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6日讯】社会矛盾日积月累
江泽民执政的十三年，滋生了腐败的温床，给少数人靠控制权力和资源发了财，结果诞生了更多的弱势群体。十几年来弱势群体的不断增加，给中国大陆社会今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从城市到农村，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农民忍气吞声，满身怨气，这一庞大的群体，对中国未来构成了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仅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罢工、抗议、闹事的事件，此起彼伏。
社会矛盾在江泽民时代日积月累，就像人的血液不畅通，只停留在表皮治疗，结果是治标不治本，肉体组织溃烂变质，身体里的各个机能失调，造成了无法治愈的瘾疾顽症。
压在农民头上的苛税猛于虎
朱镕基任期快结束时，感慨地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的总结，而制造“三农”问题的罪魁祸首是江泽民，朱镕基也脱不了“帮凶”的干系。
首先，是没有制约、缺少透明度的政策给地方官员以可乘之隙，农民负担越加越重。江泽民执政的当初，农村的税费由八十年代的七八种逐渐增加到三十多种，有些地区达五十项之多。在各种压力下，村官只有在农民身上出气，在农民身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
到二十世纪末期，各种捆绑式税费强加于农民头上，每亩田一年收入不到八百元人民币，农药种子要开支四五百元，但是苛捐杂税就是三四百元，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最后还入不敷出。由于负担过重，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严重受到挫伤，很多农民放弃种田远走他乡打工谋生。一时间，在江浙及江南一带，成片成片的良田荒芜了。
三十几种税费，几乎都是摊派型。县一级政府组织将税费任务连年递增，一级一级组织进行摊派，最后按田亩、按人头摊派到农民的头上。除农业税及“三提五统”外，农林特产税、世界银行还贷款、基本水费集资等十多种税费都是按田亩摊派，屠宰税、血防灭螺、乡村公路集资等十多种税费基本上都是按人头摊派，庞大的地方官僚体制像蝗虫一样凶猛，靠吃税费的机构及人员不断膨胀。农村的经管站、财管站在公、检、法的配合下，长年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农民身上抽筋剥皮的收税工作。在农民家里牵猪赶羊、夺粮抢钱的事例屡见不鲜，交不出税费，动辄就关人打人，一些村子鸡犬不宁，一些农民只差卖儿卖女。
被透支的村级财政
胡温当政后，首先解决的是“三农”问题。农民的负担由原来的每亩田三四百元减少到现在的二十多元人民币，减少了近二十倍，农民繁重的负担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历史遗留下的村级财政组织的债务。现在，全国有五百多万个行政自然村，村村都有历史遗留下的债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村级组织负债达五万亿以上。钜额债务像是悬挂在地方政府头顶上的烈性炸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中新社《新闻周刊》第22期刊载的《两千亿债务“围困”中国乡镇》一文，全面披露了中国乡镇一级政府存在的严重债务负担问题。二千亿元负债，这只是乡镇一级组织的一个保守数位！浙江省丽水地区审计部门对其一百九十四个乡镇赤字情况进行审计时，惊讶地发现：赤字的乡镇多达一百六十一个，每个乡镇最少三五百万元人民币，最高达千万元人民币的赤字。浙江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是经济发达省份，一些西部不发达地区的乡镇情况还要糟！而这些还不包括村级财政组织的债务。
庞大的官员体制张着血盆大口贪婪的在农民身上榨取钱财才能维持下去，所以，乡镇一级就拼命地对村官施压，不完成任务不仅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而且乌纱帽不保；对支部书记、村长强行办学习班、写保证书限令时间交钱来。在巨大的压力下，村官们只有借贷，一是以高息哄骗本村有钱的大户借贷，有的村官甚至不远千里前往本村在外地做生意的村民借贷；二是变卖固定资产、本地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三是找信用社借贷，完成税费任务。
