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薪尝胆”这个成语讲述的是春秋末期越王勾践苦心砺志，十年复国的故事。这个故事之所以能被传颂千载，乃是由于主人公勾践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行人之所不能行，故而能转弱为强，成不世之功。“忍”的力量在历史进程中有怎样的作用，回顾一百年的甲午年，那场决定了中日两国国运消长的战争，我们能再次得到启示 ——如果我们能从另一角度来看待这个历史事件。
直到1894年朝鲜“东学党”事变爆发，从而中日两国都卷入其中正面冲突，此时大清的综合国力还远在日本之上。大清的中央政府的岁入约八千万两白银；日本一年的财政收入也约合8000万日元（当时的一日元的价值略低于中国的一两库平银），可是这仅是以中央财政收入作比较，若把地方财政也包括在内，大清的财力则远厚于日本。战前，日本的工业资本仅约7000万日元、银行资本约9000万日元；钢铁、煤炭、煤油、铜、机器的产量都远逊于中国。而且甲午之战前的十年，日本倾尽其国力扩军经武，尤其是几度追加预算建设海军，对工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严重不足，工业基础尚不及大清“洋务运动”三十年的成就，况且其民间也远未富裕。作为清庭当时决策者的光绪帝，恐怕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何这样一个兵寡民疲的蕞尔小国，胆敢向大清这个庞然大物挑战。
从1885年到1894年十年间，可以说是进入近代以来，清朝“周边关系”最好的十年，由于1885 年对法国战争的胜利、近代国防体系的建成，清庭在外交中的底气也硬了起来，在国际上的处境也大为改善。在这十年间，中国没有大规模对外战争，朝庭垂拱而治、百姓安居乐业。人们似乎开始相信，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的“同治中兴”，将把大清朝送进另一个黄金盛世。可是这一切美梦，却由于东方邻国朝鲜的一次事变而被打破了。
正在慈禧太后大建颐和园、为自己庆办六十大寿的同时，日本的君臣却正在励精图治。天王睦仁（明治天王）是个极具忍耐力的君主，他不仅立志要让日本成为一个近代化的工业国家，更要让日本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188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失败后，就大大加快了扩军的步伐，从1891年之后，更是用财政收入的超过30%用作军费。为了购舰购炮、加快海军建设，在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为自己修颐和园的同时，睦仁天王却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内帑金）捐作海军经费，并带动朝野民间一起捐款。甚至一日只食一餐，以示决心、以励国民：“帝国海军一日不强，朕一日不再食矣”。在此种决心和意志下，日本军力迅速提升，至1894年，日本联合舰队的在总吨位、舰船航速、火炮射速上全面超过了北洋水师，日本决策者认为，和北洋水师决一胜负，夺取西太平洋制海权的时机到来了。
1894年，日本以朝鲜动乱为由出兵介入，并于该年7月6日战领朝鲜王宫，囚禁朝鲜国王李熙，扶持亲日政府，驱逐在朝清军；7月23日，日舰更于丰岛附近海面攻击清军船只，开衅战端，史称“丰岛海战”，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了。
另一方面，清朝虽然在综合国力上胜于日本，在战争准备上却远逊于对手，北洋陆海军仓促调动，物资、尤其是重武器多有不到位者。另外北洋水师从1888年成军以后再也未添一舰，朝庭即使有财力再添购炮、船，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也是缓不济急。总而言之，清庭需要更多时间备战，利在缓而不在急，方能发挥其综合实力强的优势。北洋大臣李鸿章久历洋务，主张依靠西方列强调停，尽量拖延战争的爆发；而光绪帝和翁同和等一班朝臣则主战。在正式开战前的危机处理阶段，清庭战和两议、举棋未定；或进或退、犹豫未决。既未全力斡旋、也未倾力备战，丧失了不少有利的时机。但最终光绪帝不能忍耐日本的嚣张挑衅，尽管备战不佳，也一意主战。“丰岛海战”发生后，清庭遂召回驻日公使汪凤藻，正式对日宣战。
甲午战争的第一阶段在朝鲜进行，双方第一场陆战在离牙山清军驻地不远的“成欢驿”展开，由于日军在兵力占有明显的优势，清军略做抵抗后就向北撤退，渡过大同江，退归平壤。在“成欢之战”中，清军的备战不足显而易见，聂士成部的一线守将许兆贵根本没有大炮，只能以步枪抗日军之野战炮，而日军在占领离战场不远的牙山清军营地后，却发现了未来得及被带走，被清军毁坏了的大炮。清军的备战仓促、调度失当可见一斑。
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以主力护航，运送陆军赶赴平壤防线。在归航途中，在鸭绿江以西的黄海大东沟海域，与伊东佑亨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遭遇了，日本人所期待的与北洋水师一决胜负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一时间，大东沟海面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水柱腾起、火光冲天，一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激烈海战爆发了，这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蒸汽船之间的主力会战。
请和文昭、贺宇博士两位重返百年前的战场，点评两国在战争中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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