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8日讯】【津巴布韦（Zimbabwe，又译为辛巴威）】
监狱的恶劣环境让身体消瘦起来特别快。刚进关达（Gwanda）警局的六号房时，我的身体还蛮不错的。可是，我在水泥和铁条组成的那间罐子里，没有食物，只喝了一点水，五天之后我的皮肤开始龟裂，衣服也松松垮垮的掉下来。囚犯用的被缛上面都是虱子。淋浴时候我用掌心从锈水管中弄出来的水，让我患上了痢疾。当时，灯管二十四小时照射，我睡着的时间不超过几分钟。我浑身恶臭。太多的人住过这六号房，以至于墙壁上都是他们留下的恶臭，我现在同样臭气熏人，四周的墙壁也把他们的臭气发散到我的身上。
在穆加贝掌控下的津巴布韦，仅仅到达二十二个小时之后我就被拘捕了。三月二十八日，我飞抵津巴布韦的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约省Bulawayo，原想报导穆加贝毁灭性的政策，其政策使得津巴布韦变成世界上最穷、且最专制的国家之一。
按照（津巴布韦）政府惯例外国记者决不允许入境。所以我只能以游客的身份来到这里，我从布拉瓦约省驱车向南直到大岱克（ Great Dyke）的金矿带。我跟随着几万津巴布韦人，前往马塔贝莱兰省（Matabeleland）的金矿区，由于当地经济崩溃，他们寄希望于这些红色的山丘，能给他们一线生机。而我的目标就是能亲眼目睹今天津巴布韦人民的苦难，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离这一切居然是这么近。
作为一个游客，我原本可以更安全地逗留在北部地区，也就是运动公园和维多利亚大瀑布附近。可是马塔贝莱兰省是整个津巴布韦的缩影。这个地区已有数千平民死于营养不良，几十万人靠猎捕野生动物，徒手采矿来维持生计。当我来到西尼科尔森（West Nicholson ）的金矿镇，我遇见当地一名矿工，并且到了他住处。在我们十分钟中的谈话中，他有几次离开，每次离开一小会。不久，我就清楚了其中缘由。当我刚从他家里走出来，两个便衣警官就已经在外面恭候多时，并拘捕了我。
八十年代，津巴布韦是南非洲排名第二位的经济实体，每年有数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观赏河马，狮子以及维多利亚大瀑布的奇景。津巴布韦是拥有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三百万人口（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可能因为很多人都已经逃离了津巴布韦）的国家，该国的黑人曾享有非洲地区最好的教育和医疗保障。但是这二十年来，穆加贝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权位，结果弄垮了津巴布韦的经济，把国家搞成一个警察帝国。失业率达到百分之八十，生活的质量回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导，津巴布韦的女性预期寿命才 34岁，男性则是37岁，全世界排名垫底。今年二月（2007年）通货膨胀达到1792.9%，预计在年底将达到 3700%（按：现在已经8000%），（货币出现大幅度的无限止的下跌，我们按照常规项目打个比方来说，现在买一块砖头，要比一九九0年买一套配游泳池的三居室住宅还要贵。）
到了这个国家，你感觉自己好像流落到一个连时钟都不转的地方，一切都停在浩劫过后的日子。道路上车辆稀少，道路两边栏杆被连根拔去。店铺的货架空空如也，虚设商品的告示板上价格一天连换三趟。电话根本打不通的，供电也停止了，黑漆漆的厂房烟囱不冒一缕清烟，街上闲荡的人们，无所事事，也无处可去，即便有条路可以通往那里。”人们都吃些什么呢？ “我遇见一个律师，便问他。他答道”问得好！” 。津巴布韦唯一不缺的就是穆加贝同志的头像。那个戴着金边眼镜的小子，高悬在镜框中，仿佛他是在朝下盯着津巴布韦所有的杂货店和加油站，以及政府办公室。当我飞抵津巴布韦的时候，穆加贝同志上了所有报纸的头条新闻，他斥责西方世界，对他的国家玩弄诡计，而在野党们终将受到”惩罚”。几周前，我碰巧在电视上看到对他的生日专访。在他的别墅里面，他说 ” 有人说我是独裁者”，”我的人民说我长得英俊潇洒！” （这间首都哈拉雷的豪宅，共有25间卧房，卫生间全用意大利大理石、上海运来的瓷砖装磺）
