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22日讯】（新唐人记者谢宗延、陈修文、林丹报导）如今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人们足不出户地就可以获得异国他乡各种各样的信息。而媒体和网络就是我们认识事物，获取信息的媒介，世界各国正是通过媒体和网络向人们展示着他们各自的魅力。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媒体和网络有时又是我们认识事物的迷障。有这样一个成语叫“云遮雾罩”，通常用来形容一个物体被云雾遮挡，使人视线模糊，无法看清。如今用它来形容中国的媒体，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一个看似开放的中国，却始终被神秘的云雾笼罩，使人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使整个世界都为之困惑。而这层神秘的云雾正是由于中共当局对媒体和网络的严密控制产生的。
2005年5月一部揭密中共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中文新书《雾锁中国》，由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出版。而该书的英文和日文版已先期发行，普获各方好评。这是继《中国的陷阱》之后，何清涟女士的又一力作。今天我们就请何清涟女士和我们谈谈她的新书《雾锁中国》。MP4下载观看
旁白: 何清涟，湖南邵阳人。一九七九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一九八三年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一九八八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她曾执教于湖南财经学院和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并曾在《深圳法制报》社任职。
何清涟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代表作有《人口：中国的悬剑》、 《中国的陷阱》、《经济学与人类关怀》、《我们依然在仰望星空》、《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等著作。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四日何清涟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五十位“亚洲之星”之一；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她被‘三联生活周刊’列为影响中国的二十五位时代人物之一。
二零零零年何清涟因在《书屋》杂志上发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遭到当局整肃。二零零一年六月她被迫离开中国。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任纽约中国人权高级研究员。
记者：我们想知道您是怎么开始，对中共媒体控制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的呢？
何清涟：其实非常简单，是从我自己亲身经历出发。我记得尼采说过这么一句话：有的人是将自己的伤痛化为哲学，有的人是将自己的富足化为哲学。任何一个学者他在研究中，一定溶注了自己的生命体验。我觉得这本书也是我的生命体验。
我在媒体工作过了八年，在这八年中我在我们报社几个部门都做过部门主任，对于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如何监管，还有媒体如何“自律”，我都是非常清楚的。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很想把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那个前台内幕都写出来。但是在中国没这个条件。可以说在中国任何人都没有胆量敢写这本书，写了肯定是死路一条。所以我有这个想法，收集了资料没动手。
可惜我在国内收集的很多资料后来都被国安部拿走了。我是出来以后再重新汇集资料，把原来丧失掉的很多资料，又想办法陆陆续续地找回来。到海外来以后，我就申请了一个课题，为《中国人权》写《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那么当时搜集到了两百多万的资料，几十部法律。“研究报告”只有九万多字，只用掉了一点点。
我觉得还不够生动。所以正好就是日本就有一家出版社跟我约稿，想出这本书。那么我就跟他们说，要他们等我半年，等我有时间把这本书修改一下，再充实一下。所以我就在九万多个字的基础上就写了这本书《雾锁中国》。结果这本书在日本卖得挺好。
我一直想出一个中文版，但是你也知道在海外出中文版是很困难的，出版社又少，而且有的出版社它也不一定就喜欢出。正好台湾有一位政治学教授叫明居正，不知从她哪里拿到了我一本“研究报告”──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他觉得很好，回去就送给了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张锦华。那么张锦华女士看到以后就跟我联系，她说她个人想出钱印三百本。 我跟她说你不印啦，也不用出钱啦，我说我把我一个二十多万字的修订版给你，你到台湾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家出版社。她结果就去找了，这是她找的第一家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总经理黄先生，有一天就给我打来电话，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就很高兴的告诉我说，他们要出这本的书。他说，他们送给十四位专家评估，包括研究大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新闻的都有。结果大家一致都说要赶快出，说是对研究中国很有帮助。我就也跟他说，请你们等半个月，我说我把这一年的发生的事情再摘要补一些进去。 然后就为台湾版的写了一个《中国传媒市场化的迷失》作为“前言”，结果五月底出版，卖到七月初就说第一版两千册已经卖完啦。 那么在台湾那么一个很小的地方能够销售到这样子，应该也算是不错的业绩。 反正他们都认为是一部了解中国大陆很重要的书。
记者: 那您这本书叫《雾锁中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何清涟：这个名字考虑了好久，“研究报告”的名字叫作《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但是我在心里想要成为一本书吧，总还得要生动一点，不能太干巴巴了。那么我在心里想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让大家雾里看花，看不清中国的真实面目嘛。所以才想了这么一个名字“雾锁中国”。
那么我的“序”也就叫作《云遮雾罩的中国》，这又是从我自己跟很多外国人打交道中引申出来的。因为很多外国人根本就对中国不了解，刚到中国或者在中国生活过几个月、一年、两年的，总是对中国充满了赞誉之辞。我跟他们打交道打得太多了，所以后来我发现一个规律，他们到中国生活得越久，也就是说笼罩在他们眼前的迷雾越薄了以后，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就不一样。
我说一个例子吧。美国有一个教授，他是第一个将中国的村民选举，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美国的一个政治学的期刊上，在香港我碰到她的时候，我问她对中国的感觉怎么样？她告诉我说，第一年我去中国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好，她说，我学会了包饺子，学会了包汤圆。 她说，找了一个中国男朋友，也就是我后来嫁了的丈夫。她说，我那时候觉得我很了解中国。 我问，那么你这种感觉持续到什么时候？她说，它一直持续到跟我的丈夫结婚三年以后。她说，我这时候开始发现我其实不了解中国。中国有太多的东西和它展示给外人看的不一样。
比如，她说，在中国读报纸，她就看不到中国的报纸对中国有什么负面的批评，都是讲中国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好，领导视察什么地方，如何关心民众，民众又如何对领导的视察关心表示感谢啊。她说，好像政府和民众的关系非常和谐，经济状况也非常好，老百姓也对这个社会状况非常满意。她说，但是我在中国和他签名打了一点交道后，我发现中国人爱发牢骚，然后我就知道他们其实对中国的现状有很多不满，但是这些东西在媒体上的根本就不一样。她说，她印象最深的是她在一个大学教书的时候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对中国的现状有很多不满，但是她在媒体采访的时候，却说满意极啦。我就问她为什么你在媒体上讲的跟私下讲的不一样？她说，媒体上怎么能像我们私下的谈话一样呢？ 所以她才知道原来媒体上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然后，她就慢慢地观察，她才发现到中国一定要深入了解，最开始你的眼睛是蒙住的，不是别人蒙住你，而是她说中国的媒体不透明，还有就是中国政府向外面的那个宣传，就构成了一种厚厚的浓雾，使人看不清楚。
另外一个美国人，也是长期在中国待的。他就说中国像一个“万花筒”，你在那个“万花筒”里看，它能变化出很多花样，但那不是真实的中国。（待续）
