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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7日讯】2002年6月15日至16日,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位教育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具体而深入，取得了多项共识。
毋庸置疑，中国的制度转型，中国之纳入世界文明体系，说到底，是为了人，同时，也依赖于人，依赖于人的素质。而人的素质，与教育息息相关。
中国大陆最近二十余年的经济起飞，常被人们拿来同三十年前的亚洲”四小龙”的起飞作类比。但是，中国大陆与三十年前的”四小龙”相较，有两点最大的不同，其一，是中国仍没有正式卸下意识形态的历史包袱，而四小龙并不存在该问题，这在私有产权保障的问题上至为明显。其二，四小龙高度重视教育，教育的投入及普及率都很高，而中国大陆近年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但教育却在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10位。二者反差之大，令人触目。
1949年以来至1978年为止，中国教育界一直是狂热理念的”试验田”，朝令夕改，反复折腾。中国的两代年轻人则成为其”试验品”和牺牲品。称教育界是毛主义的”重灾区”是绝不为过的。毛时代消逝后，教育界虽有部分拨乱反正，但是又迅速陷入了新的困境，这在当前的所谓”教育产业化”运动中，有集中表现。
比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既有与之共同的问题，也有自己特殊的困境。其共同特征在于：
(1) 革命后的政权总是寻求短期收效的政绩，以期迅速收揽人心，稳定政局。而教育，作为”百年树人”事业，不是短期能见效的，因而常被束之高阁。
(2) 在教育领域中，比较而言，大众义务教育又是最不易见效的。牺牲大众教育，集中财力于”精英”教育，也是这些国家的常规。其中，还包括了通过”精英”教育培养统治阶层后裔的政治本能。
但是，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牺牲了成功的普及教育这一稳定因素，因而造成持续性的政治动乱，使权力精英付出了很高的统治成本。并且，经济建设也因缺乏高素质人才而后继乏力。
其次，除了上述第三世界国家的通例外，作为特例，中共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大陆教育的影响恐怕更为严重。
(1) 首先，作为大陆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的农民乌托邦的色彩。他所谓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部分源于其早年受屈辱的经历。这使其对现代教育系统和知识分子有难以掩饰的仇视。
(2) 共产主义教育固有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教合一，党化教育，党国控制的单一办学体制，使中国大陆的教育染上了很深的意识形态色彩。
(3) 封闭社会的愚民主义根性，与国际教育体系的隔绝。
由于上述”通例”和”特例”的叠加，中国大陆的教育事业，在1949年后，偏离了本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轨道，步入了一段非常时期。这一历史性中断，使两代人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导致中国教育上述历史与现状落后的原因何在？中国教育对中国国民素质的影响何在？中国教育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关系？教育制度与中国学潮之关系？教育如何从政权的笼罩下独立出来，成为一块相对独立的净土？中国教育如何与国际教育接轨？这些问题对我们，特别是对教育界有关人士，构成了深刻而长远的挑战。
中国教育问题对我们的挑战之难度还在于，如笔者在会议开幕式中特别提到的：我本人，以及在座的大多数学者，都是中共教育制度的产品—精神产品和身体产品。（We are all “Made in China”）. 但今天，由该教育的产品反过来审视研讨该教育制度，其根本性的困境是可以想像的。有鉴于此，”恢复记忆，自我反省，自我反思，自我审判”就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既是我们的优势，同时也是巨大的困局和至深的精神审判。
好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也并非白纸一张，毫无传承可言。事实上，有口皆碑的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四大导师时期的清华、乃至抗战时期流亡汇成的西南联大，就是在普遍灰暗弥漫的背景下的少见的夺目亮点，它们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的典范。借助这些典范做参照系，将导致我们对中国教育的深入理解，将可能对看清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有可能导引我们走出困局，使教育事业成为中国制度转型的根本推动力，从而促使中国人的精神与物质的基本生存方式的升华。
当代的新挑战在于，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类知识的传播方式，存储方式，接受方式，已经而且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迁。知识扩张的速度，知识总量的”大爆炸”，是以往人类无法想像的。甚至在同一代人之间也已经出现了过去意义上的”代沟”。因此，几个世纪以来行之有效的学校教育制度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在这一人类教育普遍危机的背景下，寻找出路，洞烛机先，其意义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高估的。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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