我在西尼科尔森和矿工十分钟的交谈，成了我最后的采访。便衣警察把我带到西尼科尔森的警局，在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又驱车往北部，我被押送到关达的省级警备中心。我的押送人员指控我图谋对津巴布韦进行负面报导（似乎拘捕我，就可以迫使我写出正面的报导）。而且他们携有西尼科尔森的警察局长写得一份材料，材料中描述我是”一名参与秘密行动的特派记者 “。
在关达，我受到一连串的探长审问，他们不允许我请律师，也不准许我通电话。他们拥上来，瞅着我，十分冲动。一个人说要”扁”我，其他两人哈哈大笑，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企图要吓倒我。管理我这个案子的探长，报上他的名号 “墨约”（Moyo）, 他向我透露，一旦罪行确凿，将由他指使执行拷打。我被押到检控官的办公室，我被控违反新闻采访和隐私保护法的10章27处的 79和80条，所谓 “没有取得合格证而从事记者工作”，其最大的刑期可判两年。
一个警官质询道”你认为，我可以到你的国家，只为了询问一些事情，任意写些文章么？”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我回答道”没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情，我可以打电话么？”墨约没有理睬我。他的手下看到我这么大胆，简直恼羞成怒。
除了墙壁和铁栏杆以外，这间号房唯一的特色就是地上拴着圆环铁镣。看守所中的囚犯每天早上必须在警官面前列队经过，一个接一个，被审问，被掌掴，被羞辱。有的囚犯被逮捕就是因为他们在森林里猎捕豪猪，或者贩卖汽油，偷窃，触犯这些小罪不过是拼了老命来养家糊口而已。看守所的墙上有一处涂鸦写着”停下来，墨约站在这里。”
不光是囚犯生活在恐慌之中，官衔低微的警官几乎都不曾开口。像墨约这个级别的警官如果没有得到上司的许可，也没权让我上厕所，刷牙齿。”我只不过是一个办事员”。我听到警局的局长说，” 我的上头还有人”，看守们都很害怕他们的上司，所以他们更要确定自己是否从囚犯那里获得了尊重。墨约就认为我要请律师是对他的羞辱。”我也受过教育”，他说， “你不合作”。他办公室的四面墙壁让你很清楚知道，这里的制度把反对党更多视作侮辱而超过威胁。悬挂在墨约的台子上的罪行清单，其中最严重的一条就是”侮辱和危害总统的权威” 。
事实上，津巴布韦的反对党还是很弱小。最大的反对党MDC（”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在2002年达到高峰，在那年的总统选举中，反对党领袖摩根-茨万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得票率是42% ，而穆加贝得票率56% 。从那以后，由于受到政府胁迫加上党内争斗，反对穆加贝的运动江河日下。而穆加贝用毒打，逮捕，枪杀来对付反对党成员。三月十一日，警察袭击了MDC与基督徒组成的游行示威。茨万吉拉伊先生被拘留，并遭到粗野的拷打。自2000年开始，穆加贝又鼓动暴徒闯入白人私有农场（在国内留下来的白人居民有几万人，他们主要支持反对党）。反对党M.D.C 的基层主要在城镇的贫民区，所以穆加贝捣毁这些贫民区，迫使居住在陋室的几百万民众流落街头，背井离乡。反对党号召在四月二日展开全国大罢工，可是许多潜在的支持者都在国外，罢工很难有什么影响。
穆加贝同样也攻击一些长期的海外对手。他说，西方，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正在图谋对津巴布韦进行新的殖民。这种偏执的情绪牵动国家安全机关的每个阶层的神经。探长墨约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大地图，其中用红色标出了”政治活跃地带”，结果红记号几乎遍布了所有的城镇或大的村庄。墙上有一条指令，时时提醒墨约，他的任务就是 “调查所有政治性的案子，镇压所有平民的动乱，收集政治方面的情报”，万一警局受到袭击，甚至备有详尽的处理步骤。文件的字里行间充斥着恐惧和警惕，而我说的每句话都当场被打字记录下来，且一式三份，让我在上面按了五次指印。
