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增：新年话说共产党(四)

【大纪元2月5日讯】在前边的三篇《新年话说共产党》中，主要是中共在中国现代史中，编造历史，诬陷我们的民族英雄蒋介石所以我才为誓死坚持抗日卫国战争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先生翻案，并评功立碑；其实并没有祥细地解剖共产党；在这一篇里，还是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共产党的实质吧。

一,关于中国现代、与近代史的分界：

在谈中共的出生问题时，我想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中国现代史开端于何年？

１,大陆中共的历史教科书,把中国的现代史定为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而不是辛亥革命的1911年其理由是：在那一场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运动中，第一次有中国的“无产阶级”——城市工人参加；于是这就说明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工人阶级是上无片瓦、手无寸金的地地道道城市贫民阶层，他们为了生活要尊守工厂的时间和纪律；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因此他们也就最容易产生革命的要求。

首先我说：做为一个阶级来划分中国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是别有用心的。在1949年以前，中国主要是以占90%的农民构成的农业社会所组成的国家；而城市里的工人，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进城找生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或者说是一部分破产的农民；这同当前的农民工是一个性质的，没有任何区别。而有一大部分工人，为了使生活更为富余一些，则在农闲时到附近的城市打工,农忙时回乡务农；这在今天叫做季节工，而当时普遍称呼为短工，或者叫做临时工。他们同一直在农村生活的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割裂不断的联系。其实，岂止农民，就连当时的资本家，当他在外面发了财后，也绝大多数会回老家盖巨宅，修庄园；这样的豪宅大院，在中国的安徽、浙江、江苏等等省份，可谓是到处都有。这就是中国人的恋土情节。

但共产党的所谓阶级的划分，其目的是要制造阶层的对立，煽动仇恨以从中寻找它们的代理人或想造反者，趁乱抢劫政权，以及夺权后的稳固政权。这才是共产党划分阶级的根本目的所在。

（以上黑字的内容，是我学习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的《谁是新中国》演讲后，所得出的心得体会、如果说我对中国现代史学习有成果的话,这就是我在观看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演讲后，自己得出来的一个论证。因为我还没有发现有一位历史学者如此批判过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的！）。

那么,“五‧四”运动又是什么事件引爆的呢？

学过中国近、现代史的人们都知道：自中华民国诞生后，中国并没有完全真正的统一；当时的中华大地，同时还处于各国列强的瓜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军阀林立并拥兵自重。尤其是袁世凯骗居总统后，废除共和自立为帝，虽然只有八十三天，但是对于妄图复辟的北方封建势力，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当初正是为了实现共和，孙中山先生把总统的权仗，让给了袁世铠，结果民国大权就落在了清末的北洋军阀的手中。他们为了自己的即得利益，暗中与日本签定了卖国的《二十一条》，又在巴黎和会上，企图签定新的卖国条约；这是引发“五‧四”运动的根本原因所在。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作为协约国参战的中国，（当年确有不少在法国工作的中国工人参与了保卫法兰西的战斗），北京政府为了换取列强的支持,也确实派遣了工兵和救护队；因此是同样属于战胜国的代表国,然而，在协约国于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时，英、美、法在没有通知中国代表团的情况下，却把德国在中国山东青岛侵占的权力拱手转让给了日本。当电报第二天传到全国后，立刻在北京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于是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导的群众运动便爆发了。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愤怒的学生在市民和工人群众的支持下，放火焚烧了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并对窃居中华民国总统大权的北京政府的提出严正抗议。从此，便引发了“五‧四”运动。

共产党只所以如此编排历史，说穿了就是为它们以后的劫夺政权，绑架中国制造理论基础。因为，从其建政至今，都在念念有词地表达：“……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也为至今它们篹改历史，愚弄人民进而为抢夺抗日战争(实为抗日卫国战争)的花环，以骗取政权的合法性打下了基础。当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到互联网的新时代，资讯的高速，信息之流通快畅的今天，共产党已经不可能把中国人完全封闭在铁幕之内；于是，人们对于共产党所编造的历史，就必然要问许多为什么！

首先，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并不存在着工人阶级；如果硬要划分，那么在中国的大小城市中,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阶层：(1)有产业者；(2)无产业者。

(1)有产业者：这里包涵了资本家、旅馆业、城市小本经营的手工业者，以及依靠自己祖产出租房屋的经租房主……等等；凡是不依靠出卖体力劳动以赚取生活来源的成年人，都属于有产业者。

