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3月19日讯】夸父追日、后羿射日、金银城、珍珠港……这些上古神话和民间故事如今已化作活生生的现实。
这是一个野蛮的疯狂的原始资本积累的时代。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华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无数百万、千万、万万富翁。
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普遍关心的是盈利赚钱和消费娱乐。对于贫富悬殊的指责，他们会报以“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有能耐你也发财”的反讥。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政客、自私自利的知识精英与经济精英们合谋，共同编织的意识形态迷雾。
一夜暴富的背后常有腐败的权力寻租作背景。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渡金时代》揭示了“每个穷光蛋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的无限机会”的虚无缥缈。
社会资源、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人人都发财暴富，只能是黄粱美梦。“国家让谁富谁就富”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在所有制转型期间，原来的国有集体厂矿厂长经理们利用手中掌握的便利条件，贷款出资买下企业，靠着产品涨价，“经营有方”等因素，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何清莲所说：“在起点与过程都不公正的社会，可以到批条或与特权阶层有瓜葛的人，其致富的能量远非普通公众可以相比。”
投机者一夜暴富之后要干什么？洋楼别墅、高级轿车之后就要“扶贫”了，对象是有些姿色的小家碧玉，条件是要有牺牲精神，敢于充当二奶三太、四姨五妾。
在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真正靠知识致富者能有几人？专利发明者十有九贫，专业技术人员改行买肉擦皮鞋的报导屡见不鲜。每年有多少学子因学费而辍学？那些大款们又救助了多少？
一个容忍甚至纵然投机的社会必然是病态的不健康的。
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是很难持续发展的。
财富分配的不公正，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现拜金崇富、法轮末日、卖淫嫖娼、道德沦丧、卖官粥爵、贿赂公行、巧取豪夺、纸醉金迷、一掷千金、灵魂的掳俘、功利的泛滥、自我的迷失、弃仁丢义、骗亲诓友……种种现象的产生就不足为奇。
“成功人士”引领强势文化，女性身体的战斗制造着时代的时尚，时尚推动着女性身体的战斗：美容院、健身房、桑拿浴、按摩室是身体的战场，瘦身、纹眉、双眼皮、隆乳、整容直至变性，这是战斗的硕果。一条直线的猫步、三千宠爱的选美、旋转木马般的偶像、源源不断的绯闻、夸张的床上运动、下半身写作、网上裸体照片。战斗的身体渗入到生活的所有角落，女性用身体独白，男性用下半身狂欢。
轰轰烈烈的“献身”运动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全面展开。一些漂亮女生，直接“献身”大款；某些男大学生，哭着叫着要委身于那些与自己母亲年龄相彷的富婆；更有19岁女大学生为40岁的富商完成生子重任而得到50万元酬金；还有昆明女球迷酝酿的“规模空前、动作大胆”的“皇马美眉助威计划”。“社会进步，人性自由”已超出了道德人性的底线。
贫富悬殊及其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势必危机到国家政权的现实合法性基础。
穷人不好过日子，富人日子也不好过。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那些富豪们来路的不光彩。
少部分人享受改革成功，大多数人承担改革的代价，这样的改革本身就需要改革。
拥有90万美元的人想再增加10万美元而凑成百万富翁，每天挣2美元的工人同样有权力要求每天提薪10美分。（塞缪尔•冈帕斯）艰苦奋斗是穷人的天职，勤俭节约则是富人的责任。
“政府是为了或者应当是为了人民、国家或社会的共同利益、保障和安全而设立的，最好的政府是能够提供最大幸福和安全的政府。”（《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只维护少数富豪幸福和安全的政府肯定不是好政府。
体制创新也许比主义之分更具有现实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体制的不断完善，使被马克思判处死刑的资本主义“死灰复燃”，也是由于体制的僵化，使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土崩瓦解。
卡耐基在《论财富》中为美国政府如何处理富人巨额财富提出良策：“让那些富人为同胞大众的长远福利奔走操劳，出钱出力，使大家都能从中获得长久利益，同时也使自己变得高尚。”可以说，这就是美国社会能够得以长期稳定发展的秘诀之一。
在当今的美国，最有钱的人则是捐款最多的人。2003年，美国慈善捐款超过2300亿美元，为联邦预算的1/3。全球首富、微软主席比尔•盖茨夫妇过去4年共捐款256亿美元，占其460亿美元家产的一半。而中国的情况却大为逊色：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中国有1000多家公益慈善机构，而10年来总共得到近100亿元的捐献。
“红死病”的肆虐夺去了一半国民的生命。聪敏英明的普罗斯派勒（prosperous,繁荣的、兴旺的、成功的）公爵领着一千名壮士和快活的骑士及高雅的贵妇们退隐到一座城堡般的修道院中躲避起来。在他们奢侈逸乐、醉生梦死的时候，可怕的红死魔悄然入侵化装舞会。美国作家爱伦坡在小说《红死魔的面具》中，以寓言的形式昭示：少数脱离劳苦大众的权贵阶层制造的繁荣表象不啻昙花一现的海市蜃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