地方官员有钱花、有奖金发了，吃喝嫖赌、游山玩水、贪污受贿、跑官买官都有报销的费用了，但挖肉补疮的后遗症也留下：村级组织到哪里找钱填补借贷的窟窿？二OO三年底，温家宝下令对村级财政进行清理，发现村级财政不仅欠下了银行、信用社高达四千个亿的呆账、死账，而且欠下了农民个人高达三千个亿的借贷资金。面对每个村都存在的债务无能为力，最后采用了一个瞒天过侮的办法──过去的债务都上交乡镇财政，现在不作处理，旧债不提。但是，“旧债不提”却坑苦了一些借钱的农民。一些借钱的农民找村官、乡镇官员，却要不回属于自己的一分钱。江泽民时代养育的官员们早己吃肥了，长“壮”后开溜，村级组织的财政“透支” 了。
倾斜的义务与权利
不难否认，江泽民时代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一切都似乎“有章可循”。每个部门、每个执法机关的大门口都张贴着“执法程式”和办事依据，然而，这些法律法规都转换成一种特权，进而转换为摇钱树，操作机关都将法律法规当鸡毛令箭。最终，中国的“法”只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
十多年来，中国打造出一个权利与义务不相等的法律体系，在庞大的管理部门中，每个职能部门都相继出台了法律法规，而这些部门，都是以服务为幌子，收费、罚款才是目的。头戴国徽大沿帽的“执法人员”满街都是。个体生产经营者，还没开业就要办近十个证照，不管盈没盈利，就有税务、工商、城建、环保、卫生防疫、质量监督等数十多家“执法机关”前去收税、收费、罚款，但是，当民众尽了义务，却不能享受到应该享受的权利，门外修水沟要“集资”，小孩读书要“集资”，甚至于家财被盗，还要向公安部门上交“办案费”。
尽管在胡温上台后，国务院近三十个部门修订或废止了不平等的法律、法规一千一百多件，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到现在为止，公民的政治权利与其他权利无从得到体现。
极度膨胀的官僚队伍
江泽民体制一面对农民、工人及工商业户掠夺性征收苛捐杂税，一面是日益膨胀的官僚体制。机构巧立名目增设，官帽泛滥成灾，卖官鬻爵成风，提拔重用的不是贪官就是庸官。
官场上最流行的是跑官要官，县以上的党委机关被民间誉为“官帽批发市场”。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县以上的党政机关里，毛泽东时代一正二副的格局全面打破，仅从县一级政府组织来说，有些县多达十个以上的副县长，县委正副书记也不少于七八人，在中原有些地区，副县长增加到十五个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个乡镇，正副乡（镇）长、正副书记均达到二十个以上。官员增加了，司机、小车及各项开支自然也跟着增加，很多县市，全年的财政收入发人头费的工资都不够。
庞大的官僚体制里，除了少数是大学分配进来的外，大多数都是强权要人的亲戚朋友、七姑八姨。增加了那么多的机构，现在胡温要精简机构人员，能叫哪个上哪个下？虎踞龙盘的官场里早已形成强大的势力，一个个张牙舞爪，如果侵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不是撕得粉碎，就是头破血流。胡温体制要进行改革，难啊！
更加衰落的社会道德
毛泽东时代，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残酷的斗争哲学和革命迷信，竭力鼓吹和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通过愚弄的本质污染了人民贫乏的精神世界。到了邓小平时代，觉醒了的中国人对毛的斗争哲学和革命迷信已普遍厌恶。邓小平靠毛泽东的余威，维持了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江泽民时代再没有可以控制民众的政治资源，于是抛出了“三个代表”企图挽救局面。但是，日益衰败的社会道德与僵化的意识形态已是南辕北辙，“三个代表”理论黔驴技穷。由于官员们的角色意识以及由角色期待而生的自我约束丧失殆尽，进而使民间的道德体系日渐衰退。
民众清楚地看到，一个个贪官被上一级组织授予先进个人、“先进党员”的荣誉，一批批腐败分子得到重用。“当官”才有特权，官当的越大，贪的越多，捞取好处越多，官员的为政不“正”，是民间道德观念滑坡的直接原因。民众产生出无是非感、无耻辱感的道德观念。在生意场上，没有人敢寄希望于贸易伙伴的诚信和守诺，大财团也好，个体经营者也好，违约率之高堪称世界之最。“金钱万能”成为从官场到民众的唯一信条。全社会坑、蒙、拐、骗成风，制假贩假成为时尚，偌大一个中国，道德丧失殆尽。
在社会道德体系日益衰落、“以法治国”日益失效的情形下，江泽民又异想天开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构想，连同他的“三个代表”，这构想将永远成为历史的笑柄。无数事例证明，江泽民留给胡温的中国，是一个百病缠身、瘤疾难愈的中国，社会矛盾在江泽民时代日积月累，就像人体里的各个机能失调，造成了无法治愈的病疾顽症。如果胡温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围绕一党专制的老路走下去，中国面临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死路。
源自《动向》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