(2)无产业者：城市流浪者、流氓无业者、以及工人等等。

其实，仅就工人而言，在当年并没有严格的划分；人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城市工人的来源，基本上是农民；就像今日的农民工一样，只有真正破产了的农民，才来到城市里做工以求生存。要知道当年人们的户口流动是受法律保护的,根本就不受任何限制的。

在历经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的时代里，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着顾工帮佣的情况；农村的管理，基本是依靠家族宗法制；中央政府的管理权只到县级。例如：农村的土地拥有者，可以自由地顾用长工，成年累月的在地主、富农家中干活以换取生活费用；也可以在农忙季节顾用短工，以收割自己无法收割完的粮食及其副产品。而有的农村里的农民，也有在农闲时到城市里来打短工，以挣取一点补帖钱的习惯。

自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人们逐渐发现了船运，就有了大型的集市贸易的出现；既然有了集市，那么依靠集市挣钱生活的现象，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如旅馆业、饭庄业、艚运业等等；尤其是自从中国发明了铁钢的冶炼术后，铁器在军事上的应用，得到了极大的普及；无论是军马，还是普通的家用马匹，都需要换马蹄铁；尤其是军队，更需要大量的兵器，如：大刀长矛等等；于是也就产生了兵器加工业。当然，受到历史的局限，在当时的所有业者，还没有形成大型的现代的工厂，而是比较普遍的作坊罢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工人阶层，并没有形成。

随着朝代的演变，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艚运集中的地方，一些帝制下的政治文化中心（如首都、各行省的都会也发展起来）。直到此时，才逐步有了一些依靠城市为生的人们出现。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有两个家。而最重要的家，即人们常说的老家，就是农村的家。项羽打天下，要回江东立都，结果被刘帮所灭；刘帮坐天下就回沛县去光宗耀祖……。包括蒋介石总统，念念不忘他浙江慈溪，并为日寇飞机炸死他原配夫人毛氏而令其子蒋经国刻下了“以血洗血”，以牢记国耻、家仇！直到他临去世前，都念念不忘要他的后人把他安葬回家乡慈溪！这正是我们民族，以自己农村的故居，为自己祖籍的根本所在。

这种以故乡为自己根之所系的传统观念，一直两千多年来在中国都相安无事，偏偏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硬是用党管一切，一插到底的党支部，把农村的宗法制给彻底消灭了。

只是共产党统治大陆后，它们为了控制人民的需要，才严格地划分出各个阶级,特别是把占中国人口总数90%的农民，死死地圈在了农村；共产党之所以如此做，就是因为它们深知：农民在历代造反时所起的巨大作用，只有限制农民任意流动的自由，才有可能避免内外矛盾加剧时引起的农民暴动！也正缘由于此，才出现现在的农民工问题！它们如此划分的目的，是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拉住大多数，对无辜人民进行整肃。并对人民进行愚民政策的统治的需要。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层，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满清政府的国门被各国列强的尖船利炮打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大臣，提出向列强国家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后，短短的三十年间，才有了依靠学来的科技知识，开办工厂，大兴实业的城市资本家的出现。如浙江的胡雪岩等等；……然而这些人们，也都是有两个或几个以上的家（以妻室计），而农村的老家，就是他们的魂之所牵、根之所系的祖籍地！

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到城市来挣钱混饭的人，也开始大大增加了。这就造就了大批的城市工人阶层；同时，混在这群进城打工者里面的，更有一些农村的流氓无产者、城市的无赖、以及依靠武力欺霸行市的帮会组织。例如：上海的杜月笙、黄金龙等；其实，共产党所在城市依靠的基本力量，也就是这些人群。尤其是帮会组织，他们在下层劳苦工人中，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如：上海的顾炎武,就是青红帮里的头目。它们有着非同一般的号召力，因此对社会破坏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它们并不代表着一个阶级的形成，而只代表了一个利益群体的出现。而这个群体，就是在暗中活动的共产党的地下党中坚份子——顾炎武之流。

它们为了在工人中发展组织，藉以推翻国民政府的合法领导，就利用工人们对各种利益的要求，暗中煽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搅乱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部署，组织非法武装，并在上海发动了武装暴动！结果引爆了国民革命军对它们镇压的“四·一二”惨案。

共产党之所以编造“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它有两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一，否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把辛亥革命指责成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资产阶级革命”；二，为后来它们发展非法武装，以致于最后夺取政权，制造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借口。

