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日讯】八九年五月中旬连续两天的声援广场学子，我的嗓子嘶哑的说不出话了，再加上那几天气温的骤然变化，我浑身疼痛陷入轻度中暑和伤风感冒的状态。尽管事后戒严令颁布和毛泽东画像被人污损等重大事件，我还是没有能力和欲望亲自再去广场看个究竟。
五月三十号，听说广场要树一尊《民主女神》的雕像，还听官方电台说这是“未经审批的违法建筑”，我揣摩着这个塑像不能保持多久，所以还不等身体完全恢复，便赶紧再次赶赴30公里开外的天安门广场。
在广场我四处搜寻结果根本没有看见传说的塑像，逢人便问传说的《民主女神》雕像在哪，很多人说正在寻找也是来看这个塑像。好不容易询问到略知一二的一个广场大学生，他说也是隐隐约约的相互传说是在广场东侧附近。我重复回转再去东广场，还是只看见类似驻扎在广场的学生简易宿营地，只是多了一点凌乱的脚手架散落周边。到了下午才碌碌续续的感觉是在裁减和安装什么白色的材料，面积不大的框架内到处都是彩旗和稀奇古怪的材料，只有代表各个艺术院校的彩旗和整个广场形成同样的格调气氛，微风吹拂随风摆动，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暇逸联想。
六月二号，我约了几个同学再次赶赴广场，来到人潮如海川流不息的东广场，很不容易的挤到跟前近距离的仔细观看了号称是中国第一的《民主女神》。端详细看很有些失望，尽管没有近距离的看过美国那尊《自由女神》，但在眼前看见的这个《民主女神》不管从那个方面和《自由女神》相比，从心理上的期望还是造型、规格、材质、色彩等，感受出来的气势、味道、 象征和寓意怎么都不能相提并论。当然，既来之则安之，拍几张彩色的照片作为一个事件的留念，还是非常值得和很有意义的。
六月三日一夜枪声，六月四日震撼世界，六月五日的国内电视，我和我的同学们分明看见的是坦克在夜幕中，冲撞并推倒了洁白的《民主女神》塑像，但是以后的画面资料却又不是这样的场景。我们惊呼难道这样的事件还能再来第二次吗？不过因为这个镜头的差异，导致了我们这个成人院校的同学们产生更大的疑问，为什么要变？这个变的后面还有什么更多的文章将会发生？同时，我也因为是少有的几个目击了这个塑像并且还拍摄有《民主女神》照片的证人，所以我的那张《民主女神》的底片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很多同学相互传递并委托转告，期望我给他们加印作为赠送的礼物，带回各地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同事知己。
那个时候有部相机又能拍彩照还是稀罕的人物，我也乐此不疲很高兴的愿意被同学们这么看得起无怨奔波不辞辛劳。结果这张
《民主女神》的底片和精印出来的彩色相片，前后共进相馆三次，先后加洗了120张标准5寸的彩色照片。
毕业后回到单位，很多知道我有摄影爱好的同事都曾问我有没有北京的照片。那个时候谈论六四已成为敏感和恐怖的话题，要说也是悄悄的还要和心眼好、很熟悉的朋友之间小范围的述说。就是如此谨慎小心从事，我还是未能逃脱人性的构陷，最后因为和国营企业党委书记的关系处的非常不好，定性为在单位传播和议论六四事件和传阅六四资料，在僵化保守的国有体系下成为权利斗争的殉葬品。随后我被排斥出储备干部候选梯队资格体系，发配到师局党校成为一个传播虚假理论的精神吹鼓手。
在党校的讲台憋了一肚子怒火和委屈，乘着六四元凶南巡后倡导推行市场经济的开明开放气息，放开胆量我把《民主女神》的照片委托熟人，再赋简短的几个词汇复印了50张，当六四来临前的一个月，用匿名分别寄往国内知名的大专学院二十余所。到了1993年的同一个时期，如出一辙再次向全国十余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投寄复印件，结果还是风平浪静没有丝毫反应。到了1994年，胆量增加到忘乎所以的境地，给英国B B C 广播电台北京办事处也投寄了一份，不但做了署名而且还把个人联系地址也附在复印件上。
1995年3月3日早晨，我高中的同学（我知道他的职业和身份，是我所在师局的政保官员）和三个不认识的年轻人来到工作单位的办公区，其中一个还是本地的少数民族模样的年轻人。我和他们正面偶然相遇（刚开学正在清理办公室卫生），那个高中同学的表情非常尴尬极不自然，身边的三人也有些滞纳的眼神被我瞬间领略。尽管他们在我注目下去了校长办公室，但是敏感的神经告诉我，他们一定是来找我的。
没隔多久，满脸紧张、困惑还有一点惋惜神色的常务校长来到我的跟前，悄悄的和我耳语约我去他的办公室。我跟着他身后掂量着应该怎么应对，也保持了冷静的心理走入他的办公室。其中不认识的又是年龄看起来最大的，和我年龄也差不多的那位刘科长，主动出示了他的工作证介绍了他的工作单位，以及这次来找我的主要原因和他们掌握的与我有关的基本信息资料，期望我能配合更能主动坦诚的进行交流。我当时没有细看他们的证件只是在数次的交往过程以后，知道了他们是地区安全处某科工作人员。