墨约好像开始意识到我是不好对付的人，有一天，他说：”这个国家废了”。耻辱加深了他对”尊重”的需要。令他困扰的是，可能将来某一天他要为他主管的案子里滥用暴力事情付出代价。他会说：” 你不能说一切都是反对我的”，穆加贝最主要的伎俩就是确保大多数人怕他甚至超过恨他，尤其超过恨他们自己。
对津巴布韦来说，最苦的莫过于穆加贝的统治看来不会很快结束。我被关起来的第一天，在坦桑尼亚召开了南非洲开发区的政府元首高峰会。这些元首过去的身份都是反抗殖民主义的老战士，例如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其中许多反殖民的支持者都赞同穆加贝把西方国家妖魔化为“种族主义者”。尽管世界各地都在谴责穆加贝所作所为，但是这个大会，拒绝批评穆加贝，而且肯定津巴布韦有权不受干扰。当姆贝基被要求作为津巴布韦政府和反对党之间的调解人时，姆贝基却告诉《金融时报》 “我们是不是做得到，关键还要看津巴布韦的领导人，在这个地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实力去强迫津巴布韦的人民去接受”。次日，津巴布韦的执政党Zanu -PF推举穆加贝为总统候选人参加 2008年总统大选。
为了找到逃往南非或博茨瓦纳的路线，我研究过墨约墙上的地图。让我有点信心的是，我并不是第一个逃离津巴布韦的人。到底有多少原住民离开津巴布韦，还没有很可靠的估计，一些人估算说两百万到四百万。据南非的统计，他们接待了一百万到两百万津巴布韦的难民。名为”小哈拉雷” 或是”辛镇”的城外棚户镇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得遍布非洲大陆。镇内居民讲他们的故事说，为了逃离，他们铤而走险，不顾林波波河（Limpopo River）里有鳄鱼，（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内有狮子，言下之意都是拼了老命。他们解释为什么津巴布韦的复苏将要过很长的时间， “人才都流失了”津巴布韦大主教匹尔斯-恩库伯Pius Ncube（布拉瓦约省一位著名的政府批评人士）说道。 “有知识的人，（比如）医生，律师，教师，全都走了”。通过号房的铁栏杆，看守们悄悄地问我，能否在伦敦帮他们找份工作。
我开始觉得逮捕我的人，还有迫害我的人同样也是受害者，其中很多人都没有拿到薪水。开到布拉瓦约省，表面上是找我的旅馆，其实是他们的购物之旅，五名警官绻缩在一个小车里，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他们在路边各个摊头上找便宜的土豆，又在加油站和提款机前面排队，再去找乡下有信誉的肉店老板，”我不骗你，情况就是这么糟糕。 “，墨约说，”你自己都看见了”。
被囚禁的第五天，我被送上了法庭。途中，墨约带我进了一家咖啡馆，请我吃了自逮捕以来的第一顿饭。让我吃惊的是，这里居然有英式早餐提供：腊肠，鸡蛋，吐司，咖啡。我饥肠辘轳，点好早餐，就找了一个仅仅与墨约的饭桌相连的位子，坐了下来。我对他打招呼，但是他低头回避了。之后又来了一个人，要求和我共享这个餐桌，他作了自我介绍，他是”世界展望会” （一个基督教救助组织）的一个管理者。我问他今年收割的情况如何。他说”收成为零”，”没有农作物，有几百万人正在挨饿，只能靠我们的袋装玉米来维持。”
在法庭上只用了十分钟。我被判有罪。被罚100津巴布韦币，按照目前的价值来算，是半个美分。庭外，有两个身穿西装，头戴墨镜的人，大概是情报（特务）机关的特工，他们看着我离开。尽管当地政府放了我，但不保证我再度遭到穆加贝的秘密警察的审问。我跳上租来的汽车，料想当局以为我会朝南前往南非或者向西前往博茨瓦纳，我就驱车朝北开了三百七十三里抵达赞比亚。一路上车声隆隆。我向左望去，远处，月光之下，那银白皎洁的维多利亚大瀑布已镶嵌在两座绝壁中间。我终于脱身了。
周日，是我在看守所的最后一夜。我正睡在地上，透过水泥墙壁，我听到隔壁牢房传来一曲低沉且和谐的旋律。有男低音，有男高音，还有节奏声。接下来两个小时，囚犯们的歌声响彻整个看守所。这些歌是苦难和忍受之歌，也是美好和不灭的灵魂之曲.
英文：First Person: Imprisoned in Zimbabwe
By Alex Perry / Bulawayo, Zimbabwe
Time, 2007-04-12(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