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5日讯】一个人童年经历的事情将直接影响你一生的发展和成年后的思想取向。
就像公安审问我时说的：“别人反对共产党是因为他们自己受到过共产党的“制裁”，或者他们的家人或家族的历史上受到过共产党的“处理”。而你一个出生在老干部家庭的人怎么也反对共产党呢？真是想不通！”
其实，说我“反对”共产党是用词不准确。我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是“厌恶”共产党。那是从童年时候开始的。
1，一段令我想摸也摸不去的记忆
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随着父亲的军队搬迁到了中国内蒙古的白云鄂博。那是一个以著名铁矿为主的西北小城市，虽然比较偏远，但是那所小学校还是建设的不错，一排走廊在内的教室被一圈红砖围墙包围着，教室和走廊里都装有暖气，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是暖暖和和的，记得还有一个供学生喝水用的烧水小锅炉房。在小锅炉房的后面是一个大礼堂，那是专门供学校开大会用的场所。现在想起来有点像前苏联援建的那种房子。
大概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冬天，一天早晨老师通知我们说：“今天不上课了，学校要开批判大会”。
我们按照班级顺序被带到了学校大礼堂。由于我在班级里个子比较矮所以站队和排座位总是在前一二排里，那天按照高矮顺序我就被排在了前排，离主席台很近。所谓主席台就是前面一块空地上放着一排桌子而已，我的座位离那排桌子也就是大约三四米的样子。
记不清是谁宣布“批判大会”开始的了，只记得当时由“造反派的工宣队”主持，他们是派驻学校的常驻代表。主席台上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十分严肃，好像都是怒气冲天的样子。
当宣布把“反革命右派分子”押上来时，大礼堂里一片寂静，就听见从锅炉房方向的走廊传来一阵“咚咚咚”沉闷而急促脚步声，听起来像是有人扛着麻袋之类的重物疾奔过来。我感觉有点害怕，心怦怦的跳。接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身穿黑棉衣黑棉裤的中年人，被两个胳膊上带着红袖标的青年人反拧着胳膊半弓著身子快步的推搡进来，其中的一个人的手里还攥着一个草绳子（就是那种用麦秆编成的草绳子），草绳子在那个被押上来的人的后脑杓上捆了个结，因为他九十度的弓着腰，开始我还以为是捆在他的脖子上。当主持人宣布那个“反革命右派”的名字时，旁边那个押他的人使劲一拽那根草绳子，以便将他的“罪恶”面孔公示给在场的所有人时，我才看清，原来那根草绳子是绑在他的嘴中间的，就像人们戴马嚼子一样紧紧的勒在他的嘴里。虽然只有几秒钟就又被摁下去了，但就是这几秒钟的时间，那人脸上的痛苦表情却留在我脑海里整整的一生，那是一副痛苦到令人恐怖的表情。我多少次的试图努力的想忘掉他，可是怎么也办不到，现在我已经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了，但是每当这个镜头闪现在我脑海中的时候，还是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接下来是一个一个的发言人上台念批判稿，我的脑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就是害怕，心快要从嘴里蹦出来了，那些发言人念的什么我一点也没有听进去。那个“反革命右派”也一直九十度弓着腰，不时的有批判者为了表示自己“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立场”而去搧他的耳光。他头对着的地上已经滴了一片口水和汗水，并且已经有点弓不住了，已经开始前后左右的摇晃了。最后在批判会将要结束的时候，主席台上的“造反派”和主席台下被煽动起来的“愤怒者”，一起围着那个“反革命右派”踢，那个人被踢的倒卧在地上，嗓子里发出凄惨的叫声，尿顺着他穿的黑棉裤的裤管淌到了水泥地上，许多女生都被吓哭了。什么叫“惨无人道”，大概就是这个吧。后来，那个“反革命右派”被拖出去的时候已经昏死过去。
2.一次深深的心灵创伤
在批判大会之后的第二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老师突然在上课之前宣布，在我们学校里发现了“反标”，就是“反动标语”，那时候的人都简称“反标”。老师让同学们检举和提供破案线索，记得我听完老师的通知后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同学，发现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非常紧张。虽然不知道反标内容写的什么，但是每一个同学都毫无怀疑的知道这个将被抓住的人的下场，那就是必死无疑。
第二天早晨，全校的同学都排着队循环的进入那个大礼堂，去看那几个字的笔体，好让熟悉这个笔体的同学检举。
