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田宇慕尼黑报导）70后和80后中，听说过遇罗克这个名字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然而，这个名字却紧紧地和一段疯狂而可怕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只要是那段历史的档案无法封存，遇罗克这个名字就像一个巨人身上一个无法弥合的伤口一样，一碰就会流血。而中国这个巨人的身上却布满了无数这样无法弥合的伤口，以至于至少有一半的中国家庭可以用过去时或现在进行时给你讲出这样或那样的伤痛；以至于大多数的家庭在现实中更多选择的却是沉默，沉默是他们的安眠药，沉默是他们的护身符。然而，社会的沉默却无法不让巨人伤口的血不汩汩外流……
1970年3月5日，文革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坐满了10万人，“在万人高举的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因为一本《出身论》，一本替那个时代被污辱、被损害的“贱民”做公开辩护的书，而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的遇罗克被判处死刑，五花大绑押上了死囚车。这年他27岁。
遇罗克走得格外孤独，这一天，他的家人分别被监，没有一个人能为他送行。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在被平反后，于1986年选择了离开曾经给她一家人带来了太多伤痛的故土，来到德国。
4月19日，记者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的神韵晚会上，与遇罗锦女士不期而遇。现将采访记录刊登如下：
记者：遇罗锦，您好！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您。
遇罗锦：我在《大纪元》报纸上看到了神韵要在慕尼黑演出的广告。我一看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我马上就订了最好位置的票。因为以前神韵的演出都是在柏林，离我住的地方太远了。我本来还以为我这辈子看不上这个晚会了呢。
记者：对晚会感觉怎么样？
遇罗锦：没有一个不好的，太好了！舞蹈、唱歌都好，那个女低音杨健生唱得太好了，其他几个高音唱得也好，二胡尤其好，两个解说也好，整个都好。我们从小就没有看过这么好的节目。在中国，文艺晚会都是政治宣传。你看那《春晚》，真是让人憋气，越看越生气。神韵这个晚会，要我说是纯粹的中国味，是咱们的中国文化，确实好。
我刚才一边看一边哭，（擦泪），特别是看《升起的莲》和《觉醒》，我觉得这两个节目最感人。我一下就想起我哥哥遇罗克。他就因为写了《出身论》和很多文章被处死。我们很久都不知道他死的真相，我们家人都以为他是在卢沟桥被枪毙的。我哥哥被处死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被监禁。后来听人说，我哥哥被单独拉到一个车里，我们还以为他有可能没死。
70年代中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碰到一个熟人，他是北京市朝阳区医院的内科大夫，姓韩。他说：罗锦，我一直想跟你说件事，但是你不能告诉你父母。我答应了他。他告诉我，在我哥哥死后不久，他在医院内部刊物上看到一个通讯上写着，政治犯遇罗克的眼角膜移植给了一个北京市劳动模范，“劳动模范的视力水平达到0.2，手术成功”。我愣着，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很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遇罗克的眼角膜》，香港的《开放》杂志登在每月首选上了。那时，我还没有想到他的其他器官是不是也会被摘除的问题。后来知道，在中国，活动手术车经常就在刑场旁边等着，人一枪毙，马上就把热乎乎的器官摘下来。我哥哥那时候眼角膜被摘除，还有个名字，现在他们害法轮功是没有名字的，每个人顶多有个号码。
记者：您被关押了几年？
遇罗锦：我被关了3年，就因为日记里的6句话。我写过20本日记，这些日记和我哥哥唯一一本没有烧的日记，还有我母亲的项链，都在北京公安局扣着，他们就是不还给我们。
我知道，在中国坐监是什么滋味。我看节目的时候一直在流泪，特别是表现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监狱里的那个节目真是太好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晚会。我很感动！我觉得，法轮功太好了！人们老说，中国人永远是一盘散沙。可我就想，人家法轮功为什么就能这么团结？！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法轮功的人在钱上看的淡。法轮功不管别人要钱，自己尽量创造财富，而且每个人都不把自己看得太重。不讲利益，不讲报酬。法轮功的人干什么事儿，都是自己掏钱，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今天晚会上的舞蹈就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几个独舞演员跳得特别好，但他们和其他演员穿得一样。跳完独舞的那一段，就退回到群舞中，又融合到群体里去了，和其他人一模一样。他们没有那种都想做大牌的劲儿。 第二个原因，就是“真善忍”。“真善忍”把大家都团结在一起。
晚会里有一个舞蹈节目叫《觉醒》。我觉得，人们不应该不觉醒了，而是都太应该觉醒了。就像高智晟律师说的，“真善忍”你不讲，莫非要“假恶暴”吗？这句话也应该问问中共领事馆的人。
记者：慕尼黑中领馆给筹办这次神韵晚会的德国演出公司施加了很大压力。您也听说了？
遇罗锦：听说了呀！他们太猖狂，就应该到法院去告他们，这样他们就老实了。这是在德国，他们凭什么捣乱呀，简直太猖狂了，而且派的到处都是特务。由于和中国做生意，西方国家太纵容他们，反间谍机构的工作做得太不够。
就因为这些原因，这19年我自己很消沉。为什么？因为，想说一句真话太难了。我出国不是为了找个有钱的人，为了发财，我就是为了出一本不被删改的书。我在中国虽然发了不少文章和小说，但都被砍的乱七八糟的。就像胡平说的一样，他的文字在国内也发不全，也得被砍掉很多，所以他必须留在美国。
可是我到了国外发现中共的黑手伸得很长。我不知道该怎么好。这19年我都很消沉，这是我的错误。我跟别人联系不多，不知道哪个出版商不亲共。所以，我一下就消沉下去了。另一个原因是我最爱我的右派丈夫，我出国时跟他说，我一定把你接出来。结果我做了3次经济担保，他也不来。我觉得我的爱情也完了，我的书也出不来，我难受死了，一下子就消沉了，我的消沉不是像你想像的那样，整天在家哭，那倒不是。我完全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就是种花，养花呀，散步，看电影，我告诉自己，就把过去忘了算了。
我现在过了19年的冬眠期，是因为胡平的一句话救了我。胡平是学富五车的人，他说我在认真地看你的《爱的呼唤》。这本书原来的题目是《一个大童话》，后来改成了《爱的呼唤》。去年我才把书送给胡平和他太太。我觉得我不能再消沉了，要不怎么对得起胡平呀，更对不起我哥哥了。所以今年3月份，我终于把书又改了一遍。现在有人要把我哥哥的故事拍成电影。
我哥哥的那本《出身论》，现在依然有现实性。很多人都说中国经济在“变好”，可还不是太子党掌权？结果是少数人富起来了，而全国大多数人逐渐变成了边缘人士。这些问题都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记者：很高兴在这里见到您，希望您的书早日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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