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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8日讯】 10年前，我正在北方一个很大的城市里上学。11月的某个寒夜，我在草坪边的长椅上闲坐。不远处有一颗烟头一闪一闪，微弱的光照亮了抽烟者的小半个脸。沈闷的草坪，黑硬的树枝，苍茫潮湿的天幕。
突然有人举着收音机跑过，传达柏林墙已在早些时候倒塌的消息。
在地球上万里之遥的欧洲，东柏林人在狂欢，西柏林人冲着东柏林人猛洒香槟。
柏林墙大名叫“反法西斯防卫墙”，横穿柏林市区，沿墙修建了几百座观察所和碉堡，修筑此墙的东德当局下令，擅自翻越者可就地格杀。1989年11月9日，东德新上任的领导人克伦茨宣布开放通往西柏林的边界，成千上万的东柏林人随即涌向柏林墙，接着，在哨兵的默许下，有人开始翻墙、砸墙、推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夜晚。柏林墙下出现的人海，事前没有领导安排，没有电视动员，没有班组会议，完全是自发的。东德人用双脚对史达林模式投了反对票。
当时，在东德尚部署着苏军的精锐部队，东德情报部门向戈巴契夫通报了柏林墙边的情况并建议出动坦克。戈巴契夫相信，人们只是想拆除柏林墙，并不是要进攻苏军基地。因此他下令按兵不动。
10年前我正在读一本国内新出版的书，阿·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它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主流读物之一。1988年我们读戈巴契夫的《改革与新思维》，1989年我们收听柏林墙倒塌的消息，1991年我们评论海湾战争给战争带来的革命，1992年我们听南巡讲话传达，从那以后我们大多走出校园加入到庸常的人生以及晃晃悠悠的社会进程中。
然而阿尔巴特街至今依然时时在脑海中闪现、横亘。
在史达林模式影响和控制下的这里或那里的“阿尔巴特街”，自负地声称能够为全体人民服务，却在内部孳生了一个特权官僚阶级，他们控制本已短缺的生活资料，也控制民众的大脑，成为民众须仰视方可得见的人物。在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旗帜下，某一部分人掌握了全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全社会财富通过配额票证、工作证（上面标有级别）和主管官僚签字来分配。设计这套制度，本意或许是为了平等，结果造成了建制化的特权、贪污、腐化、受贿、勒索、以权谋私，还有，更具危险性的后果是：造成了社会发展的停滞和人心的丧失。
这种体制的恶行既体现在肉体迫害，更体现在精神迫害。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被秘密警察的手掌碾压，他们涉世未深就有同龄朋友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他们中一些人人格发生畸变成了告密者。人人自危，精神萎缩，这种病症接着又遗传到下一代。
焦虑地等待和绝望地承担……。
人心各不相同，但源自始祖的自由奔放天性是人之共有的，开动国家宣传机器把人心禁锢起来的做法，和依靠秘密警察所构筑的忠诚，尽管有时看起来很有效，但它们与人之心性相悖，终究不能持久。终于，人民开始骚动，掌权者血压升高，不过只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做了短暂而无效的抵抗，其他东欧国家基本上未经战火，就实现了历史性的剧变。
支援推倒柏林墙的戈巴契夫说：“我们产生改革的思想，不仅是受实用的利益和想法的影响，而且是出于良心不安的召唤。”1989年10月7日，戈巴契夫到东德访问，敦促东德领导人支援人民的愿望，他提醒昂纳克说：“谁迟到了，生活就惩罚谁。”一个月之后，柏林墙就成了一地碎砖。昂纳克逃到莫斯科，东道国没有收留、庇护他的意思，他只好又躲进智利驻莫斯科的使馆（皮诺切特愿意收留他！），最后，被引渡回德国受审，罪名包括杀害试图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
柏林墙自被推倒至今，10年过去了，世事无常，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垮台之后，另一个阵营中的布莱尔、若斯潘、施罗德和以色列总理巴拉克等等，却在柏林墙倒塌10周年前夕以“社会主义领袖”的身份出席了“社会党国际”的每3年一次的年会，讨论如何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这个“国际”包括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持类似信仰的政党组织。
冷战时期的异见英雄，现在已经没多少人会听他们的意见了。索尔仁尼琴因“考证”肖洛霍夫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而成为闹剧式人物。
那条曾经印证着萨沙、马克西姆、瓦莉娅……的童年和青春以及30年代大清洗的阿尔巴特街，那条沉重、萧瑟的有普希金故居的阿尔巴特街，如今充斥着西方速食、勋章收购者、看相算命者和卖彩票的人。在东欧国家，许多人在旧体制结束之后很难找到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技能只与旧体制相关。剧变之后苏东地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社会更显混乱……。这些其实都是旧体制长期作恶所预伏的孽债。
还有更令人厌恶和恐惧的一幕，在一部反映冷战时代的电影的结尾，在迎接自由来临的全民狂欢中，几个身着便衣的秘密警察也举着小旗混在人群里，他们曾经非常阴险冷酷的脸显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他们眼中甚至迸出了一点泪水，仿佛也曾经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与冤狱。这些有罪的人、黑暗的帮凶和其他当年有恶债的人当然不仅仅电影里有，生活中本来就有许多，但问题是，他们现在躲在哪里？他们是不是已经成了改革家、企业家、学者、国务活动家或其他在生活中受尊重的人？
人类是否有过真正的反省？
我回望着那些被烟头照亮的沈闷的脸，那些潮湿幽暗的枝丫与夜晚，那些我们的阿尔巴特街，心中戚戚不安。
在一个全球村社里，我们共用着人类每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和生活中无边的庸常，也常常沉默地袖手，等待着聆听下一个全球性的或历史性的消息。（写于柏林墙倒塌十周年前夕）
──转自《问题与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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