，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无论是从GDP总量，还是从GDP的人均分配值(美国人均2万多美元，中国人均1千美元)来比较，中国都属贫穷的第三世界。然而在山东省威海市市长眼里他这个中国市长比美国市长牛气富裕。1994年12月，威海市与美国加州圣塔.芭芭拉市在圣塔市签署了友好城市协议书；之后威海市市长盛情邀请圣塔市长来中国威海作回访性旅行考察，圣塔市市长接到邀请后，回信说表示感谢，并遗憾地转告中国市长，她不能来，因为她管理下的市政府没有这笔开支。
听到富足的友邦竟然有这种严格的财政制度，我们中国贫穷的市长不仅不反省自己赴美考察挥霍公款的行为可耻，反而再次去信邀请，并慷慨地承诺她来中国的往返及在中国境内的一切费用由他代表威海人民埋单。
穷国市长免费邀请富国市长来游玩考察，这种贻笑天下的肆意糟蹋纳税人血汗的行为仅仅是为了提升国际形象和市长公仆们的政绩，该幕让纳税人当冤大头的蠢剧，至今仍在严肃认真地上演着。比如2001年10月份在深圳举办的“国际花园城市”评比，其来自北欧评委会一行人的全程费用都由东道主深圳市府埋单的事实，又为这添了一例。这种视本国民众疾苦而不见,对外充大国充盛世的慷慨事例，实乃不胜枚举。
5、江西鄱阳湖之滨的余干县人杰地灵，胡温新阵里主持中纪委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吴官正先生就出生在这里。2004年国家电力总公司决定在余干黄金埠投资110亿元新建一座火力发电厂。而相距黄金埠60公里不到的贵溪市，有一座八十年代末建成的为配套保障国家重点工程贵溪冶炼厂生产运行的现代化程度颇高的贵溪火力发电厂。
地处余干的黄金埠镇，一没有煤炭资源，二没有铁路专用线，三没有供变电设备输送网，有的就是出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一方水土养育了一位名士，这位名士假如是用自已私蓄或才智反哺乡里，这是符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我无可厚非。可是从以上所列的余干资源”三无”的现象和江西省电力供需平衡的角度来判断，这是一个打上了权贵烙印的反经济规律的投资行为。
因为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属性是增值，并遵循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回报。即使是从前瞻性预测黄金埠厂投产的2007年的江西电力需求缺口大，也应该将投资放在贵溪火电厂扩大其发电机组规模上。
如果选择这种方案，光铁路专用线一项就可直接节省20多亿元投资，还可节省5亿多的送变电网路设备投资，轻松一算就是25个亿。
这让人联想到央视天天倡导全民爱国从节约开始起的话题，相比之下，令人痛心疾首之余，不得不说这个权力至上的,一人得道，乡邻升天的投资，无异于叛国犯罪。
6、香港回归前的廉政公署清正廉洁享有盛誉。回归后，粤港两地交流逐年增多，与廉政公署对口的是广东省检察院及所属的反贪局。港署刚开始接待粤地检察官是按接待当年伦敦的同行一样公事公办，但想到每次赴粤地公干都受到上宾般生猛海鲜、鲍鱼鱼翅、燕窝冰糖和KTV包房等一条龙的盛情款待，港廉署尴尬之后便擎起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酱缸之旗，开始了破处之礼。如今接待规格与粤方检察院相比，已经是有过之无不及。我们汉民族曾经面对元、清两朝外族统治，均被我汉文化同化而自豪。如今，中共改革开放后近20年创立的吃、喝、唱、玩、摸等一条龙公关文化，已赤化了港澳两地，按谁能同化谁谁就强大的逻辑，中共无疑是强大的。
有道是“学好十年功，学坏三分钟”的祖训告诫我们，坏得太透了，众叛亲离后水亦覆舟的历史定会重演！
有鉴于此，我正本清源地告诫各位：你所吃的白不吃的，你所坐的白不坐的，你所拿的白不拿的，你所游的白不游的，不是共产党的，而是全体公民的。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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