因此，共产党指定只有工人阶级加入到“五‧四”运动中，才算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早在一八九七年的七君子“公车上书”时，就有城市无产者参与进去，那时甚至于还有说书、唱大鼓的民间艺人，为七君子做宣传呢！如此划分，岂非是要把中国现代史划分到十九世纪末不成？！

中国的现代历史的开端，只能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因为辛亥革命是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之久的中国封建皇权统治，在亚洲东方建立了第一个由人民公开投票选举的共和制国家！

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要害，是改朝换制，不是改朝换代！是以选票代替砍头，是要实践“五族共和”的公民社会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

2,共产党的要害：是以农民起义军为主体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是打着“马列”旗帜的改朝换代，是不戴皇冠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复辟，并不存在“社会主义新中国”：

首先，中国的工人阶层，除了在共产党的口号中出现过，在实际上却从来也没有成为领导阶级；而农民更在五十七年中，被画地为牢的牢牢地控制在农村；尽管近年来，已经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但是他们绝大多数的户口却仍然被严格地控制在农村。

所以,共产党不仅没有推动历史的前进,反而把中国的历史倒退到封建的、没有其名却有其实的皇权统治朝代。例如：历届总书记的接任，都是由老人帮的指定，而没有公开选举。尤其是毛泽东的当朝，竟然把中国倒退到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的黑暗境地。

同毛泽东皇朝不同是：今天却变成了共产党整个利益集团对人民的专制掠夺！

在整个中国大陆，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毛氏政权更是杀绝百家，独尊马教（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无以数计的敢言之士或打入牢狱、或干脆杀害以吓阻人民的反抗。凡是过来人,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我就不在文中详述了。

其实，共产党只所以把中国现代史推迟到“五‧四”运动上，最根本的原因是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催生了中共；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在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思潮确实也给当时的社会变革者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希望；显然，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画在纸上的、一个永远也实现的大饼；随着“六、四”的坦克、子弹的响声，首先由苏联这个中共的老大哥的垮台，紧接着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也像秋风扫落叶般地寿终正寝了。

自中华民国在１９１２年元旦建立后，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的风雨中，艰难前行,即要北伐扫平军阀叛乱,又要面对列强们时刻可能进一步侵略我国的准备；而中共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中的１９２１年，于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是它就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了。

这就是共产党现世时,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大环境。

二，共产党现世的国际大环境：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

1917年11月7日，在苏联彼得堡以苏联布尔甚维克为领导的苏共，武装攻陷冬宫，推翻了在同年二月成立的俄罗斯联帮政府，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共产专制的政权，自此开始在全球便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共产主义运动。

正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成功，才促成了新闻媒体的膨博发展；民国之初，仅全国的报纸、杂志一夜之间，就发展到五百多家、各种政党、学社八十余个大型团体二十个。

也正是如此，共产主义思想才有可能传进中国。而“五‧四”运动，也正是现代新闻的快速，及时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才制止了北京政府的卖国条约的签定。

早在１９１７年，就有人通过把日本的日文马克思著作，翻译成中文，传进了中国；于是也就有了中国知识份子学习马克思著作的出现。而真正认真研究并付诸行动的，是在１９２０年由北京大学的李大钊、上海的陈独秀发起的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的。

由列宁领导的苏联布尔甚维克（苏共），在推翻二月革命政权后，确实给全世界马克思著作学习者们带来了狂热的喜悦和企图效仿；而列宁也把他的目光，紧紧地盯到了军阀林立的中国。为了把中国也拖入共产主义泥沼，列宁早在１９１９年就向全世界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在１９２０年俄共（布）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同意，向中国派遣了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一行五人到达北京，通过俄籍教授鲍立维介绍，会见了李大钊，讨论了建党问题；又经李介绍，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此时陈正在上海筹建共产党的工作。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同年八月，陈独秀即在上海组党。

从此后，北京、山东、湖南、武汉等地，也先后有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不是七月一日），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现兴业路７６号）秘密召开。当时的到会者是：何叔衡、董必武、毛泽东……及陈公博、周佛海等计十二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此次大会共通过<纲领>十五条；首先规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规定“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消灭阶级差别。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标——消灭阶级。……”。

由以上头两条，我们就不难看出：共产党的出现，绝不可能是辛亥革命党人们的同路人，而恰恰说明了共产党是为了武装夺权政权的颠覆新生国民政府的另一类“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是趁中国之军阀混战之机，行抢夺政权之恶的别具用心的反叛组织。这在以后历史的进程中，共产党的一切行动表现，就全部得到了证实！@

旅日华人王天增

2007、２、４、于东京(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