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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2日讯】 7月22日台湾自由时报社论:
十四位国策顾问廿日联名向陈水扁总统提出国是建言，建请陈总统宣示我方愿于“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的一个中国”认知基础上，开启两岸接触对话，就两岸经济互惠交流及其他议题进行平等协商。而起草建言书的国策顾问许文彬并不否认此时提出建言与经咨会即将召开的确有密切关系。许文彬坦承，经咨会将讨论戒急用忍和大三通议题，而起草建言书的原始构想是思考“如何打破两岸现有僵局”，凸显出此一“宪法一中”的建言，意图影响经咨会的动机，而势必与戒急用忍松绑、开放三通的议题，相互呼应，形成经咨会的三大逆流，为拼经济的目标蒙上一层阴影。
许文彬 等国策顾问提出“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的一个中国”的主张，无论就事实或法理而言，都不是一种创见。中华民国自民国三十五年制定宪法，并于次年颁布实施以来，其中虽经多次修宪，增列宪法增修条文，而且目前事实统辖的领土范围仅及台澎金马，与宪法制颁时的“固有之疆域”不可同日而语，却从未更改过国名，因此中华民国简称为“中国”并无不可；再者，中华民国宪法也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故而把中华民国宪法视为“一个中国”的宪法，也没有错谬之处。此所以陈水扁会在跨世纪谈话中提及“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一个中国原本不是问题”。也就 是说，以中华民国的宪法来看，“一个中国”是不成为问题的，但是，在现实的层面上，却有另外一个“中国”，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所以“原本不是问题”的“一个中国”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了。
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一个中国”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是“一个中国”的宪法，问题在于此一个中国非彼一个中国，所以现实上有两个中国，这种“两国论”的事实，绝对不是空喊文字游戏式的“一个中国”可以解决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是一种排他性的主张，只认定它是中央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是以消灭中华民国这“一个中国”为目标，故而，许文彬等人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的一个中国”的主张，既然只是在陈述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状态，又如何能有助于打破两岸的僵局？
其实，中共的对台政策，尽管会有策略上的改变，诸如由旧三句变为新三句，但内在的精神却是万变不离其宗，乃是以消灭台湾为最后的目的。因此，它对台湾未来的政治安排，最高待遇就是“一国两制”，具体内涵就是最近的钱其琛所提出的“继续使用台币、保有军队、单独关税区、保有政府架构、不拿台湾一分钱、不会调动台湾资产、台湾人民保有原有财产、人事自主”等七项。中华民国在“一国两制”中，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可悲的是，部分台湾政客往往只见到中国策略灵活的一面，因此经常自作多情，一厢情愿提出各类主张，例如新党的“一国三制”、亲民党的 欧盟模式、国民党的邦联制，甚至最近部分产业代表所提出的签订五十年和平条约，以及上述的“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的一个中国”等，到头来却都遭到中国的奚落与反对。新党的一国三制即使与一国两制同出一脉，还是遭中国所婉拒；国民党的邦联制固然预设了未来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仍正式表达不赞成邦联制的态度；而亲民党与邦联制类似的欧盟模式更是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至于民进党主席谢长廷曾提出“宪法一中论”与“一国两市”的主张，尽管悖离民进党党纲精神，还是无法取悦中国，入境香港的要求竟遭到无理的刁难。因此许文彬等人的主张既与谢 长廷类似，必然也不为中国所喜，恐将沦落到喃喃自语的窘状。
坦率言之， 中华民国的存在，既是朝野都不敢，也无法否定的事实，则中共的并台野心一日未除，任何承认与维持两岸现状的主张必都无法为中国所接受，此时在两岸关系上多言无益，实在不必分心于此等徒增国内纷扰的事务之上，才不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内耗。台湾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挽救日益衰退，不断向下沈沦的经济，经咨会的召开，正足以反映情势之危急，有待朝野同心协力，不能再旁生枝节，抵销全民的努力。然则令人忧心的是，台湾经咨会的筹备过程中已出现一些警讯，诸如有人意图以政治力干预经济的运作，再将台湾遭逢的经济困境，倒果为因的归咎于两岸未能 直接三通，以及戒急用忍的坚持，如今更加上有人打着“一个中国”的旗帜，在会议内外造成杂音，恐将扭曲经咨会救台湾经济的宗旨，而变成一场政治角力与为中国宣传的大会。
当前台湾的经济困境，系导因于国际经济的不景气，以及产业资金的外移。经咨会的召开固然无力解决国际经济的不景气，但至少可以提出改善国内投资环境，让企业根留台湾的建议方案，因此朝野应该集中心力于国内的相关议题上，相互激荡出智慧的火花，而不是掉入两岸关系的陷阱，始终无法自拔。“一个中国”是一道无解的历史问题，而救经济则是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如果台湾朝野舍现实不问，而生活在“一个中国”的幻觉之中，把三通与戒急用忍的松绑当作仙丹妙药，这是何等愚蠢的作法与心态！(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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