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1月23日讯】一
13岁的陶中林和陶冲，12岁的陶中井，11岁的陶中红，9岁的陶波，你们的孤魂在四野飘荡了整整7天了。按照中国旧俗，四处飘荡的魂灵，你们今天该回家探望一下，在此后，你们就一路升天，再也不用回望一眼这让你们感到彻骨寒冷的人世了。
我很难想像，当你们回家探望，还有什么可值得最后留恋之处。这个世界留给你们最后的记忆是冰冷的。在垃圾箱里，火光点燃的最后温暖伴随着呛人的浓烟，一种叫做一氧化碳的物质，就此将你们弱小的身躯送到了天国。你们最后一点对于尘世温暖的渴望，终于让你们送了命。你们那瘦弱的身躯，终于挡不住夜晚的阵阵寒意了么；你们终于像一个个羸弱的小人而非强悍的小兽，不敌自然的层层剥蚀了么。
我想，你们在人世之中的这十年左右的光景，或许不全是坏的。比如街边流荡的日子虽然零落，但同伴之间好歹也会有戏谑打闹，偶有讨来的食物几个人分享，也算孤寒生活中的美味。走出山坳中的土坯房来到城镇，街头飘过的面包香味，玩具店里叮叮当当的风铃，以及小店里传出来的俗套情歌，也许会带给你们与寂寞山居不同的新鲜感。阳光晴好的日子里，没准当哥哥的陶中林会哼哼一两句，为尚未开始的年少人生伴奏。然而，你们的人生，却如此寒光闪闪、遗恨重重。上天虽有好生之德，但尚不及你们弱小的身躯。你们惊悚离开的方式，就像留给这个有罪世界的耳光，敲打着每一个人。
你们的父母，是不配做你们的父母的。我知道你们不会怪他们，但他们把无辜的你们不假思索地带到这个世界中来，却不尽父母的义务，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打工，一年难得见上一两次；对你们的学习，必定是不闻不问。我猜，父母有可能常常吵架，甚至连架也可能吵不起来——或许根本就不在一处打工。他们活着，仅仅是活着而已，吃饱就是最大的梦想了，孩子根本无暇顾及。猪一样的人生，在中国这个国度中过去曾经处处可见，如今人数虽然少了些，可还是——如你们所亲历，倒霉的孩子——你们的父母就是了。他们上不敬事他们的父母，下不抚育他们的儿女，在他们仓皇的一生中，他们只用他们的身躯做了城市增长的添加剂，而后待血汗不出之际，就该是他们去见你们的时刻了。那一刻，他们会哀叹他们作为工具而非人的、不自主的一生吗？
很多人说，这些父母是没有选择的。我知道。我来自农村，若不是当年高考侥幸，我何德何能能够在电脑前轻飘飘地指责陶氏父母？我有何资格非人性地要求他们呢？当他们在深圳的垃圾堆中逡巡，在富士康的机器前辛劳，或者在餐馆中端盘子十多个小时之后，人都瘫痪了，哪还有力气去抚育子女，甚至有心思给他们打个电话？温柔，怜爱，慈柔，陶氏父母在年少时也没有享受过。他们的父母待他们也不过是养猪一般养大——面对这些不过与我同龄、甚至有的可能还小几岁的同龄人，我何能谴责他们呢？我又岂能不知，在这个叫做中国的转型国度里，作为一具具农民工，他们只有劳作的价值，而从来没有享受过上来自父母、下来自同胞、中来自口称为他们服务的政府的点滴温暖？
然而，为人父母，尽力总是应该的。然而，陶氏父母啊，我的兄弟姐妹，你们，就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孩子，走上了绝路。
二
孩子，这个叫做中国的、正在崛起的、有14亿人的国度和政府，欠你们的。你们的父母，父母的父母和你们，在这个国度中，未曾得尝作为一个人应得的公平。你们的父母和你们，仅仅作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中的一个不起眼的数据的小数点而存在，从未得享过一个公民、一个人应有的待遇。你们的父母在城市中挤公交车会遭受白眼，他们没有户籍，无能将你们带入城市之中生活；他们的工资水平，也远远支付不起你们在城市中受教育的价格。当这个泱泱国度崛起的时候，你们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经济增长的贡献者而存在，一如秦始皇的臣民除了作为战争的机器，就是作为生产工具而存在一样。当城市和政府卖光了城市周边的土地，开始觊觎农村广袤的田野之时，你们的身躯搭进了增长的叙事还不够，还要拆光你们的房子；拆了你们的房子，将赤贫的你们驱赶到城市之中，美其名曰给你们均等化的市民待遇——事实上，他们不过瞅上了你们的土地，一如光鲜的重庆叙事中所呈现的。城市之中哪里一下子会涌出那么多的就业岗位来呢，当这些失去了土地和房屋的农民被野蛮、被动地驱赶到城市之中，等待着我们的，会是比陶氏儿们更惨烈还是更绵长的叙事？
英国工业化的斑斑血泪，美国黑人运动解放的漫长历史，给了无数“国情”研究者一再的口实：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需要代价的；转型过程是漫长的；民主和公平也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权利只是自然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以及自由权，不包含福利制度——在一个存在等级制度的社会中大谈限制条件下的自由、而不对自由的条件作出审查，是多么多么滑稽的一件事啊。