原来写的是“打倒毛主席”，是用白粉笔写在砖墙上的，那几块被写了字的红砖头已经从学校围墙上剔下来了，摆放在大礼堂主席台的桌子上，其中写了“毛”“主”“席”的三块砖放在一起，写“打”“倒”的两块砖放在另一边，因为怕放在一起有些同学会顺嘴念出来，那岂不是借反革命来反革命了。
看完“反标”回到教室后，说公安要来破案，老师和同学都静静地等着，教室里静的可怕。我印象中那时的公安好像穿着军装，还有穿着蓝工作服的工宣队的工人也一起进来了，他们给每个同学发了一张“田字格”的纸，然后让大家写“打倒刘少奇”和“毛主席万岁”两句口号。因为这两句口号里就把“打倒毛主席”这几个字给包括进去了，他们说要拿回去对笔迹。
我坐在前排，田字格纸先发到，我拿着笔，手不停的发抖，心想怎么写这几个字，千万别跟那几个“反标”的字体相同，要是被他们误判是你了，那就是“现行反革命”，在那个年代“现行反革命”要被枪毙的，而且是立即执行，谁也救不了你！
每一个同学都是非常的害怕，我听到后面有同学在哭。那种恐惧不是现在你能从看几部鬼片中体会到的，那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述的。那种恐惧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它会伴随你一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别的事情你都记忆模糊了，就是那张“田字格”纸和那几个“打倒毛主席”的粉笔字字体你永远不会模糊，以至于我后来一看见田字格的纸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我们每天都写作业、交作业，要是真想查笔迹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他们用这种恐吓的方法就是为了压制反抗行为，以便加强他们的暴力统治而已。可是，这种方法对我们年幼心灵的迫害和创伤，是一种终生都难以康复的痛苦。
3，一个恐惧一生的镜头
由于“反标”的案子一直没有破，因此我们学校就成了“抓阶级斗争”的重点目标了。几个月后，有一个全市的公审大会，在市区的一个大露天体育场举行。我们依然是排着队去参加，因为离主席台远，被审判的人根本就看不清，但是他们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名字上被打了红叉的大牌子，后脖颈子上还插着一块长牌子，写着“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叛徒”“特务”“地主”“汉奸”之类的。大会开了很长时间，宣判死刑之后有一个“现行反革命”被立即执行。执行场地离公审大会的场地不远。那个年代像这样偏远的小城市，人口很少，城市居民也是稀稀拉拉地分布在各自单位周边。
行刑后我们学校被安排参观，我们跟着一些其他的企事业单位后面，走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到了行刑现场，快接近死刑犯的尸体时出现了拥挤，因为有一些自己来看热闹的人阻挡在那里，当我随着学生的队伍被推推搡搡的到达尸体跟前时，一个从未有过的呕吐感一下子就涌上来。我仅仅看了一眼就再也不敢看了。
那人被五花大绑跪卧在地上，子弹是从后脑杓打进去的，用的是“炸子”。什么是“炸子”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所以后来听说“六四”的时候，北京禁严部队对北京市民使用了“炸子”，我就知道那是什么后果。那人的头整个的被炸开了，虽然后脑杓上只有一个抢眼，但脸被炸开后分为两半，左眼半扇在左耳的左边平铺着，右眼半扇在右耳的右边平铺着，而且眼睛都是睁着的。虽然皮还连着，但是白白的脑浆搀着血液已经喷在后脑的正前方。用“恐怖和恶心”来形容不知是否准确。
那时，我们还是十一二岁的孩子，为了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强行的让我们去看这种恐怖的场面，对我们年幼的心理成长会有什么影响，谁会知道？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回来的路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不停的呕吐或不停地吐吐沫，吐啊吐，使劲的吐，好像那些脑浆就在他们嘴里似的。
那之后的好几天我几乎什么也吃不下去，并开始厌倦学校。逃课，回家挨打；再逃课，再挨打。和一些同学偷着抽烟，砸学校的门窗玻璃，憎恨学校，憎恨老师。
等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不怪学校，也不怪那些老师，是我们天天“早请示晚汇报”中念叨的“最最伟大、最最光荣、最最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罪孽。
丁志国
2010/6/12写于洛杉矶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