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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2日讯】在中国共产党长达半个世纪的一党专政统治下，大陆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被要求与党的最高领袖保持高度的一致，所有的“思想”、“理论”和“学说”都被党的最高领袖所垄断，老百姓都只是一个没有思想和灵魂的“齿轮”或“螺丝钉”，国家机器就成为一个消灭个体的“绞肉机”。从以往的历史来看，中共只要通过一手控制舆论、一手实行“严打”，传统的“愚民”政策就能在普通百姓中收到某种预期的效果；最棘手的是那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不管中共是采取封官许愿拉拢收买，还是进行高压整肃批倒批臭，他们都在“顽强的表现自己”－－维系了中华民族那一丁点尚未泯灭的良知。
毛泽东曾经对压制知识分子使出了浑身解数，早在延安就有所谓的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中共1949年执政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评《红楼梦》，给胡风罗织反党集团的罪名、以反右派运动将全国50多万知识精英打成“右派分子”，有人形容此举是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到毛泽东率领四人帮发动十年文化大革命，炮制了无数“冤假错案”，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在那场浩劫不但首当其冲身受其害，甚至被“一网打尽”。邓小平曾经想“拨乱反正”，对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采用经济上的“赎买”政策，把知识科技视为生产力，但是当他看到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并发出惊人的活力时，知识分子再次成为“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牺牲品，及至“六四”对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用坦克机枪实行血腥镇压。在今天，只要没有向这个专制体制输诚的知识分子，均被中共视为外国势力和敌对势力的代言人，江泽民以“反对‘西化’和‘分化’”为借口，加紧意识形态控制的力度，严密控制互联网，甚至以“抓间谍”的伎俩，肆无忌惮地把魔爪伸向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强大的无所不包的一党专政压迫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中虽然很多人是随波逐流、苟且偷身，成为一具“僵尸”，甚至还出现过一些出卖灵魂助纣为虐的败类，但他们中还是不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仁人义士，挺起胸膛奋勇抗争，使得“董孤笔”、“太史简”的香火不致完全中断。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开放，使得知识分子获得了些微新的安生立命的空间，涌现出一批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王力雄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政治语言小说《黄祸》，以及《天葬》、《溶解权力》和《自由人》等著作，实际上就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权利宣言。
与仅仅满足于“清谈”的知识分子不同，王力雄不但秉持坐而论道的传统，而且为了自由的理想他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家：且不说他为了写作《天葬》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十进西藏”，为了研究维吾尔族他深入新疆甚至被国家安全部门秘密监禁，就是他与中共体制的关系，也是充分反映了他的本色：当初他为了自我个体的真正独立，勇敢走出“体制”，放弃了吃“皇粮”的铁饭碗；如今他为了保持思想精神上的自由，又毅然退出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共“管理”作家的准官方机构，半个多世纪来它也是中共整肃知识分子的帮凶和御用工具，如果以1949年中共执政划线，49年以后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大大的不如49年以前；以最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为例，如果他继续留在中国、作为中国作协的一名成员，他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王力雄为退出中国作协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指出，“80年代，前辈陈荒煤和好友史铁生介绍我进入作协。虽然我从未指望通过作协得到什么收益，但那时至少把成为作协会员视为一种荣誉。”一般而言，“我能理解在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下个人与机构的无奈”。然而，现在“我感觉已经超过了能够容忍下去的界限。那远远不再是无奈，而是抵押掉了所有人格、良知与气节向权力的摇尾献媚。继续成为这样一个‘作家协会’的成员，已经没有任何荣誉可言，只能是一个作家的耻辱。”
壮哉斯言！在王力雄身上我看到了当年鲁迅的风骨，他的行动为中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竖起了一面明镜，唯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具有健全的人格和气节，唯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社会良知的代表，唯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消解共产党专制集权者的天敌。在毛泽东时代，王力雄的这一举动无疑是“自绝”于人民，他就会从精神甚至肉体上被消灭掉，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王力雄乃至更多作家退出作家协会的社会空间，已经客观存在。现在是中国作家们在王力雄和作协之间作一个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凭良知对一党专政的集权政府采取“不合作”，立场鲜明的抵制御用作协，还是寐着良心与中共特权利益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甘心请愿为中共“绞肉机”殉葬。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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