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强:全面围剿“毒鼠强”的背后

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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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19日】早在一九八四年国家十四个部委就联合下发过全面围剿“毒鼠强”的文件。从今年七月份开始,一场全面围剿“毒鼠强”的斗争在各地再次展开。这次行动由农业部、公安部等九个部委联署发文,措辞愈发严厉,申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和使用、持有“毒鼠强”。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在一份意见中规定违禁者最高可叛处死刑。九月份,湖北省共没收数吨“毒鼠强”集中送进该省最大的水泥厂——华新水泥厂——炉窑中焚毁,CCTV播放了一些有禁不止的工厂主被刑事拘留,新华社也发表新闻分析——“为什么毒鼠强非禁止不可?”强大的专政机器和宣教工具对小小的“毒鼠强”大动干戈,查禁力度提高到了和武器、毒品相似的高度,这让许多人疑惑不解。

老鼠是毛泽东钦定的“四害”之一,中国农村鼠患之严重也是人所皆知的事实,每年给农民造成的直接损失不下百亿元。“毒鼠强”自一九四九年由美国研制成功以来,一直是各国除鼠的主要药品,中国目前年产“毒鼠强”只有数百吨。现在当局对“毒鼠强”必欲除之而后快主要是基于近年来投毒、误食中毒事件直线上升。仅今年以来就发生了四川柳林地区八十四人中毒,广西乐昌二十人中毒、五人死亡,广东湛江两名儿童死亡等恶性案件。在湖北的一份地方小报《东楚晚报》上,当地农村用“毒鼠强”杀人的案件也时见报端。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毒控制中心统计,全国中毒事件中因“毒鼠强”所致的占到百分之二十二,其中很大部分是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刑事案件。这类案件的发生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社会贫困、物欲横流和干群关系紧张有着密切联系。

当今农村由于地方政府、地方猾吏的“圈地运动”和横征暴敛已是天怒人怨;两极分化使得社会不公、物质崇拜恶性膨胀;道德素养的普遍下滑使得广大农村的淳厚民风消失殆尽,治安问题日益凸显。现在农村存在着谁家在县乡镇村里有人谁家就有理,哪个宗族大哪家就理直气壮,谁家的儿子多谁的底气厚,谁有钱谁就腰板硬的现像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干部中存在的贪赃枉法和粗暴作风使得乡民对人民公仆失去起码的信任,“三个代表”在农村更多的是流于传唱而不是落实在工作中。由于司法诉讼的不公、拖遝、费用、执行难、取证难迫使一些乡民放弃解决纷争的正确途径,加上村霸豪绅的横行乡里及有关部门的冷漠迫使哀告无门的农民作出种种反抗。于是针对乡村干部、村霸乡绅、情敌以及无辜儿童的陷害和报复成为一些人获得心理平衡的最后选择,这可能是“毒鼠强”杀人案件不断增多的重要诱因。

中国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广大农村的稳定。保持农村稳定首先需要成立独立自主的农会组织,建立一个良好的自治环境,这就要某个组织彻底放弃对农村自治选举的操纵,还政于民,让农民选择自己的领路人。其次还需要一个真正体现农民意愿的土地政策,让农民享有土地的完全权利,杜绝收没土地及新“圈地”现象的发生。整顿农村吏治、轻徭薄赋、改善民生、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也是保持农村稳定必不可少的前提。取消工人阶级政党在农村的专政,消灭阶级歧视,还农民以公民地位和国民待遇则是保持农村长治久安最彻底、最根本的途径。这是文明政治和国际惯例的通行作法。仅靠收走“毒鼠强”,减少陷害和报复案件来追求稳定只是舍本逐末的短期行为,治标而不治本。如果只解决表面问题,没有了“毒鼠强”,难道就没有“毒蛇强”、“毒犬强”,没有锄头、铁镐、铁掀了吗?我一点也不怀疑全面围剿“毒鼠强”的短期的积极意义,但我更希望看到一个全面、彻底解决农村问题的政策出台。

中国农村积弊已深,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强有力的专政机器下掩盖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农民需要再次得到解放。中国农民需要一个相对公正公平、相对宽松的生产生活环境,他们需要得到制度和整个社会的尊重。农村是特权利益阶层的“龙兴之地”,是最广泛和最牢固的“同盟军”,如果决策部门漠视农民利益,只停于对现行制度的修修补补,保持农村稳定将是长期困扰当局的大问题。元朝的蒙古统治者曾禁止民间拥有一切兵器,甚至规定两家共用一把上锁的菜刀,也未能阻止住“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翻”,今天的全面围剿“毒鼠强”庶几近之。当今治国者,当以史为戒。

(9/19/2003 4:39)

──原载《新世纪》 www.ncn.org(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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