我一向没有那个耐心磨嘴皮，没有几个回合我就采取主动回应的态度，用承认掌握的、转移模糊的、淡化未知的应对原则，如数家珍的交代了自己给新疆大学学生会投寄匿名，还有给英国驻京新闻机构投寄署名信的全部过程。在校领导和师局政保的协商分工后，做出对我监视居住六个月的刑事处理，以及我的出行范围、日常工作，还有这个问题没有做最后处理之前的保密性等等要求提出详细的吩咐。我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和言语性的疑问，欣然接受了他们初步的处理决定。
当夜，我回到家中迅速把《民主女神》的底片和所剩不多的复印件赶紧藏匿起来。果然没有几天他们一行十余人在单位领导的陪伴下，出示了一个搜查证后开始对我的家来了一个底朝天的全盘颠覆。登记核审了地面卫生接收站以及购买发票和购买地点（但是没有查扣没收），其次对我在六四前后所拍的和广场有关的私人照片以及存放照片的影集，出示清单后予以没收，还有80多张彩色底片一同拿走。最后还有把我在学校期间做的课堂笔记、读书摘要小册子等也随意的拿了几本。我刻意索要收藏的《丑陋的中国人》和温元凯先生的《改革思维意识》单行本也幸免于难，在第一次的抄家后就再也不属于我了。估计当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取走的底片里面没有《民主女神》的底片，不经意的只问了一下复印件怎么一张也没有了，是不是我做了隐匿，我说我还没有那么聪明。
随后，不大的学校风言风语，搅得我心神不定一筹莫展。隔了很久他们似乎又突然想起了我，结果来了更多的人蜂拥而入再次来到我的家，翻墙倒柜卸走了我的地面卫星接收站，还有短波收音机。临走还恶狠狠的威胁我，如果不把《民主女神》底片找出来主动上缴，他们会给我安排一个地方逼我说出来这个底片在什么地方。这个期间他们时不时的出现在我的工作地点，甚至有的时候是带一副墨镜和鸭舌帽，好似真的影像中出现的那种特务造型，晃动在我的眼前还有我正在授课的课堂上。
临近放假的七月，他们又一次突然光临我的办公室，客气的交谈了一些人性感情的话题，试探性的问我有什么想法和准备，估计会对我采取什么措施，心理承受和可以接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说还是想到农场去，只要我可以作主再和经济挂钩，那怕承受的竞争压力和政策风险都很大，我也可以接受。我坦诚相告，其实我的性格和能力更喜欢、更适合做企业管理类型的工作。没想到谈完之后他们再次提出要到我的房屋去看看，我毫无戒心的允许他们没有任何手续的走入我的私人天地。又是一番仔细观察和搜查，这次主要是书籍和日记，结果他们如获至宝笑着眼开，把我早已封存在箱内，写了十年的日记也认真地查阅个彻底，十几本日记单单就把88至89年撰写的本子不出手续的就给拿走。
九五年九月九日是教师节，电信搞活动优惠教师的初装费，我省吃俭用节约了1200元安装了党校第一个私人电话。结果电话刚刚接通消息灵通的安全人员就来了，装模作样的问了我的电话号码和申请安装过程，还说要到我家给家人打一个私人电话，我说可以，刚刚起步他又转意，说还是到党校的办公室去打好一点，我没有挽留也没有客气。事后20天的月底，我接到降职处理调离党校返回农场。对此我毫无怨言但也不准备接受，因为有这个《自由女神》的照片和底片就给我莫大的安慰和精神鼓舞。
九六年元月八日，我带着这个照片和底片，踏上人生生存的流亡路，一路狂奔由西向东。不经意停留在成都后，时不时的拿出这个照片回味自慰，寻找往昔的激情和岁月，在孤独和迷茫的心灵碰撞中感受炼狱的滋味。在成都我用《民主女神》找到了升华的寄托，找到了知心的朋友，找到了认识她、触摸过她，还深深眷恋着她的那种永远不会割舍的致爱亲朋、信仰同道。
一九九九年五月初，我再次精细放大了一张七寸的《民主女神》，在成都暑袜街的邮政总店用国际挂号，外加一张自由亚洲广播电台听众收听建议调查，合并寄给了电台《不同的声音》著名主持人谷纪柔女士，还嘱托一定要把这张照片转交给刚去美国读书的王丹先生。
想不到奇迹再次发生，所幸灾难没有降临。三个月后，我再一次拨打接通谷纪柔女士的扣音电话，询问她有否收到这个来自大陆的国际挂号。她努力的搜索记忆后给我说：收到了阐述十个最佳栏目和人物的听众建议，但是没有《民主女神》的照片。她也诚恳的说感到诧异，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并说会为这个纰漏进行核实调查。她还帮我分析，也许是其他工作人员没有转给她，我说也许是进步了的大陆邮政，采取了变通的一个花样，通过了他们允许的内容，扼杀了《民主女神》的自由出境。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和谷纪柔女士进行联系，留下一个悬念等待自由的那一天，欢迎《民主女神》能够光明正大的坐落在自己的祖国，惠泽和普照所有关心呵护和喜好捍卫她的众生信徒，让她永远高高的耸立在我们心中，还有我们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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