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0日讯】 在中共建政后的历史上，逢“6”的年头多半很不平静，是历史的转捩点。例如，1986年是文革后所谓思想解放最活跃的一年，但随后就导致了反自由化和胡耀邦的辞职；1976年是中共三巨头去世，“四人帮”被逮捕，文革结束；1966年是文革爆发，中国陷入大动乱。而在此之前，1956年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尤其在思想文化和知识份子问题上，而且也是经历了一个大转折。
从1949年到1956年，中共发起了一系列运动，如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风小集团和院校调整等等，这些政治运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知识份子，从1949年以前过来的知识份子又首当其冲。经历了这些运动过后，文化领域和校园里一派肃杀之气。
然而，到了1956年，政治气氛却完全一变。那年，中共宣称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中国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共却没有进一步强化兴无灭资的思想改造和对知识份子的控制，而是进入了一个在毛泽东统治下最为宽松的时期。在那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份子的报告》，宣布在中共政权下，知识份子的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中共建政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已经达到目的。这次会议还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强调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似乎政治问题已经不再是知识份子问题的重点。
那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五月份，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根据这个方针写了长篇文章，发表在6月份的《人民日报》上，提倡独立思考，自由讨论，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反响。为了贯彻这个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立刻组织了两场讨论，一场是在文科，有关美学问题；另一场是在理科，有关遗传学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过去被批判的人可以出来为自己辩护，让不同观点进行交锋。在这两场讨论的引导下，知识份子和文化界人士纷纷发表看法，涉及到思想文化领域的很多问题。
不但如此，在同一年，中共大幅度提高知识份子的物质待遇。当时一级教授工资定为360元，和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工资相差无几，副教授的工资有的高达200多元，大学最低级别的助教在上海地区是65元，讲师最低是92元，和很多中共县团级干部的工资相当。当时一个大学生每月伙食标准是12元五角，而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等几乎不需要花费多少，因此这样的工资待遇是在生活水准普遍低下的中国造就了一个衣食无虞的知识份子阶层，在收入上和中上层干部相比毫不逊色。因此，可以说在工资待遇上中共已经把知识份子吸收进了体制。
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使在今天，很多老知识份子回忆起来，都认为1956年是他们心情最舒畅的时候。那麽，为什么1956年会如此宽松呢？
首先，这是因为1953年史达林死后，苏联在政治和文化上有解冻的倾向，对其他共产党国家产生了影响。为了和苏联在国际共运中争夺龙头老大的地位，毛泽东要显示自己统治的成功和气度，要显示他和史达林不一样，并不需要把思想和文化领域弄得很紧张。其次，这是因为经历了一系列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确实对自己统治的稳固有相当的自信，认为知识份子已经归顺，历史上汉唐盛世的“百家争鸣”就在眼前。
然而，这个宽松的时期不但短暂，而且后来为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作了铺垫。1956年底的匈牙利事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独立知识份子反对一党专制的斗争使得毛和中共警觉起来，而中国独立知识份子在1957年春天发出的声音则迫使他们重新估量建政以来对知识份子改造的成果，从而推经了在1956 年初作出的所谓知识份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评价，在1957年春夏之交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向知识份子反攻倒算，把上百万知识份子打成右派，中国的政治局面从此日益转向严酷，知识份子的处境日益艰难。
回顾1956年，从中可以得出的唯一的历史教训是：由统治者恩赐的自由，无论听上去是多么诚恳，无论声势造得多大，无论让人感觉多么令人鼓舞，都是可以随时收紧甚至取消的。真正的言论自由和对统治者的舆论监督，只有在整个社会自觉的争取和奋斗下才能建立和巩固。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