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岁那年，上小学了。一进班里，同学就开始攀比，比什么呢？比出身！
第一堂课，老师就问，出身好的请举手，我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回到家，跟妈妈一说，她掩口而笑，我又去和爸爸说，他笑出了声。可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
妈妈告诉我做人要老师诚实，不能撒谎，她告诉我的真实出身是“职员”或“教员”。从此我在各种表格上填写这样的出身“职员”，偶尔也会写成“教员”。当时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即不算“黑五类”，也不算“红五类”的不太入流的家庭出身。
我是三年级的时候加入红小兵的，但从小学的二年级起，我就开始做学生干部了。而且，从班委一直做到中队长。
虽然咱家出身并不属于根红苗正，但是我认为挺安全的，是家长给了我一个安全的不受侵害的童年。
上初中了，我的官运还挺亨通，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那是一个相当于国民党所领导的三青团一样的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治性组织。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政治生命到此戛然而止。
上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学校为了备战，要组建基干民兵，我荣幸地得到一张表格填写好，但是，政教处的老师说，基干民兵直接接受区武装部领导，要接受实枪荷弹训练的后备役力量，所以，政审个别严格。我当时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历经多年的“从政”生涯，我觉得我已经是久经考验了，经得住组织的考察。
但是，一段时间后，政教处老师把我叫去谈话，遗憾地告诉我，由于很多原因，我的基干民兵被刷下来了，我想知道原因，但他告诉我，这是组织的决定，不便于我知道。
我想那可能是因为我的身体条件不好，或是社会工作太多。而且，我的性格对于舞刀弄枪的事也并不合适，也就罢了。
但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却并不如政教处老师那样有组织原则。她打定主意要告诉我。
我的班主任老师，三十几岁，长得圆滚滚的。头发总是烫出大大的波浪。我一向不喜欢她，不仅因为她那个颇带资产阶级味道的烫发，也因为她一些做派和习气。
她自然也不太喜欢我，在我入团的审批会上，她还表达了反对的意见，我到今天也觉得能在她的手下当上班干部真是个奇迹。
政教处老师找我谈话后的几天，她召开了由班干部参加的“整风会”，对我所犯错误进行帮教。她手持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小小的《毛主席语录》，有选择地念了几段，就开始历数我入学以来多次不与她合作的种种“罪行”，号召大家对我进行帮教。我自然不服气，据理力争，我的口才在学校里是了得的，我还是学校的理论学习模范，可以想见，和我辩论时她的窘态。每到窘迫之时，她就翻开《毛主席语录》很有针对性地念上一段，最后，对我的狡辩实在忍无可忍了，她大叫一声：“不要再说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出身吗？”
这个从我上学识字以来，学会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自然不会陌生，我回答了她，她嘴角一撇，说：“你？你隐瞒家庭出身。”然后，她回头对其他的班干部说：“你们不知道，组织上刚刚查出来，他的出身，很有问题。”接着，她又问我，“说，你的姥爷在哪里？”
“过世了。”我不假思索地说。
“不对，他还活着。”她大声说。
我奇怪地看着她，我从一出世，就没见过什么姥爷，听说他早就不在人间了，我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能给我鼓捣出一个姥爷来。
只听她娓娓地说道：“你姥爷现在香港。他是1950年逃跑的。”她又对其他同学说，“你们不知道吧，他姥爷是国民党特务。”
我顿觉五雷轰顶，这是真的？我相信她再可恨，总还不至于撒谎，造谣。
我问她：“你怎么知道的？”
她皱着眉头问我，“你还问我？政教处没找你谈过话吗？”
“政教处没说。”
“那就回家问你父母。”
“可以，”我说，“但是，我没搞清楚事情之前，不许你胡说。”我扭头走出办公室。
我先跑到政教处，向主任反映班主任老师的错误做法，政教处老师皱着眉头，没说什么，只说，你先回去吧。
回到家，我向母亲说了在学校里的事，问她姥爷是否还活着，她沉吟一下说，你们班主任说的没错，你姥爷是有问题，但是，隐瞒家庭问题的是我，不是你，因为你只是15岁的孩子，你什么都不知道。如果她用这个理由批判你，我去解和她释。
接着，她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不错，我的外公的确是国民党员，公开身份是天津市党部委员，秘密身份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天津站站长。日本兵占领天津的时候，他在天津负责收集情报，是地下抗日组织的负责人，1944年冬，在天津被日本宪兵捕获，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军队把他北平监狱解救出来。1950年，林彪部队占领天津一年后，他丢下全家人只身从塘沽港登船前往香港，此后只通过别人给家里带来一次口信，再无音信。说我姥爷还活着而且还在香港，连我妈也是第一次听说。
我妈妈决定到学校去一趟。
政教处的老师解释说，我姥爷的事是此次基干民兵政审时，通过有关部门调查出来的。他相信我妈所说的连我们家里人也不知道姥爷的下落。
我妈妈又解释说，不告诉我姥爷的事是为了我的健康成长。不想让我一个小孩子知道，我家有这么复杂的背景。决不是什么隐瞒家庭历史问题。而且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家长都不可能对自己的子女进行这种家庭教育。
政教处老师表示理解，并对班主任的做法和说法表示了批评的态度。
校长找了班主任老师谈话。班主任老师以“隐瞒家庭历史问题”整我企图彻底流产，整风会停办了。
没过多久，班主任老师被调去协助街道搞社会帮教工作。而我除了保留一个班级委员，团组织里再也没我什么事了。
从那以后，我的脑子里被刻上一个烙印，我是出身不好的人，我以后没资格和别的同学竞争荣誉了。同时，我的性格中一种叛逆性格在强化，而且对那些“出身好”，而且喜欢标榜自己“出身好”的人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感和深深的憎恶感。
对那种人的排斥感和憎恶感一直延续到现在。
再往后，我念了大学，开始知道等级制，知道“贱民”这个词，我忽然明白，我曾经也险些被我的班级老师打入“贱民”阶层。也明白了，我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多么的可怕，也开始明白，尽管社会环境如此险恶，但是，人心自有公道和正义，我事实上是被政教处老师和校长们保护了。是他们使得我的少年时代避免经历一段我那个年龄无法承受的噩梦遭遇。
2001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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