甚而，在那些城市化的开发者眼中，民众是无法为他们自己的命运自我做主的——一个号称敢言的开发商就曾大言炎炎，说农民一旦拆迁有了钱就胡花，对农民们不是好事呢；一位研究民主制度长达5年的高层幕僚，谈最新一轮的城市化，就称应当消灭农民让农民进城，而将土地留给农场主呢。问题是，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做城市化中的公民，以及自己土地的主人？如果可以拥有均等化的公民居住自由和平等的受教育权，陶氏五儿的悲剧是不是就可以减少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农民不可以将本该属于他们的土地，依照休谟的“添附”原则，将收益、抵押、处分的权利充分实现，从而让城市化按照农民自己的意志展开？农民如果可以将孩子带在身边教育，或者手中有了土地这个可以变现的资本，陶氏儿，你们或许就不用流落街头了呀。即便陶家父母短视，将土地卖了以换取孩子们受教育的资格，哪怕是一座取暖用的房子，即便一代受益，对陶氏父子们来说，又有什么坏处呢？至少留了几条小命啊。
可是，以城市为核心的政府，现在还不会这么做。最合他们心意的，我猜测就是将农民驱赶进城，却缓慢地、有条件地将这个国度中的公民一员的农民，接纳进城市的怀抱之中。同时，他们更不会允许、也很难想像，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土地的主人，从而让农民像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一样，拉动这个国度的经济健康增长，并与人的尊严和自由一起，共同自然生长。
三
孩子，你们所离开的，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已经疯狂了。权力的每一部分都已经失序了。当你们死亡之际，在你们离开的6天后，权力的每一个细胞仿佛才缓慢地反应过来：地方政府开始迟钝慌乱地反省，教育部门开始问责，民政官员忙着补差，警察开始推诿，果不其然，他们最后都称，这是一个“意外”。恐怕那些因此而丢官的基层官员们还有几分委屈呢——只不过是走路倒霉，碰上了死孩子罢了。
这个张皇权力的每一个神经末梢，都视他们本该服务的对象为对治的源泉，从来不曾，将你们当人一样看待。最后，席卷这每一寸神经末梢的，会是人和人的战争吗，还是将沦为兽与兽的惨烈对抗？
去寻访的记者，将碰见让人心惊胆战的、大片大片的贫穷。在只有锅碗瓢盆和一张床的孤寒中，GDP增长的意义仿佛又有了合法性。生存权高于一切的猪权，不仅给了官员卸责的理由，也给了无数关心这些留守儿童的人们一记耳光。我们无能将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拽出穷困之中，面对穷困，什么样的说辞似乎都显然飘飘然，就像我此刻写作时的心情一样。
只是，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之中，我仍然，为你们，陶中林，陶冲，陶中井，陶中红，陶波，感到一重又一重的痛惜。
这个世界，不全是你们所遭遇的那样，如此寒冷、孤独。你们不曾作为人像样地活过，可是，这个世界仍然是有人的，即便在这肮脏混乱之中。此前，也有好心人将你们送回，然而山居生活实在太没有诱惑力了，于是你们再次出走。你们十多年的遭遇中，除了物质匮乏，尚有惊人的精神匮乏，以及，爱的缺失。你们急忙忙地赶赴这个物质世界的盛宴，尚未品尝一点点生命的甘露，就这么匆匆地走了，好遗憾！
这个国度除了失序的权力和野蛮的生长，许多美好的事物也仍然在复苏之中。被人指摘的自私的中产、冲口一怒的公知，贪婪的工商阶层，以及身处污浊之中的官员们，皆有处处伤痕，皆有自私自利短视的毛病，也皆有从任何一件事情中牟利的冲动。然而，这群人仍有人性。我不知道，同行邓飞倡导的午餐，是否也抚慰了遥在毕节的你们，然而他们仍将一粥一饭的温暖传递在路上；我不知道，记者刘刚所摄的你们凄寒到让人落泪的房子，会不会引致慈爱的帮扶之手，但我想人与人的温暖仍然可以在这个兽性的世界中存在；我不知道此前研究留守儿童和城市化问题的报告，有多少仍然在政府的橱柜里束之高阁，但我想，但凡有一点人性的人们啊，你们会睁眼看看吧，这是一群又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啊，他们的数量有8000万之巨，他们和城市中的孩子将一起进入未来，我们如何将这些没有爱的孩子带入到未来之中？
我诚然知道，这是一个爱无能、恨无力、人人自保跳船的时代。仓皇的城市白领自顾不暇，鼠窜的官员上下腾挪，商人们捞完了就走，被拆迁的人们则在寒风中捱过一个又一个寒冬。可是我的同代人啊，你，和我，我们，而不是上一代，那些失去了青春的老人们，和下一代，这些躲在垃圾箱中的陶氏儿，才能一起塑造、改变、呈现这个肮脏、繁荣、无序混乱国度的未来。如果我们不承担，如果我们不正视，如果我们不去改变这显见的不公，如果身强力壮的我们尚且不能寻求一点人的尊严和自由，一代又一代，如何是个了局呢？那繁荣的未来之上，又要搭上几许陶氏儿的弱弱身躯？
2012年末世的这个冬夜，我写下这样的字，不单作陶氏五儿头七的祭奠，亦权作一己的救赎罢。苍天不言，以万物为刍狗；惟人可悯，惟人性的凿子可凿却厚厚的兽性盔甲，而将人，带入人的文明之中。
刘彦
2012.11.22凌晨
—摘自刘彦博客
（责任编辑：刘晓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